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律是秦代法律的总称。秦律的起源，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商鞅以李悝（kuī）的《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成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而秦并六国过程中，又将各国法令条文、理念吸收为己所用，几经修正，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秦律涵盖了刑法、民法、商法等多个领域，内容涉及军事、外交、皇室警卫、社会治安、商业、金融、手工业、农田水利、司法诉讼等各个方面，可谓“事无大小皆有法式”。秦祚虽短，但秦律在立法精神与制度创新上展现出了一定的开创性，其在专业术语构建、刑罚原则确立、司法程序完善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奠基意义，所创制的法律概念、审判流程等，对后世法律制度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是我国古代法制传统的重要体现。

　　从秦律创制的过程来看，其根基深植于秦人数百年的生存实践。秦人早期生活于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又“迫近戎狄”，过着游牧生活，“以射猎为先”，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及生活方式，使秦人形成了以游牧、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习俗与西戎无异。他们将在自然环境中塑造的生存法则、生活经验凝练成维系群体的规则，并在后来展现于秦律之中。例如，牧民用火烤马车辕木除虫的经验、狩猎时“虎未越界不可追”的生存经验，后来都演变为狩猎法规条文。又如，当游牧转向农耕，《田律》用“阡陌”划分耕地，兼顾集体协作与个体耕作。出土秦简显示，秦律既规定了“每百亩交三石草料”的农税，也保留“母马春冬休牧”的牧业传统，展现了法律与生活的深度互动。

　　秦统一后，在推行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政策的同时，也推行“法令由一统”。秦律的开创性，首先表现在对法律名词、术语及原则的创制上。在法律名词和术语方面，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相当一部分内容通过自设问答的形式，对于法律名词、术语进行解释。专业术语的出现，是为了法律规定的严谨严密，其具有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秦律的成熟程度。例如，秦简中“同居”概念不仅限于其字面含义，而且特指“同户籍者的连带责任”，界定了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涉及罪与非罪及是否要负连带法律责任等法律问题。汉代将其扩展为“同财共居”群体，唐代发展为不限户籍的广义概念。又如，秦律中的“自首减刑”“同居相隐”“诬告反坐”等术语，对后世有较为深远的影响。在法律原则方面，秦律确定了关于责任区分的原则，将连带责任细化为三类，即知情不报（如发现谋反不举报）、协助犯罪（如提供作案工具）、纵容犯罪（如官员包庇）。云梦秦简盗牛案判决显示，提供绳索者与盗牛者同罪但量刑较轻，这种“主从有别”思想与后世的共犯制度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在秦律的指导下，秦代司法体系得到创新。秦代的司法体系有三大特色：司法文书化、司法官员职业化以及从司法实践中产生的传统律学。秦代行政运作高度依赖文书，基层政务如降雨量、庄稼长势都需书面汇报。《内史杂》明确要求下级官府对上级官府的行政请示行为也“必以书”，禁止口头请示：“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上级官府对下级官府的行政命令、教戒、文告也是以书面的形式。这也延伸到了司法领域。一方面，诉讼必须提交书面诉状，提起诉讼者必须具名，否则将构成“投书罪”。另一方面，审讯过程包括是否采用刑讯手段也应加以文字记录。“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治（笞）谅（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毋（无）解辞，治（笞）讯某”。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实际上就是司法文书的制作要求、方法和范式，涵盖案件调查、审讯、判决各环节规范。

　　秦代建立职业法官体系，奉行“以法为教”的治国理念，将通晓法律令作为官吏的选拔条件和考核标准。中央设廷尉掌刑狱，“掌刑辟，有正、左右监，秩皆千石”。同时，在司法审判领域，秦律要求断案必依于法，“不推绳之内”“不缓法之内”，并针对司法官员设立了相应罪名。例如，“不廉”，即知道某人有犯罪行为而不敢论处；“纵囚”，即应当论罪而故意不论罪，以曲解案情，故意使犯人够不上判罪标准；“不直”，即罪应重而故意轻判，应轻而故意重判；“失刑”，审判案件时误判刑罚。这些罪名主要是为了规范鞫狱行为，客观上也要求司法官员精通法律。

　　为统一法律适用，秦代出现了律学。律学是我国古代解释法律的专门学问，是我国古代法学的集中代表，也是中华法文化的独特内容。伴随着秦律具体原则或法条的不断确立和完善，律学也随之出现，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解释具体法律规则和法律名词术语，使法律条文更加明确、表达更为精准，不致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歧义。《法律答问》作为官方法律解释文件，采用问答形式解释法条，如通过区分查获匿名信的不同处理方式界定“投书罪”，通过具体案例说明“加罪”的量刑标准等，是秦代律学成果的表现和律学出现的标志。这种解释方法既能规范司法实践，也进一步推动了法律术语精准化。

　　秦律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但也存在明显历史局限。一是地域文化的深刻烙印。例如“祠未阕”“盗埱厓”等罪名，“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刑罚名称，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适用范围有限，在魏晋社会变革后逐渐消失。二是立法技术比较原始。一方面，法律条文缺乏统一规范，条文的语言不够规范严谨。另一方面，秦律多以单行法规形式存在，呈现“因事而立”的松散状态，如睡虎地秦简《效律》《田律》《仓律》《金布律》等既无固定编排顺序，也缺乏系统关联。三是刑罚种类繁多，手段残酷，奉行重刑主义，这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作为早期的法律探索，它既承袭战国变法遗产，又为古代封建法制的发展奠定基础，其成败得失为后世法制演进提供了珍贵镜鉴。

　　（来源：《学习时报》2025年4月23日，第3版；作者：闫晓君；图片来源：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