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武清区的河西务镇御河广场，有一座巍峨的“津门首驿”碑，从这几个字就可以知道，河西务是古代从北京进入今天津境内的第一个驿站。其实河西务还有一个更显赫的身份——中国最早的海关之一。

　　海关古称钞关、常关，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出入境的一切商品和物品进行监督、检查，并照章征税的国家机关。明初无钞关。至明朝中期，因朝廷滥印纸币(大明宝钞)，很多商人拒用纸币，而且居货不税，造成宝钞大肆泛滥、大幅贬值的局面。为挽救宝钞，朝廷采取措施，疏通钞法，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些道路、关津处，设立关卡，对来往商人征收宝钞以强令宝钞流通，同时增加日益困乏的大明朝廷的财政收入。宣德四年(1429年)，明廷首先在北京至南京的运河沿岸，择“商贾舟车之会”，设置漷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七钞关。明朝称纸币为钞，因钞关初建时，以钞为征收本色，故称钞关。

　　河西务地处京畿，扼进京要道，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必然成为封建统治者收税的重地。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朝廷在河西务设置马站、漕运总司，并兴建十四座漕粮仓。是年，又在河西务设漕使司，管理海运。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颁诏改河西务为“河西水驿”，河西务成为“水陆兼责”、“极要冲”的大型驿站。每届漕运时期，但看潞水帆樯，两岸店铺栉比，百货山积，商贾云集，人流如织。再加上粮仓储积调运，贡砖漕转，处处一派繁华兴盛的景象。

　　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朝廷将漷县钞关移至河西务，称河西务钞关。其有府吏、老人、阴阳生、库夫、门子、 馆夫、银匠、船埠头等，共百余人，负责开放关口、丈量船只、登录簿册、收兑钞银、解送饷银等。

　　初期主要征收船税，又称船料、船钞，所收之税归属户部。朝廷在河西务城内设有户部分司(副部级)，河西务钞关直属户部，并由户部主事监收。征收的主要对象是过往的普通商船。宣德四年规定，以装载物货舟船“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即以装货的多少，亦即船的大小及路程的远近为计量标准，空船不征，物货不税。每船百料收钞100贯。所谓“一百料”，是根据商船船头长度和梁头座数估算的。以遮阳船为例，头长一丈一尺，梁头十六座，即算作一百料。因每百料起征数目太高，后不断削减收炒数额，到景泰元年时为十五贯。

　　万历年间，商船进京，除原有的船料钞外，还要征收正、条两税。外地商船经过河西务的，先在本关纳税二分，当地钞关印发红单，注明何处发卖，然后商人持红单到河西务。进京的，河西务钞关再给与红单，商人到崇文门宣课司，凭单缴纳正条船三税，补足余下的八分，共计十分之数。不进京的，发往四外卖的，河西务钞关只收正税，免条船二税。

　　到明后期和清初，河西务钞关的职能除“监收船料商税”，还有稽查的职能。要协助各地查稽逃犯、检查过往官员的通行证明等，还要对日、朝、意、英等外国使船进行检验勘合。河西务钞关成为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批海关之一，并一跃成为成为“堤连第宅功勋店，岸拥旌旗使者艖。税榷五材充国计，商通四海足生涯。会同诸夏咽喉处，名利烟波炫晚霞”的“京东第一镇”。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河西务钞关的存在对当地的工商业也带来了很大冲击。明后期，为满足皇族的享乐，朝廷大肆搜刮，而紧邻京师的河西务钞关无疑成了一棵摇钱树，税率不断提高。为增加税收，朝廷还派宦官充任税监坐镇河西务钞关。这些宦官借机中饱私囊，加之乱罚款、乱摊派、乱征求资助之事，所谓“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商税的繁杂苛重，几将河西务的工商业推向崩溃的边缘，商户纷纷破产或搬离河西务。户部尚书赵世卿在奏疏中说：“臣不胜惊讶，随查各关监督预呈文案，在河西务关则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岂止三十余家矣。”

天津北大关桥（图片来源于天津市档案馆）

　　到清康熙元年(1667年)，清政府不得不将河西务的钞关移到了天津，并改称天津关(今北大关)。作为中国最早海关的河西务关虽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在中国的海关史上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天津市河西务镇初级中学 马金东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办公室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