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我出生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期。抗日战争血染山河，1942年爆发的中原大饥荒余痛未消。我迎着300万人死亡的大潮，降临到当时苦难的土地——河南洛阳。

  从记事的时候起，我便习惯了父亲报社印刷机咣当的声响和油墨的芬芳。半夜醒来，总能看到煤油灯下，父亲李蕤伏案写作的背影。笔尖划过稿纸，传来轻微的沙沙声。父亲有时会把他那支最心爱的关勒铭金笔给我玩。黑色赛璐珞的笔杆和笔帽，需要旋转螺扣才能合上。里面有一个皮胆吸满墨水。父亲就是拿着这支笔，走上抗日疆场，走遍中原大地的。

  开始识字后，便半懂不懂地翻看父亲的文章了。虽谈不上家学渊源，但父亲的书一直伴随我成长。唯独对父亲早期的作品，缺乏完整细致的阅读。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妹妹宋致新编选了父亲抗战时期的文集《血沃中原肥劲草》，其中许多篇目我都是第一次看到，还有些是新发现的佚文。父亲年轻时受进步思想影响，抗日战争中更以笔为枪，投身民族解放的最前线。“为河南人民代言，为抗日战争留史”，这便是父亲这部文集的宏旨要领。

  作家、记者、报人

  我的父亲李蕤1911年出生于贫寒的河南农民家庭，是孤苦的独生子和遗腹子，从小读不起书。“学俸无钱愧塾师，线脚针头劳十指”，全靠奶奶养蚕纺花，供父亲学一点文化。但凭着天分和志气，父亲1929年考入河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成为“青年文学爱好者”，接二连三有文章名世。父亲最早的文章，是在开封第一师范读书时发表的。1932年到1935年，那时的父亲年方20多岁，便和同学们创办了“晨曦”“河畔”“山雨”等文学社。文集中收入的《易水上》，就是父亲21岁发表在《河南民报》上的诗剧。

  父亲早期文学生涯中影响最大的散文，首推1935年发表在《中流》杂志上的《柿园》。这是父亲以自己家族的兴衰际遇为原型的作品，《中国新文学大系》和多部《中国现代散文选》将它收录其中。父亲一生不可动摇的正直和善良，来自贫苦而友爱的农民家庭。而故乡的柿园，永远是他情感坐标的原点。1936年父亲加入北方左联，文章更显得思想深邃和笔力劲健了。

  从报道台儿庄战役，直到采访河南大饥荒，父亲逐渐完成了“文学青年”向“新闻记者”的身份转变。他先后担任《大刚报》《前锋报》《阵中日报》《河南民国日报》记者，文学的笔触，总让他的新闻报道文采飞扬。文学和新闻两种优势的合力，使父亲找到最适合他的岗位——为报纸编辑副刊。父亲在《记者节杂写》一文中写道：“新闻记者的生活，差不多都是最艰苦的，我们和矿工一样，给大众捧出的是可以发光可以取暖的煤，而自己却生活在黑隧道中。因为我们是夜间工作，又无息止地在和长夜搏斗，但我们并无怨声，因为我们亲切地看到黑暗的力在我们的笔下剥落，那便是最大的安慰。”

  记者笔下的抗日战场

  有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是台儿庄战役期间，“万里赴戎机”的全国各路记者，在云龙山躲避日军轰炸时拍摄的。父亲当年是河南《大刚报》记者。1937年11月8日，范长江等左翼新闻工作者发起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成立。这张“云龙聚会”便是“青记”初试锋芒，在抗日前线留下的最早战地合影。2000年，国务院将11月8日定为记者节，以纪念“青记”成立。它年年岁岁地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了中国记者从何处走来。

  台儿庄战役中，父亲辗转于烽火连天的前线，把多篇新闻报道及时发回《大刚报》。父亲写下《台儿庄战场巡礼》《板垣师团的溃灭》《于学忠访问记》等通讯报道，可惜如今已无处寻觅。

  父亲在台儿庄战役期间留下的最珍贵篇章，是他接受“青记”的任务，参与编写《徐州突围》一书。父亲撰写了《突围前后》的文章。那是一场怎样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啊！

  在饥、渴、炎热、疲倦的夹攻下，我们无止息地走着……生之希望导引在前面，死的恐怖赶追在后面，每个人都毫不吝惜的向生命中汲取奋斗的力量。许多胡子花白的老参议，跟着大队行息，一步也不落后。

  夕阳西下了，队伍很快的在广场上集合。×军长在队前中央站着，用强有力的声调宣读军令：“吸烟——枪毙！吵嚷，枪毙！骚扰百姓，枪毙！……”干脆得很，一触军法全是枪毙！

  父亲用手中的笔，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自己亲历的一场大撤退。实在难以置信，疲弱失群的文化人、流乱散漫的老百姓，跟随着化整为零的中国军队，忍饥挨饿、衔枚疾走八天八夜，成功突破了日军封锁线和包围圈。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是抗日战争中不应遗忘的历史画卷。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里，特设了中国唯一的战地记者馆。父亲的照片和事迹也赫然在目，见证了他在这片焦土和沙场上留下的脚踪。

  父亲并非行伍出身，本来缺乏军旅生活的历练。但他却竭尽所能，讴歌那些喋血沙场的战斗英雄。《负》这篇短文就有直接描写：“壕沟里的士兵，早已眼睛发红，他们背上背着大刀，手里握着火油瓶”，“一辆居先的坦克车，正被击中顶门，立时倒了下去；其余的折回笨重的车身，便想逃走。这时，壕沟里的红旌摆动了，火油、碎布、乱麻，一齐抛向坦克车去，有些勇敢的跳到坦克车头上，掀开炮盖，把炸弹投入它的里面。”

  在《汤玉麟逸事》中，父亲一边揭露这位“逃跑将军”，一边热情讴歌了人民武装的大刀队：“他们高歌，他们悲啸，壮气在怀，白刃在背”，“杀……浩气震撼着天。黑星在飞，白光在绕，血在飞，肉在飞，在一小时后，日本的人潮已经狼藉在山谷里了，只剩下黑星，只剩下白光……”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就是在这支大刀队壮气凌云的激励下谱写的。

  父亲有两篇视角独特的文章《掘坑兵》和《在子弹房里》，描写了日本人厌战反战、民怨四起和士气沮丧，揭露了军国主义给日本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

  每当父亲拿起笔，便自觉进入了士兵的堑壕。他在《笔》中写道：“全世界，如果静心听，可以听到笔在沙沙地格斗。”父亲抗日战争中戎马生活的历练，也为后来奔赴朝鲜战场，做了必要的身心准备。

  武汉《长江日报》的老记者贺捷，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说：有次在东西湖农场劳动，突然阴云四合暴雨倾盆，一声炸雷从天而降，只听见李蕤脱口大喝“卧倒”，我们全都应声趴下。事后问他怎么会冒出这样一句口令，李蕤说：“我是当过战地记者的呀。”

  永世难忘的累累血债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究竟有多少人献出了生命？恐怕很难有精确的统计。而中华民族无疑承担了最重大的牺牲。中国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当我们读到这可惊可怖的数字时，很难想到每一个死难同胞背后都有着怎样椎心泣血的惨烈故事。

  河南郑州钱塘路和大同路交叉口，耸立着一座“郑州日军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上面刻着简洁的铭文：“1938年2月14日，日军对此处平民进行轰炸，炸死炸伤我无辜同胞500余人……特此勒石，永志不忘。”而父亲的文章《我在〈阵中日报〉的始末》，就以亲历者的身份，具体而微描述了这次惨绝人寰的大轰炸：

  那天我编完稿刚刚入睡，田涛便气喘吁吁跑到我的寝室，把我推醒，说：“紧急警报响了，敌机已经到达上空了！”我一时慌不择路，便向东北角一片空地跑去。随着人群钻进了一个“半截塔”，像煤油灯的玻璃罩一样，可以从里面望到青天，如果炸弹从顶上落下来，躲在塔里的人便会全部被炸死。

  喘息未定，敌机已到了上空，低飞盘旋，反复扫射，并投掷炸弹，一直闹腾了一个多钟头。待到警报解除，我们走出那个“半截塔”时，才发现塔前塔后、塔左塔右全是炸弹爆炸后留下的弹坑。塔外的许多大树，有的被连根拔起，有的被弹片剥掉了树皮，有的被烧焦了还在冒烟。幸亏由这座“半截塔”厚厚的墙壁保护，我算捡了一条性命。

  在街道上，更是惨不忍睹，死尸东一个西一个，横躺竖卧，有断胳膊断腿的，有被炸得血肉模糊的，有表面并无伤痕被气浪震死的，也有人被炸死后肠子抛到街边树梢上的。这些成百上千的遇难者中，老老少少，多种职业的人都有。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这样一幅悲惨的情景：一个卖煤的小棚子，卖煤的青年被炸死了，头被弹片切掉，嵌在小棚子的两根椽子中间，脸色像一张白纸，眼睛还没有闭上。我站在这个死者的面前，一开始像进入地狱般的恐怖，后来感到周身麻木，几乎晕倒。最后冷静下来，对死者凝视良久才缓缓离开，从内心深处燃烧起愤怒的复仇火焰。

  这便是日本侵略者如何把我们和平的家园变成了血腥的屠场；这便是我们无辜的百姓，在度过自己的元宵节时所遭受的飞来横祸。郑州2·14大轰炸，将和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一起，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百年伤痛史和世代血仇录。

  1938年父母亲在南阳结婚，借居在朋友张剑工的一间平房里，这个时期少不了共同“跑警报”。父亲在《无花果树》一文中，便描述了发生在家门口的一场浩劫：

  一阵冰雹的爆炸后，全城都笼罩在浓烟火雾之中，日本的飞机飞得很低，不仅太阳徽看得清清楚楚，连驾驶员也看得非常清楚。他们自然非常放心，这里没有一架可以起来和他们作战的飞机，也没有高射炮的设备。他们轮番轰炸，轰炸之后又扫射，扫射之后又照相，然后才逍遥自在地飞去了。

  多少在半点钟之前还是温暖的家，现在却什么都没有了。街上的尸体，横三竖四地躺在血泊里。一个孕妇，肚子被炸破，胞胎已经一团模糊，但她却还没有死，两只手向空中抓着；一个挑水夫，大约是轰炸时靠着小巷的墙立着，头被整个炸成酱，粘在墙上，一边还静静地放着他一点钟前打好的一担水；有一家，人已经都炸死了，两只山羊，却还活在废墟中，偎依做一团，索索地抖个不住……

  所有这些极有冲击力、令人惊悚的描述，都不是杜撰和想象的，而是父亲第一时间、千真万确在屠杀现场看到的，是发表在《大公报》上的白纸黑字。

  这里还要提到一篇《替孙保生报仇》。这是《河南民国日报》排字工人孙保生被日本飞机炸死后，父亲发出的复仇呐喊：

  工友们，孙保生同志被难后的惨状，是我亲眼看见的。他倚着城墙，半闭着眼，躺在殷红的血泊中。使我最难忘却的是他新理的头发，和你们环绕着他哭泣和焚化纸钱的情景。这实在是人间凄惨到绝顶的图画。

  14年的抗战岁月中，父亲在徐州、武汉、洛阳、南阳等地经历了上百次大大小小的轰炸，他说：“我出身于小农家庭，幼年丧父，胆小怕事，感情脆弱，走夜路怕鬼，杀个鸡也要流半天泪。学生时代，我也曾打着小旗参加游行要求抗日，以后还曾发表过不少呼吁抗日的文章。但敌人到底残酷到什么程度，却没有亲身的感受。只有经历了日军大轰炸，我才亲身感受到什么叫作不共戴天的敌人。一个抗日战士得有什么样的感情才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我不由得再次回忆起自己幼时在洛阳亲历的日本飞机大轰炸，每当妈妈抱着我、搀扶着小脚的奶奶跑向防空洞，都会听到人们恐慌地互相询问，来了几架日本飞机。我趴在妈妈怀里大气不敢出，也学着小声问：“妈妈，几架？”妈妈总是轻声安慰我：“孩子不怕，一架。”这应该是我人生首次使用数字，也是我爱国启蒙的第一课。

  在《怀念开封》一文中，父亲以无限眷恋的心情，回忆昔日的龙庭铁塔、轻舟画舫，控诉了日本强盗如何把这座中原古都变成魍魉世界：“譬如在街上走路吧，你和老日碰着头，你要是赶快给他躲路，那就糟了，他说你故意躲避他，是不亲善，有二心。有几个人都是这样被杀头的。”“深夜里，顶好是不在街上走，这时候老日喝醉酒，谁也管不住，高兴用刺刀刺谁就刺谁！”

  我们重温父亲文字中以血凝泪铸的“证人证言”，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父亲的文章也在殷殷叮咛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归属和国家认同。

  歌以载道

  中国大规模的群众歌咏集会，发端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聂耳、冼星海、田汉等文艺工作者躬行实践“歌以载道”，歌声成为抗战的火炬和号角，《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已经化作一个时代的不朽旋律和整个民族的共同记忆。

  父亲的文章《洪大的歌声》，就描写了河南开封为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发起的盛大游行。参加者不仅有当地的大中学生，还有“平津流亡”来的清华、北大学子。群情激奋的队伍、逆风翻飞的旗帜、水泄不通的群众、高亢入云的歌声：“每个人心上的重压使我们整齐了步伐。我们知道我们这只是一小支队，全开封还有许许多多支队，向一个地方汇集。我们知道开封不过是一支小队，插着我们国旗的我们的大地上，这支队还有许许多多……”

  在中国戏剧界独步一时的“街头剧”，是抗日战争中抛开剧场、舞台、服化道，走向工厂、农村等最底层的文艺轻骑兵。《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已经成为举世皆知的名作。父亲的文章《深入到民间——战时流动剧团的工作报告》就记录了由开封的大中学生、平津避难学生以及京沪还乡的文化人组成的流动剧团，到汜水进行巡回演出的动人事迹：“我们团员的生活，虽然是万分的艰苦，然而精神却是愉快的。几十个男女团员，聚集在靠车站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过着原始人的穴居野处的生活。地方人士的热烈欢迎，观众的热泪，都是对我们的鼓励。”

  沦陷后的尽节和丧节

  1937年7月29日，中华民族经历了创巨痛深、奇耻大辱的时刻，北平沦陷了！从此，这座千年古都在日伪政权的法西斯统治下，度过了不堪回首的8年。

  一到北平，立刻令人触目心伤的，是旗帜的变色。到处是日本浪人！日本宪兵可以随时闯入人家，一个人的失踪成为非常普通的事。一个案子，常常会株连全家，株连到几百个人。所以居留在北平的人，不敢轻易赠人照片，不敢轻易留下名片。

  各学校的地图是变色了，学生的课本，是修改了。学生们所受到的，除了一大堆“东亚和平”新秩序等的麻醉之外，便是些不相干的经书。各个报纸，除了觍颜无耻的替敌人做应声虫外，便是捏造谎言，制造些低级的肉麻的猥亵的消息。

  父亲《未死的北平》一文，证实了日伪政权的倒行逆施，揭露了其恶贯满盈的本质。在父亲悲愤交织的笔下，也写出了在北平的至暗时刻，一众知识分子时穷见节的爱国精神。更有许多血性男儿神出鬼没，坚持隐蔽斗争。其中包括令举国振奋、日军丧胆的“刺杀天皇特使案”：

  一九四〇年初秋，北平各街各巷满贴着标语，欢迎大日本总督察，他们是日本天皇派的特使，到占领区来视察治安的。……正到热闹的街衢，迎面飞来两辆自行车，从车上发出两声清脆的声音，这两位特使便猝然倒地了。

  对于日伪吹嘘的“强化治安”，这是何等痛快淋漓的迎头痛击和绝妙讽刺。

  有一个伪中学校长陈某……逢到一个青年，腰间掏出手枪，对准他的脑袋，他吓得举起手来，那青年说：“你不值一颗子弹，你好好反省好了。”说后扬长而去了。第二天，这位老家伙便上了辞呈。

  对于大义凛然的“锄奸行动”，这是何等无所不在的“红牌警告”和心灵震慑！

  父亲这篇短文还生动描写了日本军警搜查电车乘客时，我方特工人员把身上的手枪塞到素不相识的检票员怀里，得到了默契配合。父亲还写到不少伪军对“抗日分子”宁可睁只眼闭只眼、网开一面，写出了伪军和“皇军”之间微妙的冲突与摩擦。这些文字既说明了日军控制下的沦陷区，从无一岁之宁、一日之安，也展示出北平未死、人心未死。

  最令父亲痛彻心扉，出离愤怒的丑恶行径，是“维持会”汉奸的认贼作父和卖国求荣。《从“海外春风”说起》一文写道：

  去年旧历五月端午，这些“正人君子”们发动全县商人，弄了几班响器，吹吹打打，给日本指挥官送了两个匾额。三岛上无此习惯，那些指挥官见此大为不快，觉得颇似出丧，几乎想要震怒。这时“维持会”几个委员，赶快打躬作揖，和颜悦色地解释送匾乃崇敬的表示。匾额送到了，一块匾上的字是“除暴安良”，一块匾上的字是“海外春风”。

  我咀嚼这几个字，心底燃起难以言喻的羞辱和愤怒。这些匾额是他们自动要求着送的“精心杰作”，这中间并没有敌人的强迫，也没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他们的媚态和无耻，在这两块匾前一丝不挂地裸露了出来。这岂是目不识丁的“下等华人”所能写出的？

  父亲把这帮民族败类的丑恶嘴脸活灵活现地形之笔墨。抗战期间中国的“正绅”汉奸究竟有多少别出心裁、无耻下作的“发明创造”，是不应该被历史“埋没”的。

  父亲义正词严、爱憎分明的文字至今仍在回荡：“无论何等人物，一旦背叛民族大义，甘当汉奸走狗，都将毫无例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谁也没有特殊待遇和丹书铁券，任何人也没有护身符和豁免权。”

  父亲的这些文章通过个人的观察与记录，为读者呈现中国人民怎样度过抗战的苦难岁月，中国知识分子怎样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又是如何把自己的“血肉”，筑进“我们新的长城”的。

  1948年，父亲李蕤奔赴洛阳解放区，筹办《开封日报》并担任副刊主编；1949年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在开封筹备河南省文联和《翻身文艺》；1952年参加中国文联赴朝创作组；1953年奉调武汉，担任中南作协副主席和《长江文艺》常务副主编……这些工作，都是他青年时代战斗岗位和职业生涯的自然延伸发展。

  父亲已经去世27年了，我也已经82岁。在父亲的遗像下，1995年中国作协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颁发的“以笔为枪 投身抗战”奖牌厚重依旧，色泽犹新。

  （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9月19日，第13版；作者：赵致真，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会长；图片来源：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