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1年上半年，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环绕北平而立。图为1938年，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抗日根据地。

　　1938年抗战时期的李苦禅。

　　1947年董鲁安与夫人关竞在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大前留影。

　　罗德俊手书。

　　1937年，背着大刀的中国守军在操练。

　　“我不怕穷，不怕苦，我只怕丢了咱们的北平城！一朵花，长在树上，才有它的美丽，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北平城也是这样，它顶美，可是若被敌人占据了，它便是被折下来的花了！”

　　“我们这走不开的老弱残兵也得有勇气，差不多和你们能走开的一样。你们是迎着炮弹往前走，我们是等着锁镣加到身上而不能失节！”

　　“他们教我写文章，好，我写。他们教我把宣传品带出城去，好，我去。他们教我去放个炸弹，只要把炸弹给我预备下，好，我去。”

　　——《四世同堂》

　　“我变成一个抗敌的机器，谁要用我，我都去尽力。”回到北平的祁家老三瑞全，第一次在小庙中见到钱默吟，就被老人的话惊呆了。

　　北平沦陷前，钱默吟是个诗人，有花草，有诗歌，有酒茶，便可淡然一切，不问国事。逃出北平的瑞全原以为，“北平在这几年里必是一声不出的，一滴血不流的，用它的古老的城墙圈着百万以上的亡国奴”，可是，钱诗人的变化让他意识到，北平虽然沦陷了，但身处其中的北平人从来不曾屈服。

　　老舍妻子胡絜青说过，那位大义凛然的钱默吟先生身上，有燕大教授董鲁安先生的影子。其实，真实的北平历史上，在隐忍中抗争的钱默吟远不止一个。

　　李苦禅掩护“王排长”

　　电视剧《四世同堂》建组时，话剧艺术家杜澎最初接到的角色是祁老爷子，看完剧本，他主动要求：“让我演钱默吟吧！”导演林汝为好奇追问，这才知道，原来杜澎曾师从李苦禅学画，他说：“钱先生这个人物身上有好多老师的影子，刚直不阿呀，人品哪，学问啊，我觉得我如果能够回忆起老师生前的一举一动，言谈话语，我就会演好这位钱默吟先生。”

　　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往事，杜澎最终如愿出演了钱默吟。但彼时的人们还不知道，李苦禅像小说中的钱默吟一样，掩护过一个“王排长”。

　　被李苦禅掩护的“王排长”名叫袁祥峰，原是29军的一名士官，七七事变后，混乱之中与部队失散，就躲在李苦禅位于复兴门内柳树井胡同2号的家中。当时街上到处是日本宪兵的布告，“窝藏旧军人者同罪”，袁祥峰与李苦禅是旧相识，怕连累对方，反倒是李苦禅一再劝他安心：“先别走！过一时期看看有机会的时候再走。”

　　李苦禅所说的机会，就在他的另一位学生黄奇南身上。黄奇南有个同宗乡亲黄浩，明里在新街口教堂当长老，暗地里却肩负着一个秘密身份——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黄奇南在李苦禅家“考察”过袁祥峰后，经黄浩安排，把他送到了冀东抗日根据地。

　　29军一直被国人视为抗日最坚决的部队，掩护抗日将士，几乎是当时北平民众不约而同的行动。在今人印象中，北平沦陷后，人们纷纷逃离笼城，但户籍资料显示，1937年8月，北平居民人数反而比6月增加了1万多人。

　　为什么会这样？滞留北平的29军军人韩立才回忆，为了不使抗日将士暴露，在这段时间里，北平警察局冒着危险，把所有滞留在北平的29军官兵，一律按不同情况改变户口登记，由原来的集体户口改为分户口，由原来的军人身份改为其他行业。韩立才在北平困处了一个多月，“没有听说哪一家房东告密揭发第29军人员的。”

　　无力出逃的大多数北平百姓，或许不能用文字记下沦陷时的心境，但他们亦有自己的底线。就像钱默吟首次踏入祁宅拜访时说的那样：“我不怕穷，不怕苦，我只怕丢了咱们的北平城！一朵花，长在树上，才有它的美丽，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北平城也是这样，它顶美，可是若被敌人占据了，它便是被折下来的花了！”

　　大戏剧家齐如山亲历北平沦陷8年，他曾回忆日军召开“庆祝大会”的情景，“最初去的人很少，后来勒令学界商界非到场不可……大多数人则尚有爱国的观念，凡遇喊万岁口号之时，则张口发声者，永远是极少数的人，任凭政界的首领喊破了嗓子，平民总是不响应。”就连被强迫的小学生，都把旗子“卷起来，或放在衣袖内”，无一人打开。

　　默默抗争的百姓中，罗德俊大概是唯一一个姓名留存至今的。1978年9月，文物部门对因唐山大地震受损的白塔进行修缮。一天，吴梦麟、赵迅、洪欣三位文物专家正在白塔上工作，无意间发现，在塔顶天盘内的夹缝中，竟藏着一张泛黄的字条。

　　这就是著名的“罗德俊手书”，清晰可见的手写毛笔字，记下了日寇肆虐的那段真实历史：“……二十九日，日军即占领北京，从此战争风云弥漫全国，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数月之中，而日本竟占领华北数省。现战事仍在激烈之中，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

　　手稿的落款日期为“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初三日”，也就是1937年11月5日，七七事变四个月后。吴梦麟认为，罗德俊应是1937年参与修缮的工作人员之一，或许不只是工人，至少是个记账先生，因为他的毛笔字写得不错。

　　时至今日，罗德俊究竟是谁，依然没有人知道。但我们可以想象，这位普通市民悄悄藏起手书时，心中是何等的愤懑，何等的屈辱，又怀着何等的希望。148字的手书所写，是每一个热爱和平、不畏强暴的北平人的无声控诉。

　　董鲁安假出家真抗日

　　1937年8月8日，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坦克车响声隆隆，碾轧着北平的柏油路。耀武扬威的日本兵没想到，眼前突然冲过来一名中国男子，瞪着血红的眼睛，嘴里骂骂咧咧，手里还抄着一把铁锹。

　　这位血性汉子就是中国大学教授蓝公武。日本兵将他团团围住，痛打一顿，幸亏邻居们纷纷赶来，一起指证他是疯子，才把人救了下来。“蓝疯子”挨了毒打，数月下不来床，身子刚刚好转，又在中国大学的课堂上讲起了日本必败。

　　北平沦陷，蓝公武拖着十二口之家走不得。因为宣传抗日，他被抓到日本宪兵队七次。敌人问他为什么反日，他用流利的日语质问：“你们爱日本不爱？既然许你们爱日本，就许我中国人爱中国！”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蓝公武一家才摆脱敌人监视，进入晋察冀边区。而在此之前，蓝家位于西城北沟沿路西的四合院（今太平桥大街13号中国评剧院所在地），走出了一大批像祁瑞全那样的爱国青年。

　　这些青年都来自一个秘密读书会。读书会的发起人，是蓝家长子蓝铁年和他的好友李德伦。李德伦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音乐指挥家，那些在蓝家西厢房啃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的情景，他到晚年还记忆犹新：“抗日，是我们经常议论的主题……蓝公武常常旁听我们的讨论。他在院中一边踱来踱去，一边发表他的见解。他总是侃侃陈词，最让人痛快的是他慷慨激昂声讨日军侵华的罪行。”秘密聚在蓝家读书会的这些青年，以此为起点，先后离开沦陷的北平，有人奔向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人去了大后方，李德伦则考到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最后奔向了久已向往的延安。

　　被侵略者占领的北平看似一片沉寂，但在日本人看不到的暗处，斗争从未停止。时任燕大国文系主任的董鲁安，家住在未名湖南畔的佟府院内，燕大学生党员募集的物资实物，常常寄存在他家，然后由党组织派人取走，带往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早就把燕大视为眼中钉的日军，迅速查封燕园，三十多名燕大师生锒铛入狱。董鲁安被软禁在家中，全家人失去经济来源，但他宁可典当衣物，也不就任伪职。两个月后，董鲁安在学生声援下得以脱险，从此深居简出，潜心研究佛学。

　　董鲁安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与老舍是同学，两人可谓莫逆之交，后来老舍与胡絜青成婚，董鲁安还是媒人之一。老舍妻子胡絜青曾回忆，《四世同堂》中大义凛然的诗人钱默吟，就有董鲁安的影子。

　　在老舍的小说中，钱默吟离家出走变为“抗敌的机器”后，经常栖身之所是一个小庙，庙里住着他最好的朋友明月和尚。翻阅史料，我们发现，董鲁安也“出家”了——1942年，他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因看破红尘，决心去五台山出家，家人不必悲伤，亦无需寻找云云。

　　据董鲁安小儿子于浩成（原名董葆和）回忆，父亲离家出走后，不少亲友闻讯后纷纷到家探问。母亲总是一面啼哭，一面将父亲留下的字条拿出来给人看。因父亲过去确实笃信佛教，所以一般人也就信以为真了。

　　只有至亲好友才知道，董鲁安的“出家”，走得比钱默吟更远——他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之下，去了解放区。刚到解放区，就写成长篇报告文学《人鬼杂居的北平市》，凭借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揭露了日寇和汉奸在北平犯下的罪行。

　　书生枪手暗杀汉奸

　　“他的眼中只有那一群日本人，他们应当死。他扔下他的手榴弹去。”小说《四世同堂》中，钱默吟老人在日伪举办的义赈游艺会上，义无反顾地扔出了手榴弹。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每个人的眼都发了光，每个人的心都开了花，北平人恨不得开一个庆祝会。

　　这个情节并非完全虚构。1940年的北平城，一群如钱默吟一般的文弱学生，凭着青年人特有的孤勇，把锄奸的枪口，对准了京城名票吴菊痴——这个曾为程砚秋捉刀新编历史剧《春闺梦》的文化人，居然出任了汉奸报纸《新民报》的编辑局局长。

　　得知消息，北平抗日杀奸团决定刺杀这个卖国求荣的汉奸。抗日杀奸团，最初由天津部分中学生自愿组织，后来，随着一些成员先后到北平读书，这个热血青年团逐渐在北平扩大队伍，建立了北平抗日杀奸团。

　　1940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三周年。伪《新民报》局长吴菊痴在中山公园主持“庆祝皇军圣战”大会。北平“抗团”负责人、北大学生李振英安排的两个小组，悄悄向中山公园社稷坛靠近。

　　当汉奸们在台上吹捧日本“皇军战绩”时，李振英在台下悄悄布置了任务：散会后秘密行动，注意避开人群。李振英和冯运修负责狙击台上那个瘦小个子吴菊痴，胖点的那个汉奸陈副总，由小刘和叶于良负责。

　　会后，李振英和冯运修骑着自行车，尾随吴菊痴的黄包车。行至南新华街土地祠门口时，正好遇到一家人出殡，冯运修见有机可乘，猛蹬两步，靠近吴菊痴的黄包车，然后掏出手枪，对准吴的太阳穴连发两枪。唢呐锣鼓的喧嚣中，枪声与鞭炮声混在一起，刺杀事件竟丝毫未被旁人发觉。冯运修和李振英从容离开现场，第二天，吴菊痴被击毙的消息轰动了北平城。

　　冯、李得手的消息传给另一组的小刘和叶于良时，他们正在一处饭庄外蹲守，等汉奸陈副总现身。预料到伪军警必将出动，两人不得不撤离，陈副总算是捡回一条命。

　　小说中的钱默吟扔出手榴弹后，全身而退，历史上的冯运修却没有那般幸运。貌不惊人的冯运修，其实家世显赫，他是华北汉奸头子——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这层特殊关系，一直是他刺杀汉奸的绝佳掩护。可是，1940年8月7日，日本宪兵队还是包围了冯运修的住所。在与敌人的枪战中，这位“书生枪手”最终身中数弹，英勇牺牲。

　　那一年，他刚刚考上辅仁大学，年仅19岁。他以生命的代价告诉世人，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沦陷岁月，北平的脊梁也从未弯曲。

　　不仅是冯运修，掩护袁祥峰到冀东参加八路军后，李苦禅也不想留在北平受窝囊气了。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前见到黄浩时，他忍不住吐露心愿：“日本人眼皮子底下过日子，太堵得慌。我是山东人，会些功夫，想到那边去干个痛快！”黄长老听了却劝他：“你要是留在北平，以你名画家、名教授的身份恰恰便于掩护。”

　　从此，国画大师李苦禅成为“黄浩情报组”的一员，他居住的柳树井2号成了情报组的联络站之一。运送物资的交通员、奔赴根据地的青年学生、支援抗战的外国友人等，常常在这儿藏身，然后转移到根据地，奔赴抗战前线。

　　1939年，柳树井2号引起了日本宪兵的注意，李苦禅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押到沙滩红楼的地下监狱。晚年时，他回忆狱中的经历：“住了28天，死了多少次，灌水是常事，杠子压了一次，都‘死’了，浇凉水，通身很凉，就缓过来了……”

　　可是，敌人打破了他的身体，打断了他的骨头，却打不改他的心。出狱之后，他不断开办画展，卖画所得，全部支援抗战。

　　柳树井2号的情报站不能再用，然而，在北平城内外，更多的情报站秘密地建立起来，在妙峰山、田家庄、镇边城、松林店、张坊、三家店等处，一个个地下交通站，串起了平西抗日根据地与平津之间的4条秘密交通线。到1941年上半年，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人口达300万。

　　当时的战地作家周而复在《晋察冀行》中，这样描述北平奇特的抗战图景：“如果以北平城里为圆心，画一个圆圈，那敌人在北平的统治半径，还不到六十里地……六十里以外，便有公开抗日政权和八路军；六十里以内，甚而至于北平市内呢，敌人也不敢相信这里面没有抗日活动。”

　　是的，环绕北平而立的八路军，犹如不可撼动的巨人，他们与城内的“钱默吟”们一起，共同铸就了一个不屈的北平。

　　本版文字 杨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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