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当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战火蔓延至华南，偏居一隅的香港成为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文化桥梁，也成了爱国知识分子隐蔽而坚韧的抗争阵地。在这片被英国殖民者统治的土地上，一位出身台湾爱国志士家族的作家、学者——许地山，在1935年至1941年执教于香港大学期间，以教育为根基、以文化为武器，构起一道独特的精神防线。这位以笔名“落华生”和散文《落花生》为人熟知的著名作家，既是课堂上的学者，也是秘密抗日活动的组织者；既是抗战文学创作的实践者，也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塑者。这位跨越海峡的知识分子，在殖民地的夹缝中，以文化之光照亮民族救亡的征程。

  血脉里的抗日基因

  许地山原名许赞堃（kūn），字地山，笔名落华生。1893年生于台湾台南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是清代台湾33位科举进士之一，更是甲午战争后台湾民众抵抗运动的领导者。

许地山

  1894年甲午战败，清廷于次年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台湾民众“哭声达于四野”，誓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时任台南筹防局统领的许南英，毅然投笔从戎，率领义军在新竹、台中一带与日军血战。据《台湾通志》记载，许南英组织乡勇在彰化八卦山阻击日军，后虽因为武器落后居于下风，但其英勇壮举，已成为台湾抗日史上浓墨重彩的重要篇章。

  1895年，面对日军的悬赏通缉与殖民统治的多重压迫，许南英不得不散尽家财，带着许氏家族内渡大陆。这段颠沛流离的抗日经历，不仅刻进了许地山的童年记忆，更成为家族代际传递的精神基因。许地山的第一任妻子林月森是台湾抗日志士林祖密的妹妹，而许氏家族与丘逢甲、汪春源等内渡爱国人士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这些内渡家族，构建起一个始终心系台湾回归的跨海文化圈。

  辗转流离、四处奔波的许南英，希望子女们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去外面闯荡。而出外闯荡、增广见闻的最终目的，是进一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这样的家训，也深深影响着许地山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抗日行动。

  青少年时期的许地山，亲历了国家破碎的切肤之痛。他在自述中写道：“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安枕。”这种忧愤，不仅源于家族记忆，更来自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深刻认知。比如许地山早期作品《黄昏后》的主角关怀，在甲午战败后心灰意冷，带着两个幼小的女儿避居硇（náo）洲岛，没料到该岛竟然又被法国殖民者占领。这个虚构却又真实的情节，正是许地山少年时代目睹列强瓜分中国的心理投射。小说的主角除了深情地思念亡妻，也时刻直面被列强殖民的羞耻和家国破碎的隐痛。许地山满怀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悲愤，有意识地透过历史场景，叙述甲午战争带给同胞们的伤痛，也让读者明白：当一个民族连脚下的土地都守不住时，所谓的避世“安枕”，不过是自欺欺人。

  对帝国主义的警惕

  1917年，许地山赴北平求学，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同时与燕京大学进步学生瞿世英、北京俄文专修馆的瞿秋白、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等人志趣相投，结为莫逆之交。1919年11月，许地山与朋友创办《新社会》旬刊，以笔为刀，解剖当时的社会弊病。

  从燕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许地山又继续在该校攻读比较宗教学。1921年，许地山和郑振铎、王统照、茅盾、叶圣陶等人共同发起了“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文学，是新文化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

1920年5月，许地山在《新社会》杂志发表文章《“五一”与“五四”》。

  1923年起，许地山先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横跨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与文学。异国的求学经历，丝毫没有动摇许地山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反而增强了他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

  1925年2月13日，北京《晨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劝华商勿参加不列颠帝国展览会留英学生之意见》的文章，“许赞堃”的署名也在其中。文中，许地山与几位留英学生直言不讳地批判展出殖民地土特产的英帝国展览会，认为那不过是“夸耀帝国主义”的展览。而香港华商却争相报名，浑然不觉这是被殖民者对宗主国的拙劣谄媚。许地山与众留学生呼吁同胞：莫要为了一时虚荣，成了帝国主义炫耀暴力的工具。

  许地山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不仅针对英国。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殖民政策，许地山更是深恶痛绝。1930年，蕉农（宋斐如）翻译日共创建人山川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许地山为其写序。在序言中，许地山掷地有声地说：“我们不要忘记汉族底子孙有一部分已经做了别族奴隶，做了所谓被征服的劣等民族，做了亡国奴！这一部分中底最大部分便是台湾人！羞耻和悲愤应当时常存在住在中国底任何国民底心里。” 在序文中，许地山详细说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没有参政权，也没有平等教育权，并大声呼吁全体中国人民关注台湾的苦难。而为了支持台湾的抗日力量，许地山在燕京大学期间也秘密参与台籍人士陈其昌、谢南光、翁俊明等人组织的抗日团体，与台湾同仁们共同谋划让台湾回归祖国的路径。

  许地山与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等人交情深厚。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他们就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是志同道合的患难兄弟。许地山更与瞿秋白合作，创作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革命歌曲之一《赤潮曲》：“猛攻，猛攻，搥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还创作了爱国歌曲《卫护我中华》，强调要永保先人功业和民族光荣。这些实践表明，许地山的反帝思想已从文化批判升华为行动号召——不仅要揭露侵略者的暴行，更要用各种媒介与渠道，唤醒人民群众的反抗意识。

  1927年，许地山学成归国，在母校燕京大学任教。之后陆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兼课，受到青年学子的热烈欢迎。1935年，许地山在燕京大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当时的平津遭受日军铁蹄践踏，笼罩着血腥恐怖的气氛。8月1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同胞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拯救民族危亡的主张。许地山和许多进步人士奋起响应，坚决拥护。

  许地山还时常在救亡会、演讲会上为学生分析局势，讲解学生运动应有的方向。然而这些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行为，让许地山被当作异己，遭到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等守旧派人士的排挤，最终被解聘。

  此时，香港大学登报招聘中国文学教授。许地山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英国牛津大学取得学位，研究领域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与考古学，拥有丰富的海内外学术人脉；而他幼年随父抗日辗转四方，能说非常流畅的英语、粤语、国语、闽南语，在香港教学、生活完全无障碍。香港大学文学院也正需要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来执掌。于是，经胡适引荐，许地山在1935年9月1日抵达香港，前往香港大学就任文学院院长，开始进入香港文化圈。

1935年9月，许地山与夫人周俟松摄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办公室露台。

  夹缝中的隐蔽抗争

  香港在1841年鸦片战争后就被英国殖民统治，岛上同时存在多重政治势力。英语是当时香港的官方语言，中文被视为“土话”；教育体系以教会学校为主，课程中充斥着对殖民历史的粉饰；更关键的是，港英政府不愿对日本采取敌对姿态，抗日活动难以公开进行。但许地山敏锐地意识到，越是这种被殖民统治的地区，就越需要努力延续中国文化的火种。

  就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后，许地山做的第一件事是“拆墙”——拆除殖民教育的思想围墙。他考察之后发现，港大的中文教育仍以八股文为主，课程设置脱离现实，学生对中国历史与民族命运缺乏具体的认知。于是，他参照内地高校的课程体系，将传统的中文系拆分为文、史、哲三系，并增设“中国近现代史”等课程。许地山深知单靠自己的课堂无法唤醒民众，于是他利用自己在国际学术圈的影响力，先后引荐陈寅恪、马鉴等知名学者到港大任教，并积极推动港大与内地高校建立学术交流机制。

  与此同时，许地山以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的身份，在殖民政府与民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1938年，在他的斡旋下，中英文化协会成功举办了一场“英、美、中三国书画艺术展览会”，邀请到香港总督夫妇出席。这场展览表面上是单纯的艺术展览，实则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争取合法性的关键一步。

  “保盟”是宋庆龄在香港组建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旨在向海外华侨与国际社会募集物资，支援内地抗战。但港英当局对“抗日”字眼极为敏感，甚至禁止使用“抗敌”称谓（因此香港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全国唯一没有“抗敌”二字的分会组织）。许地山利用自己的学术权威地位与社会关系，多次通过举办茶话会、艺术展等活动与港英官员沟通，消除他们的疑虑，最终促成保盟获得信任，成功开展接下来的抗日活动。

  表面上看，许地山在港期间没有正式担任保盟的职务，但他积极参与保盟的活动。保盟的领导成员之一贝特兰，就长期借住在许地山家中，开会时也时常与许地山夫妇一起商讨募集医疗器械食品等物资以及运输路线等事宜。而其他来自香港大学的成员，也在保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爱泼斯坦回忆，正因为有了香港大学教师和中英文化协会的暗中支持，“港英当局对我们不错，虽然监视我们，但不妨碍我们的工作”。

  保盟在香港做了大量的抗日募捐工作，部分用以购买药物，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甚至新四军的通信设备也是保盟募捐的。其中，少不了许地山以中英文化协会主席身份进行的暗中帮助。此外，在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的重要关头，台籍抗日人士如谢南光、宋斐如、翁俊明、谢东闵等人在香港展开情报工作，许地山对他们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自始至终，在香港这块抗日工作极难开展的区域，许地山都坚持着他的理念，没有丝毫懈怠动摇。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许地山联合400多个香港的文化人发送电报至重庆国民政府，反对枪口向内。2月1日，香港文化界发表共同宣言，呼吁团结和平停战，许地山第一个在宣言上签名。之后，许地山又撰写杂文批评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公器私用，把国防变成党防。在《七七感言》等文中，许地山以“吠家狗”“饕餮猫”隐喻汉奸与腐败分子，呼吁国内文化界应该进行“打狗轰猫”的内部净化，体现文化抗战的尖锐性。凡此种种，都可看出他一心抗日、主张枪口对外的忧愤之情。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许地山打破了殖民思想的桎梏，透过隐蔽而曲折的方式把香港打造成抗战的文化前哨。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许地山这位跨越海峡的知识分子，同样也通过大量文学创作、公共演讲与文化活动，在“孤岛”之中重构民族认同，以笔墨为刀锋，划破殖民统治的阴霾。

  以笔为剑的精神呐喊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许地山在港期间，自然也以大量的文学创作来传达他的抗争精神。

  比如许地山在香港创作的小说《铁鱼底鳃》，主角雷先生是中国最早的公费留学生，回国后满腔热血却报国无门，只得在割让岛上的外国船坞里隐姓埋名打工。雷先生穷毕生之精力，发明出具有“人造鳃”的潜艇，但怎么都找不到奉献的对接渠道。小说最后，雷先生和他的发明蓝图一起消失在海中。小说中这个有“鳃”的“铁鱼”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许地山通过潜艇发明者雷先生的悲剧，揭露了战时腐败的官僚体系对国防新科技的扼杀，并隐喻只有突破海洋封锁，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这篇小说，被郁达夫转载于新加坡的《华侨日报》，给予极高评价。

  如果说《铁鱼底鳃》是对当时中国“硬实力”缺失的反思，那么独幕剧《女国士》则聚焦“软实力”的动员。作品将传统薛仁贵从军的故事，重构为一曲女性参与的抗战动员令。剧本中，深明大义的薛妻柳迎春，成为故事中的核心人物。当丈夫薛仁贵犹豫是在家中种田还是从军时，她立场坚定地表示，国家没有男子当兵万万不成，并以回娘家去施压相逼，展现出比丈夫更高的思想觉悟。通过对故事的改编，许地山动员女子投身抗战，让香港大学女学生会募款支持抗日将士。据记载，该剧排演的票房收入全部捐给内地伤兵，许多女学生看完演出后，更是主动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团。

  除了通过《女国士》传递“男女同责”的抗战理念，许地山还将顾一樵的《西施》改编为粤语话剧，将“美人计”的传统叙事转化为家国大义的现代诠释；又把《木兰》扩展为五幕剧，突出花木兰“替父从军”背后的女性自觉与民族担当。这些本土化的抗战戏剧，不仅丰富了抗战时期香港的文化生活，更通过粤语方言的改编，把抗战从口号变成了可感可知的行动，让当地观众产生强烈共鸣。

  许地山提倡，抗战时期要写带弹腥味、带汗味的群众文学。除了小说创作和鼓舞人心的抗战历史戏剧，他也创作了大量针砭时局、具有深刻批判意味的杂文。在《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一文中，许地山强调，战争在假英雄的眼光里是一种赌博，但今日我们渴望的是真正的英雄，战争是正义的最后保障，我们应该为正义而战。他还在《七七感言》里痛陈：暴虐日本虽带着王道面具，却具足了畜道的特征。我们除了对外抗日，同时也应该在内部进行自我清理，并呼吁知识分子不可意志薄弱、悲观迷途。《国庆日所立底愿望》指出：我们要自立自强，不要期望有其他人来辅助我们。“靠别人建立的国家，那建立者一样可以随时毁掉它，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别人是绝对靠不住的。”在《今天》中，他强调要好好地清算七七事变的“血账”，尤其是不可依靠外国势力。“我们底命运固然与欧美的民主国家有密切的联系，但我们底抗战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些呼吁振聋发聩，许多观点即便是放在今日，仍具深刻意义。

  公共空间的文化启蒙

  虽然抗日活动受到了港英当局的阻挠，许地山在港期间仍进行了多维度的文化抵抗，展现了其作为知识分子的民族担当与文化使命感。

  首先，是重视公共演讲的启蒙作用，以演讲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许地山在港期间举办50余场文化讲座，主题内容包括移风易俗、学术研究、抗战宣传等等。许地山一再强调，在特殊地区办教育要注重民族意识，所以他演讲主题常常紧扣着民族未来以及文化传承。如《青年对于人类之使命》《抗战中文艺写作应取方针》《作家的责任》《中国之命运与青年》，这些演讲主题富有强烈的时代感又能鼓舞人心，尤其是将国家存亡与香港命运紧密结合，破除了“孤岛心态”。许地山批判殖民教育，多次强调“香港与内地血脉相连”，主张香港人不能做孤岛之民，应该与内地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共赴救亡图存之路。许地山的演讲，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兼具学术深度与战时动员性，深受人民群众欢迎。这些在港大礼堂、香港青年会、九龙劳工子弟学校等处举行的讲座，听众既有高校学生，也有码头工人和家庭妇女。

  除了大量的公开演讲，许地山也担任许多青年文学社团的文学指导，作文比赛、演讲比赛、论文比赛的主考、评阅人，还会利用晚上时间给流亡青年补习。这些公开演讲和课余活动，唤起了香港社会的民族意识，发挥了启迪民智的重要功能。

  作为香港文协的主席，许地山推动了许多文化活动。概括起来：一是创办报刊，推广抗战文艺创作；二是开展文艺理论论争，如“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抗战诗”等文艺理论的讨论；三是推广文艺通讯员运动，动员大量香港青年；四是开展纪念鲁迅先生活动，以及为郭沫若先生祝寿的活动。在港期间，许地山不但团结了以左翼作家为代表的南下文人进行抗战宣传，也团结了国民党等各方面文人，共同推动文化抗战。

  1939年，香港成立了中国文化协进会，选出理事27人，与香港文协交集的人有许地山、杨刚和戴望舒。如果说香港文协是一个纯粹的文艺写作者的团体，那中国文化协进会关注层面更广，致力于文艺、学术、教育、绘画、新闻、戏剧、音乐、电影、社会服务等多方面。全面抗战期间，中国文化协进会在香港取得的成果，包括建立图书馆，举办艺术观赏、广东文物展、歌咏比赛、学生征文、现代画展、文化讲座，编印广东丛书等。

  许地山是香港文协的主席，也是中国文化协进会的理事和宣传组主任。以“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协进会在香港举办了“广东文物展览会”。在为这个展览会所写《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的长文中，许地山叙述了英国殖民者如何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强行割去香港和九龙半岛南端，以及甲午战争后英国殖民者如何强行租借整个九龙地区。文中也特别揭示了英国强行侵占香港的强盗逻辑，和借以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亚罗号事件的真相。透过这种有理有据的学术梳理，许地山还原了历史，重构了香港的文化认同。

  许地山在教育方面的重要贡献，是使香港的殖民教育向中华文化本位回归。当时香港学校的教育体系不重视中国的历史地理，许地山来香港之后，特别注重对历史地理的考察研究和宣传，以大量的翔实史料，说明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抨击英国帝国主义强占香港的恶行。后来，许地山把这篇长文改写成《香港史地探略》。

  尽管遇到许多阻碍，许地山仍然奋不顾身地重构香港的文化认同和强化民族意识。1941年，出于对珍贵文献保存的使命感，许地山接受郑振铎委托，协助把港大图书馆建成战时的文献庇护所，以免文物受到战火波及。7月，许地山与郭沫若、茅盾、胡风、巴金等作家联名写信给世界知名作家赛珍珠、罗曼·罗兰、埃德加·斯诺等人，呼吁国际舆论支持中国抗战。信中写道：“我们的抗战不仅是为生存而战，更是为人类正义而战。请用你们的笔，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这封信后来被收录于《国际反法西斯文学通讯》，成为号召海外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文献。

  许地山在港期间，致力于沟通中西，竭尽所能地批判殖民地风气，重塑文化认同，凸显民族精神，并促进香港与内地以及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1941年8月4日，许地山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在香港寓所逝世，年仅48岁。临终前，他仍惦记着未完成的文化抗战工作。今天，当我们回望这位跨海峡知识分子的一生，会发现他的抗争从未局限于一时一地。从家族的抗日精神传承，到北平、英美等地的求学启蒙；从燕京大学的课堂，到香港大学的讲台；从小说创作的隐喻，到公共演讲的呐喊。许地山用一生诠释了何为“文化抗战”：不仅是对外部侵略的抵抗，更是对民族精神的唤醒；不仅是对当下危机的应对，更是对未来希望的播种。

香港《大公报》于1940年7月7日，刊发了5个版面的文艺综合特刊，首篇为许地山的《今天》，文章标题系许地山亲笔书写。

  许地山对于中华民族必须摆脱外部势力、戒除懒惰、自力更生有着极为清明的警醒。正如他1941年元旦在香港《大公报》发出的《民国一世》所言：“过去的二十九年，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乃至思想上受人操纵的程度比民国未产生以前更深。现在若想自力更生的话，必得努力祛除从前种种愚昧，改革从前种种的过失，力戒懒惰与依赖，发动自己的能力与思想……我们不能时刻希求人家时刻之援助……更要记得援助我们的就可以操纵我们呀！”许地山所强调的独立自主、自立自强，仍是照亮我们民族昂首前行的精神灯塔。

  （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9月5日，第13版；作者：吕明纯，系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图片来源：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