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诞生地大栅栏百顺胡同（金玲 摄）

      乾隆六十多年间，全国有三次重大庆典，即皇太后六十寿辰、八十寿辰和皇帝八十寿辰。在这些庆典中，听曲赏戏是重要内容之一。全国各地戏曲班社，经运河云集北京献唱。在皇城外搭建多座戏台，若干剧种同时演出吉祥剧目，四乡父老异常欢悦，盛况空前。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给皇帝祝贺八十大寿，以旦角演员高朗亭领衔的三庆班进京献艺。他们在瓜州入大运河北上，直达通州，成为徽班进京的先锋队。高朗亭“丰颐皤腹，语言体态，酷肖半老家婆”。入京时以安庆花部二黄调为主，合京、秦两腔演出。高朗亭主演的《傻子成亲》一剧红遍京城。三庆班演出的剧目，既有宫廷斗争题材，也有反映民间生活的内容，上至皇帝、后妃、官员，下至士子、商贾、樵夫，无不迷上他们的表演。

      三庆班进京献艺成功的消息传到扬州，四喜、春台、和春、启秀、霓翠等徽班大批演员也陆续到达北京，落脚大栅栏百顺胡同、韩家潭一带。这些徽班经过发展合并，最后形成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大徽班，史称“四大徽班进京”。此时，京腔（高腔）、秦腔已先行流入北京，徽班在演唱二黄、昆曲、梆子、罗罗诸腔的基础上，兼容并蓄其他曲种腔调，“各擅胜场”。民间曾有“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的说法，意思是三庆班以连演大本轴子新戏闻名，四喜班以昆腔曲子风行，和春班以武戏取胜，春台班以童伶见长。二黄调徽戏盛行一时，逐渐压倒了在京城长期流行的秦腔、昆剧，开启了京剧形成的初始阶段。

      博采众长成国粹

      “本是梁溪队里人，爱歌楚调一番新。蛙声阁阁三弦急，流水桃花别有春。”这首写于乾隆年间的《咏四喜官》诗，记述了京剧形成过程中诸腔竞奏、徽汉合流、“班是徽班、调曰汉调”的场景。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汉调春台班首次进京，艺人米应先以唱关羽戏享誉京师，成为台柱子。湖北汉调班老生余三胜，进京后搭徽班演出。据说，他进宫演唱《四郎探母》时，嘉庆皇帝曾口封他为“戏状元”。汉调演员搭入徽班，使徽班戏声腔吸收了山陕梆子的特长，创造出旋律更加丰富的“楚调新声”。“老生前三杰”中程长庚为“徽派”，张二奎为“京派”，余三胜为“汉派”。凡在演唱时使用湖广音的均为汉派，虽名为三派之一，其实在徽班中占有统治地位。湖广音的使用，从余三胜到“老生后三杰”之一的谭鑫培，以及后来的余叔岩等，一直沿用。

      从徽班进京到道光二十年（1840）左右，京剧慢慢地形成了以西皮、二黄为主，兼擅昆腔、吹腔等的声腔板式，从而更加丰富和美化，流畅动听。由形成初期的“时尚黄腔喊似雷”，融入北京字音，则出现了新的韵味。在演唱语言上，以《中原音韵》为标准，北京字音与湖广音结合，形成了“十三辙”“韵白”“上口字”“尖团字”等规范。同时，伴奏乐器由笛子变革为胡琴，胡琴由初期的短软弓变为长硬弓。程长庚一辈的角色，学戏用功在同治以前，是用笛子随腔的，所以庄重。谭鑫培一辈的角色，就用胡琴伴奏了，所以腔较花。

      同治、光绪年间，各班生旦净末丑，济济多士，以谭鑫培为代表的“同光十三绝”名震天下。在京城里形成的皮黄戏，无论声腔、剧目、舞台语言、表演以及演员阵容都出现了质的变化，有了“京音”特色。这种带有北京特点的皮黄戏当时获得了一个新名字——“京戏”。

      俗话说：“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京剧从北京前门一带走向全国、走向世界。2013年，西城区大栅栏百顺社区打造成“京剧文化精品胡同”，建成京剧文化主题公园京韵公园。2021年，大型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在国家大剧院推出。该剧以“一支塔影见通州”“天上的星星郭守敬”“飘来的北京城”“致敬大运河”4个乐章，歌颂京杭大运河在京剧形成过程中的丰功伟绩。

      京剧，无论是在徽班进京、徽汉合流的孕育时期，还是在顺河南传、形成流派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大运河息息相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京剧艺术家。正如京剧业内老艺人们常说的：“没有漕河，就没有咱们二黄啊！”没有京杭大运河，也就没有今天享誉世界戏剧艺术之林的国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