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学习强国

增强对新时代新征程爬坡过坎的信心

李君如

　　“团结就是力量，信心赛过黄金。我们要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结奋斗，继续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在变乱交织的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持续打压，脱钩断链，我国外部环境十分复杂严峻；加上连续三年的疫情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也有许多深层次矛盾要解决，经济发展面临极大的挑战和风险。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市场信心尚未完全恢复。此时此刻，更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科学分析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帮助大家增强信心，齐心协力实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去年，我以“诗词中又见伟人”为题写了一首长短句，展示毛泽东是如何充满信心，以革命乐观主义爬坡过坎的：

　　东方欲晓，重读主席诗篇。

　　挥手从兹去，

　　汽笛一声肠已断，

　　志更坚。

　　湘江边远眺万山红遍，

　　黄洋界点响炮声震天。

　　遵义北上，

　　迈步从头越。

　　三军重会师，

　　阅春色，缚苍龙，陕甘边。

　　北国风光，传唱渝州山巅。

　　冰封又雪飘，

　　却已见红装素裹，

　　晴日悬。

　　钟山风雨轰然起苍黄，

　　百年魔怪不再舞蹁跹。

　　碣石东临，

　　高歌换人间。

　　中华有伟人，

　　泽东方，润九州，万万年。

　　所谓“诗词中又见伟人”，见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对我们的事业和前途充满信心的毛泽东。今天，我们的形势比那个时代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更要全面分析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趋势，坚定信心，团结奋斗，增强我们对新时代新征程爬坡过坎的信心。（作者为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推动新中国史研究事业持续繁荣发展

朱佳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中国史的学习和研究、宣传、教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每当讲到党史，往往与国史并提。他说：“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前进的必修课。”他还把新中国史与党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合在一起，要求全党和高等院校认真学习这四史。所有这些都说明，新中国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具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推动新中国史研究事业的持续繁荣和发展。

　　新中国史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都很强的学科，其中与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尤为密切。但与相关学科关系密切，不等于不同学科可以混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策，必然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史是国史的核心，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走向决定新中国史的走向。但党史与国史毕竟分属不同的学科，党史属于政治学范畴，国史属于史学门类；即使从史学角度看，党史也属于专史，而国史则属于通史，是中国通史的接续。因此，二者在编研角度、范围、重点，乃至学科理论和编纂方法上，都会有所不同。现在一些国史书与党史书之间存在内容雷同或近似的现象，但这并不表明国史与党史是一个学科。这个问题恰恰需要通过加强双方的学科体系建设加以解决，而不应当成为模糊新中国史学科地位的理由。

　　历史既是客观存在的过程，也是人们特别是史学家对客观过程的记述和诠释。这种记述、诠释，在阶级社会中不可避免地会被打上阶级的烙印，其中尤以国史为甚。但我们也要看到，新中国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不等于说它就是意识形态工作，或者是政治理论和宣传工作。处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研究，不取决于这门学科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而在于它追求的是否是客观真理，反映的是否是客观规律，具有的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系统，遵守的学术规范是否被公认为科学。只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连贯性、继承性，努力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因、总结历史成败的经验、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并积极构建符合学术规范的学科体系，新中国史研究就是一门科学和地地道道的学问。新中国史研究者要使研究成果发挥“护国”的功能，增强人们的新中国历史自信。

　　新中国史是当代史，与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与现实的距离最近。现实中刚刚发生的事，有些很快就成了新中国史研究的对象。因此，新中国史研究与当代中国政策研究之间，也会有许多相同的问题。但这同样不意味着新中国史研究，属于对策类研究。新中国史研究与史学其他分支学科一样，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属于基础学科。它对当代问题的研究，无论研究的问题距离现实多近，都只能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它对现实的服务，也只能体现在对历史发生发展的过程阐述、原因分析、经验总结、趋势预测上，而不在于拿出对策。另一方面，新中国史与现实接近的特点，决定了其研究者比其他史学研究者更需要观照现实，跟踪现实问题的发展，加强对现实政策的学习。因为只有这样，当现实成为历史时，才能较快地对刚刚发生的事件作出切合实际的分析，总结出合乎客观规律的经验与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增强坚持真理的勇气、探索真理的劲头，开动脑筋、勤于思考，积极提出真知灼见，为党的理论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这一要求对于新中国史研究者，同样适用。我们要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教育引导，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

图片来源:"理论周刊"微信公众号

从“世界失我”到“世界有我”

韩庆祥

　　古代，世界文明的中心在中国。近代，世界文明的中心转移到欧洲。由此，兴起了“欧洲中心主义”，之后又拓展为西方中心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西方中心论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断清算其以前的哲学信仰，进行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完善。晚年马克思超越其青年时期关于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开始关注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尤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问题。历史发展道路多样性之实践真正发端于列宁，他在理论上为中国“走自己的路”提供了“俄国样本”。现代化运动由西方开启，它把整个世界卷入其中，也对中国产生强烈冲击。1840年后，中国开启一波波被动防御性的回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些回应没有真正走出“自己的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诞生，一改过去被动防御性的回应为积极主动应对，从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选择中国道路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三个方面，开始掌握在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历史主动。之后，我们党确定了“走自己的路”，推进现代化道路上的“自主性成长”；改革开放后，我们党赋予“走自己的路”以时代内涵，从“走自己的路”中开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现代化道路上的“内涵式成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置于世界历史这种大历史观、大历史场景中思考，在与西方现代化的比较和竞跑中，又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推进了现代化道路上的“世界性成长”；之后，我们党又进一步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成功推进和拓展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更宽广而深远的意义，推进了现代化道路上的“理论性成长”。中国式现代化，打破“自古华山只有一条路”的那种对西方现代化、西方中心论的迷思，开创出“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新的现代化景观，改变了世界现代化的版图，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由西方走向东方中国，在21世纪中国焕发强大生机活力，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世界，具有世界意义。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生成，我们走出一条由“世界失我”到“世界有我”再走向“世界向我”的历史演进逻辑，走出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以高质量发展对冲前进道路上的不确定性

韩震

　　龙年的到来，人们期望万象更新，人们对时间的划分与命名，本身就带有文化寓意的期待。龙的形象往往与力量和活力联系在一起，象征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同时也象征着灵活变化、变通和适应能力。龙年是接续兔年的，兔年没有终结的事情必定延续到龙年。当今世界处于百年变局加速演化之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是明显的特征。

　　改革开放已经把中国塑造成为世界性力量，作为多年的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的发展既能够深刻地影响世界发展进程，与此同时，世界形势的变化也必定深深地影响制约着中国自身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发展过程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而高质量发展的力量则来自我们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首先，我们必须以高水平开放的新举措对冲西方某些势力鼓噪推动的“脱钩”“断链”“友岸外包”等逆全球化现象。中国与世界各国在产业链方面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只有高水平开放，才能成就和突显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中国地位。其次，我们必须以全面系统的内部改革对冲全球经济贸易治理的紊乱。譬如，我们过去的改革更多关注与国际对接，但内部不同区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现代经济联系并没有得到全面系统的建构，许多沿海省份与国际经济联系远远大于与国内其他地区，国内统一大市场仍然有许多痛点堵点难点。要对冲国际大循环的不确定性，就必须顺畅国内大循环。唯有高质量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才能对冲国际大循环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再次，我们必须以科技自立自强对冲美国在科技方面对我们的遏制，只有科技创新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才能真正参与国际科技发展的大潮。又次，美国在南海及中国周边兴风作浪，“台独”势力倚美谋独都是让我们必须保持警惕的不确定性。还有，无论国际上出现什么样的乱局，无论出现什么样的自然灾害，中华民族必须以团结奋斗加以应对，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不确定性中开拓实现我们确定性目标的路径。（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新时代需要当今“八大家”

石仲泉

　　近些时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是我收看《典籍里的中国》后，又一非常喜爱的大型文化节目。它在表现手法上比《典籍里的中国》更有提升。穿越时空，通过着装服饰和场景变化，不仅让古人（唐宋八大家）走进当今社会，而且让今人逆溯千年，与古人融为一体，面对面交流，进一步消弭古今隔阂，观众更感亲近。探访团游历采访讲述故事，将历史人物的传奇生平、特色魅力、历史贡献和后世影响摆弄活了，使故纸堆里的文献飞动起来，既使今人见到古时月，也使今月照活古时人。过去为专家小众品味的阳春白雪美食，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下里巴人的佳肴。这个文化节目，令我感慨良多。它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盛世出大家，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规律性表征。唐宋是中华民族的盛世，产生八大家乃文化之盛的奇葩。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进入新时代以来，又呈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盛世景象。时代需要大家，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也有许多大家。但是，能够达到像韩柳欧苏八大家这样民族顶级、世界顶级的宗师，不能说没有，但凤毛麟角。新时代需要更多“唐宋八大家”级的一代宗师。

　　怎样才能涌现更多这样的顶级宗师呢？我以为：至少需要在这几方面作巨大努力。

　　一是更要解放思想，坚持一切唯真求是。唐宋八大家，推崇的“古文运动”，就是反对六朝以来流行的单纯追求声律骈俪的形式主义思潮，提倡言之有物、清新自然、明白晓畅、平易近人的散体文风。说白了这是千年前的白话文运动。韩愈、柳宗元虽不是这个运动的始作俑者，但是其大力倡导和推动者。他们顺应时代潮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掀起了文体改革运动大势。韩柳所以能如此，与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革新精神密切相关。

　　二是更要推进改革，大力破除束缚文化繁荣的各种藩篱。这以欧阳修、王安石为杰出代表。欧阳修是教育改革家。他连续参加两届科举考试都落榜，深知科考制弊端。在任礼部贡举主考官时，对进士考试制进行重大改革，录取一批新秀。他慧眼识才，一众青年学子脱颖而出，成为罕见的千古伯乐。王安石是家喻户晓的政治家，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他大力推动北宋后期的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三是更要植根人民，体察民情，汲取创作资源、文化营养。柳宗元、韩愈在八大家中最为突出。柳宗元被贬永州，是个无权的小司马，通过开释内心的游历山水，关注民生疾苦，创作了《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等著名诗文。他提出并践行“吏为人役”思想，在柳州任地方长官（刺史）4年政绩斐然。他实施的许多利民改革：释放奴婢，开凿水井，兴办学堂，垦荒植果等，深受百姓拥戴。由于德政，后人尊称他为“柳柳州”。韩愈任潮州刺史8个月，就实施驱除鳄鱼为民除害、兴办教育举荐人才、奖劝农桑大修水利等利民义举，博得百姓敬仰。潮州人民为纪念他建立的“韩公祠”，历千年而未衰。

　　四是更要磨砺意志，坚守初心，不畏挫折逆境，达观人生。人生之旅路漫漫，立有大志初心最重要。宗师大家，鲜有一帆风顺始终者，几乎都遭受过挫折逆境，甚至多次被贬谪到偏远艰苦之地。柳宗元被贬永柳蛮荒的岁月长达其一生的三分之一。欧阳修宦海浮沉，三遭贬谪，“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苏轼才华过人，仕途坎坷，一生多次遭贬，不是放任外地，就是被流放边远蛮荒。但由于坚守初心、达观人生，挫折逆境，正成就了他一代宗师的诗文伟绩。唐宋八大家的人生之旅是难得的历史教材。（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理解中华文化忌讳“浅、窄、偏、僵”

李德顺

　　今天的中华文化，已经是“中、西、马”等几大传统文化相互融汇的一个综合体。几千年的本土文化，不断吸收域外特别是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着自己别具一格的新兴社会主义文化。这些犹如“百川汇海”，造就了她如今汪洋浩瀚、丰富多彩、气象万千，以至于“澄之不清，扰之不浊”的整体面貌。

　　理解中华文化，忌讳“浅、窄、偏、僵”。正如人们可以追溯描述长江黄河等每一条江河的来历和流程，但不可以试图把大海重新划分还原成江河；人们可以考察描述每一片海洋的特殊面貌和物产，但不可以试图将几大洋的面貌，强行统一为某种不变的“标准模式”；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在海上自由地航行，但不可以要求享有泛舟江上，顺流而下的安逸特权，无视海上的风暴，企图免除不可预测的风险，拒绝付出代价、忘记承担责任。

　　海洋就是海洋。“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我们立下如此宏伟志向的时候，心中就要有对海洋的充分理解和足够的心理准备。（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让创新成为各项工作的不竭动力

周文彰

　　坚持守正创新，是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是我们在新的一年深化改革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从事各项工作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准则。我们不仅要把其写在纸上、喊在嘴上，更要实实在在地用来指导工作、付诸行动、收到实效。

　　要做到守正创新，就要懂得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守正就是坚守正道、恪守原则、继承优良传统等，为的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方向正确、行为规范。创新就是创造新的规则、思路、方法、产品等等，以便顺应形势变化，保持主动态势，立于不败之地。守正和创新的辩证关系是，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只有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才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创新是守正的保证，为了守正必须创新，只有创新才能使所守之“正”与时俱进，获得强大生命力。守正才能不偏离正道，创新才能顺应时势。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体现了“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

　　因此，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把守正与创新作为一个辩证统一体去理解和把握。

　　创新需要科学求真的态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号召全党“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这一号召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不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探索和研究需要科学的态度和真理的精神，一切工作，包括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都需要科学的态度和真理的精神。

　　创新需要勇气和胆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号召全党“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无论是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还是实践创新，都离不开创新的勇气和胆略。如果前人没有说过的话就不敢说，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就不敢做，就只能墨守成规、停步不前。

　　创新需要宽容的社会生态环境。创新是突破传统、打破常规，核心是一个“新”字，这就需要我们满腔热忱地对待一切新生事物；创新是探索和尝试，没有绝对成功的把握，难免遇到风险、挫折乃至失败，没有容错纠错机制就没有人愿意和敢于创新；创新需要宽容，更需要激励，当人们的创新热情、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普遍激发出来并蔚然成风时，各项工作就会生机盎然、蒸蒸日上。（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

零碳变革，广泛而深远

潘家华

　　2023年12月，联合国气候会议达成《阿联酋共识》，协定明确“转轨别离化石燃料”，开启终结化石燃料的加速进程。《巴黎协定》下的第一次全球盘点，全面强化对标1.5摄氏度温升管控目标的落实进程，要求在2019年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上的减排幅度，2030年48%，2035年65%，2050年99%，实现碳中和。也就是说，届时几乎要清零源自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在27年的时间进程里，人类世界不是减少或退出煤炭，而是要整体告别作为能源的所有化石燃料。规定各缔约方在2025年提交2035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2028年开展第二次全球盘点。

图片来源：经济日报

　　农耕文明的能源基础是可再生能源，工业文明依赖化石燃料而勃然兴盛，别离化石燃料，零碳变革，意味着开启人类社会发展一个新的时代。蒸汽机发明启动了工业革命，由化石燃料转换的二次能源电力，为随后的互联网数字革命奠定了基础。化石燃料规模化商业化利用的强劲动能而发育的资本经济，直接碾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短短不足300年时间里，工业化城市化所积累的社会物质财富和人类生活品质水平，远远超过数以万年计的农耕时代。然而，化石燃料自身的内在缺陷，不仅是其不可再生而终至枯竭的属性，还有其燃烧释放温室气体而危及地球安全的气候变化风险，决定了人类社会必然要告别化石燃料。

　　如同化石燃料市场碾压生物质等低品质的可再生能源而引发的经济社会变革一样，高品质的可再生能源对具有灵活性高热值的化石燃料的市场驱除而启动的零碳变革，其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影响，更加广泛而深远。高品质可再生能源全面取代化石能源的零碳变革，不仅是能源安全、就业、民生福祉和环境品质的提升，更是生产关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深刻变革。化石燃料的生产具有资本密集垄断层级依附之特性，而零碳可再生能源例如屋顶光伏发电电池储能用能的零碳单元，生产消费可以完全分散化扁平化，自产自用自给自足，生产统计不用计入，没有“交易”而没有“增加值”，但确实有生产、消费、福祉。

　　中国的光伏组件、风机制造、动力电池、电动汽车和热泵等零碳产业，产能产量产品竞争力，领先于世界。有如工业革命的发端与引领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拥抱零碳，推进变革，对世界零碳转型的贡献，对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广泛而深远。（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

　　（来源：《北京日报》2024年02月19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