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坤朋：土坝石坝

来源：“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8-03-26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古时江南征收漕粮的时节。元朝定都北京后，为保证大都城粮草供应，明确规定了漕运行程的期限。江南粮食的征收一般在每年十月开始，征收后进行装载，十二月沿大运河北上，第二年二月到达淮安，三月至山东，四月至通州。漕粮运至通州张家湾，再经通惠河转运至大都城。通州作为北京漕运的港口，境内有北运河、通惠河等多条运河，河道两岸码头密布，而众多码头中有两处最为核心，一处为张家湾码头，另一处为土坝石坝码头。

　　相比于世人熟知的张家湾码头，土坝石坝码头则鲜有人知晓，不过这并不能掩盖住这处古老码头昔日的光辉。古时通州民谣有云：“穷南关，富北关，吃吃喝喝是东关”，其中的“富北关”即是土坝石坝码头所在地，繁忙的货物集散码头为其带来了无尽的富庶与繁华。土坝石坝码头和张家湾码头为通州最重要的码头，但两处码头并非建于同一时代，张家湾码头比起土坝石坝码头则要更早一些。辽代时开凿的萧太后河在张家湾汇入北运河，张家湾由此开始了作为漕运码头的历史。元朝时，伟大的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开凿的通惠河也在张家湾汇入北运河，南方的漕运船只在张家湾经通惠河，直抵大都城，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张家湾的水利枢纽地位。不过由于元末通惠河缺乏修缮，逐渐淤塞，明初时，通惠河已无法通航。自南方运来的物资只能运抵至张家湾，再陆路转运至京城，张家湾随之成为各种皇家物资的集散中转地，繁盛一时，各种码头、仓厂应运而生，如客运码头、漕运码头、皇木厂、砖厂、花斑石厂、盐厂、铁锚厂……（图1）。

图1 明初至嘉靖七年（1528年）以前通州运河水系格局与码头分布

（图片来源：陈喜波，韩光辉《明清北京通州运河水系变化与码头迁移研究》）

　　由于张家湾至京城的陆路艰辛，开销极大，明代仍然不遗余力地疏浚通惠河，修闸置坝、拓宽河道，意图加强物资运输能力以减少陆运开销。明嘉靖六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仲上奏重开通惠河。获准后，吴仲吸取了以前工程失败的经验，在通惠河水源上游广收北山、西山诸泉水，又拦截沙河、温榆河水，使水势增大，保证运河有充足的水量，同时以大通桥为起点，沿运河向东整治河道，至普济闸时，放弃了元代通向通州城南的河道，打通了元代淤塞的通州城北闸旧河道，使通惠河在通州城北直接汇入北运河。为保证有足够的水量行驶漕船，吴仲将元代二十四闸改为五闸二坝，实行驳运制，每闸处设置搬运处，配备驳船，让下游粮船沿河道逐段向上递运（图2）。此次河道整治工程较为成功，此后通惠河航道，一直畅通无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末。

图2明代通惠河及五闸二坝

（图片来源：陈喜波，邓辉《明清北京通州城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之关系》）

　　此次通惠河改道保证了漕运的顺畅，同时也带来了漕运码头的变化。改道后的通惠河在通州城北直接汇入北运河，南来的漕船行至张家湾时不必再停船靠岸，可沿北运河直抵通州城。吴仲在改造通惠河的同时，也在下游河口处修筑了两处堤坝码头，用来卸运漕粮，这两处码头便为土坝、石坝码头（图3）。石坝码头位于通州旧城北门外，西靠通惠河末端河道葫芦湖，东面北运河，北临通惠河泄洪河道。码头为条石砌成，由此得名石坝码头。码头长约60丈，宽约11丈，砌台阶108步，台阶延伸至北运河，以方便漕船驳岸。土坝码头位于通州旧城东门外，北运河西岸（今东关大桥西段迆北的土坝街），以木排桩挡土夯筑而成，结构和石坝完全不同。排桩挡土岸，既防河水冲涮改易，又便漕船靠岸卸粮。嘉靖《通州志略》记载：“土坝一处，在州东城角防御外河。通仓粮米就此起载”。两处码头位置和结构有很大的不同，在功能上也有明确的分工。石坝码头主要是接受南来的白粮，白粮为应征得漕粮，多为质地较粗糙的白米，也称军粮，供作骑兵军饷、旗人俸米。漕船在石坝停岸后，由脚夫将粮食搬运上岸后，再运至葫芦湖中的驳船上，经通惠河驳运至京仓存储。土坝为皇粮码头，主要接受由其他稅项征收改兑而来的漕粮，这类漕粮多为质地精细的白米，也称白粮，主要供应朝廷和军官需用。白粮由土坝码头验收后再转运通州城内的专用皇仓——南仓、中仓和西仓。转运线路有两条，最初漕粮自土坝卸载后，自通州城东门入城，经过东大街、北大街运至通州各仓，另一条是万历年间开通的水路——通州护城河。粮食被搬运至码头之南的护城河北端的剥船上，经由通州东护城河和南护城河运至大运中仓和大运西仓。土坝卸载的粮食存至通州各仓后，后期再陆路运至京城，这样就和通惠河上运送的漕粮形成“水路并进”的格局。

图3土坝石坝示意图

（图片来源：北京市通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古韵通州》）

　　土坝石坝码头基本承担了明清时漕粮转运的任务。明成化年间朝廷征收的漕粮固定额为400万石，其中正兑粮米330万石，经石坝转运，改兑粮70万石，经土坝转运，石坝“每日行粮三万石”，而“土坝半之”。其后清代漕运规模也基本与此相同，道光之后，略有减少。为保证漕粮的正常运转，明清时朝廷都有设立的相关官员，专管通州漕粮事物。两处码头上建有诸多仓房，以保证漕粮转运。如石坝上建有大光楼一座，俗称“验粮楼”，为验粮官员休息处所，大光楼以北建有督储馆和祭祀吴仲等人的崇报祠。土坝石坝上还建有号房和袋厂，号房主要用来暂时储存漕粮，袋厂主要提供粮袋，以便装运漕粮入京。土坝石坝码头上，每天都有众多装卸漕粮的搬运夫，最多时达五千人，这些人皆为临时雇佣，忙时聚集在码头各口，听候“把头”差遣分派。码头周边则遍布各种小吃摊铺、茶肆、酒馆，专供码头各色人等。

　　漕运的兴盛还催生了其他码头的兴建，最出名的则是皇木码头和金砖码头，对应的就是皇木厂和砖厂（虽与张家湾的皇木厂和砖厂同名，不过他们并非一处）。自嘉靖年间通惠河改道后，通州城取代了张家湾成为北运河新的水运枢纽。京城宫殿、园囿、陵墓建设所用的皇木、金砖不再存储在张家湾，而是直接运至通州北关存放，这样在通州北关就出现一个新的皇木厂和金砖厂。

　　在土坝以南的河沿还分布着若干码头，主要为民用的客货码头。明代时，为避免商船、民船和漕船争抢河道码头，土坝码头南百米外专门立有一个黄色亭子，作为漕运和客货船泊岸的分界线。亭内立碑，碑文上明确规定凡客货船只能在黄亭子以南靠岸装卸，一律不得越过黄亭子北上。黄亭子以南的码头主要为货运码头和客运码头，其中货运码头在今东关大桥的运河西岸，长约一千米，凡由淮河流域各省运来的麦、稻、杂粮商船皆在此靠岸卸载，码头周边也开设了多家麦子店，专门进行代贮、经营粮食业务。码头上还有供装卸零星货物的泊岸和供装卸大件笨重物品的泊岸。

　　在货运码头南侧，今小圣庙村至大棚村一带为客运码头，因小圣庙内供奉有潞水河神，来往船只经过此地时，皆下船上香，以祈求平安，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处客运码头，并演变成小圣庙村落。大棚村客运码头的形成则是因村内关帝庙，来往船客皆在此上香饮茶，等待车船，逐步成为客运码头（图4）。

图4明嘉靖七年（1528年）至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以前通州运河水系格局与码头分布

（图片来源：陈喜波，韩光辉《明清北京通州运河水系变化与码头迁移研究》）

　　土坝石坝码头及散布在运河两岸的码头，为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货物集散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也给通州带来了活力和繁盛。每至春暖花开、冰融河开之际，来自南方的漕运船只，便浩浩荡荡地如期而至，沉寂一个冬天的土坝石坝码头随之迎来了喧闹的时节。大大小小船只首尾相继等待靠岸卸载，码头上的搬运夫来来往往，忙的热火朝天。随同漕船而来的还有大大小小的商船、货船，运载着南方各省的百货、皇家的建材、来往商旅船客，挤满了运河沿岸的各个码头。旺盛的物资集散使通州成为繁华的集市。《长安客话·潞河》中记载：“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楫，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

　　漕运的繁盛一直持续到清末，随着漕政腐败，河况日下。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军将大运河截断，漕运一度中止，其后八国联军侵华，又给漕运造成一定的损害，在天灾人祸等各种因素作用下，京杭漕运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败。不过由于海运的发展，通州码头在航运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直至民国年间，铁路、公路等近代交通方式兴起，北运河停漕，土坝石坝码头漕运功能彻底丧失，运河沿岸的各个码头也随之衰败、废弃。

　　近代时，随着城镇的发展，通州漕运码头多被掩埋、拆毁，遗迹大多已不可寻。今天的石坝码头已荡然无存，原址上有一处新建的石坝遗址公园和复建的大光楼，码头西侧的葫芦湖成为一处杂草丛生的荒坑（图5）。土坝码头上现为民居，而土坝石坝上下的其他码头，如今也剩下了皇木厂、金砖厂、小圣庙等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