“一试奔驰天下士，三年冷暖世间情”；“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两句诗道尽了古时万千士子对科举的复杂心绪。被称为“抡才大典”的这项人才选拔制度，让多少人在悲喜之间辗转。由于科举最高等级的会试、殿试，多在京师举行，拥有八百七十多年建都史的北京，自然成了科举取士的中枢所在。八百多年间，这里遴选出二百余名状元，近五万名进士，何其壮哉！

金代科举门

　　欲知史，文物佐证不可少。位于朝阳区高碑店的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共收藏科举文物一千余件，其中木石匾额六百余方，含明清32名状元题写的四十余方匾额。

　　关于科举，国人一度抱有太多误会与偏见，言必称范进、孔乙己，把它与落后、黑暗联系到一起。其实，当时间来到科举制终结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理性代替了激愤，其本来面目才变得清晰起来。“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一种制度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过官僚政治、文化教育、文学风尚、心理习俗以及社会历史进程了。”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刘海峰在其新书《正说科举》里这样界定科举制：科举与中国1300年间大部分精英人物和所有地区密切相关，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知名学者都属进士出身。

　　科举取士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无数寒门学子凭借科举改变了命运。随之而来的是对取得功名的士子用匾额予以激励奖赏，使匾额用量大增，又催生出科举匾额这一匾额体系中的支系。

　　“想当状元郎，先到励志堂。匾额长又宽，国学里面藏。”如今在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内看到的展陈石匾，多为南方民间的石匾，在北方见到十分难得。这些石匾里，最为著名的一块就是明朝永乐年间的“状元及第”石匾。这块匾额由老状元曾棨（qǐ）（1372-1432）题赠新科状元萧时中(1383-1425)，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需要知晓的是，古时只有三种人够格题写“状元及第”匾，分别为皇帝、老状元，以及新科状元自题。

　　于2021年收藏入馆的“諼景增荣”匾，系广西状元刘福姚为母亲九十一岁贺寿所题。“諼”乃通假字，同“萱”，萱草常被拿来形容伟大的母爱，是以此匾体现了他孝母恋乡的情怀。这件匾额长423厘米，高167厘米，为迄今国内发现的最大的状元匾额，被称为“状元匾王”。

　　不过，若论馆内镇馆之宝，还得属一座汉白玉石雕牌坊“金代科举门”，原因有二：第一，它是金代遗存（其雕刻及纹饰属辽金风格），是馆内收藏里年代最为久远的；第二，就是中间那方小额上所提刻的“科举门”字样。据了解，以前的贡院考棚、州县府学、文庙等考试及教育场所，都立有这类象征意义的牌坊，但是在正中所刻文字一般为“禹门”或“龙门”，唯独这座牌坊正中所刻文字为“科举门”。其主题鲜明，反映彼时人们对实行科举制的拥护与期待。从外观上看，此坊中央为雄鹿头顶火珠，两侧高纵灵云，灵云后蹲坐瑞兽，最外侧凸雕鳌头，意寓跨进科举门，将会拥有福、禄、寿，并将独占鳌头。

　　科举考试不仅是饱学之士文才的较量，同时也是一场场书法竞技。文章再好而书法不入流，很难被录取，而中进士当状元则更不可能，书法之优劣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从另一个维度看，科举制对中国书法艺术起到普及和提高的作用。”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副馆长韩晓燕介绍说，馆内榜书艺术厅所展陈的匾额都是非学位类的戏楼匾和祠堂匾。“这里也是来馆内游学、参观的孩子们爱逗留的地儿，赏字临摹。”在她看来，身为一家民办博物馆，惟有做好经营才能持续走下去。

　　姚远利是这家于2008年正式成立的博物馆创始馆长，如今年近八旬的他最初志在古砚收藏，后来专注于科举匾额。多年来，他投入了数千万元资金，逐步建成了这座占地三千多平方米的博物馆。“老一代藏家把大笔资金投进去了，身为‘馆二代’也是‘创二代’，我们的任务是为文化展品赋能商业属性。”韩晓燕透露，今后有意引入“超市文化”理念——参观者来这里就像逛超市一样，只不过选购物品是为了满足精神层面的消费。“不是捧着金疙瘩等客来，还是要回归到生活里来。”她举例说，在这里深度观摩、研读展品后，可以扫码购买名为“状元”包子、“状元及第”生日蛋糕之类的伴手礼，增进展馆与参观者的黏性，实现“博物馆满足了我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