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斌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1985年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进入浙江省考古所工作。在考古所工作期间，刘斌长期参加和主持良渚的考古发掘工作，在中国史前考古和史前玉器研究方面具有较深的造诣。主要著作有《神巫的世界》《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寻找失落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记》等。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围绕文化传承发展这一主题，策划了系列宣讲。本场讲坛来到杭州余杭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讲述良渚文化的发现与保护，感悟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光明讲坛将持续刊载该系列内容，人文之光网进行转载！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在2020年9月28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充分认识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成就和重要意义。

　　考古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

　　良渚文明溯源

　　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国家文明阶段。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都距今约五千年。我们常说中华五千年文明，那代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形象是什么呢？文献记载的夏代大禹治水距今约4100年，再往前是“三皇五帝”的传说。而良渚的发掘，印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存在。

　　2019年7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成功申遗，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一个新的成员。良渚的存在年代为距今5300年到4300年之间，它和其他三大文明处于同一个时代，都是五千年左右，因此也受到国际国内的关注。良渚不仅代表着中国长江下游的文明形态，也代表着东亚地区最早的国家文明。良渚申遗的重要意义之一便是：让西方了解到，中国的文明进化和埃及等其他古老文明是同步的。

　　人类文明的起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是世界性的课题，历来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因此，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在世界文明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首先进行了为期三年（2001年—2003年）的预研究。在此基础上，2004年夏季，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研究正式启动。良渚古城的发现和考古研究是探源工程最重要的成果。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11月7日摄）。  新华社发

　　考古学所说的“文明”是一个特定的名词，国家产生才叫文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重要内容，一是中华文明何时形成，各地形成的时间是否不同；二是中华文明经历了怎样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各个过程有哪些特点；三是导致起源和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和动力是什么；四是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

　　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和形成过程，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目的。1973年以来，我们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陆续发现了很多大型墓葬，这些墓葬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尤其是玉琮、玉璧这样具有中华民族属性的玉礼器。这在当时，是很令人震惊的事情。我们知道，早期考古学家根据西亚考古、埃及考古总结出来“文明三要素”，即文字、金属、城市，一处遗址只要有这“三要素”存在，就可以证明是国家了。这时的良渚，算是国家吗？很显然不能对此生搬硬套，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三要素”背后所体现的社会组织。良渚高等级的墓葬与玉礼器的发现，证实良渚时期已经出现统一的信仰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分化，但这还不足以证明已经出现了国家。我们一直在寻找大型的工程和城市，这些是能够标志国家诞生的要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让我们在良渚遗址发掘中逐渐找到了这样的工程和城市。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近20年来，围绕4处都邑性遗址与40余处区域聚落群开展田野考古调查、重点区域的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我们建立起了涵盖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等地域范围，时间跨度从距今5500年到3500年的“中国文化圈”。

　　良渚的发现与保护

　　良渚作为一个早期国家，具有七大特点。第一，良渚种植水稻和养猪，我们常常说江南“饭稻羹鱼”，但良渚人养猪，猪成为当时很重要的肉食来源；第二，良渚拥有发达的陶器、石器、漆器制造业；第三，良渚文化遵从以玉器为标志的权力和信仰、礼仪等级制度；第四，良渚的城市选址以山为郭、以中为尊，站在良渚古城的宫殿上可以看到三面环山，形成了宫殿区、内城、外城的三环结构，这是由古至今中国城市发展扩建遵循的一种模式；第五，良渚有高大的土台建筑和高土台上的贵族墓地；第六，临水而居，水陆交通是良渚文明的特点，也是中国长江下游文明的一个代表；第七，稳定安宁的血缘家族社会。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良渚古城城址区的选址具有明确的规划思想，古城规划于三个山体之间大体居中的位置，也就是东苕溪流域中游和上游交界的地方。沿着东苕溪顺流而下，至太湖约60公里。以今天的视角看，东边的嘉兴、上海，北边的无锡、苏州，都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区，属于今天的长三角。这与今天当地文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

　　良渚遗址的考古与保护，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936年，施昕更先生在家乡余杭良渚镇一带进行调查，发现了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十余处，这成为良渚文化和浙江史前考古的发端。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1979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成立，对良渚遗址进行了更大范围的考古工作。1986年是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我们第一次挖到了良渚文化的反山大墓。1987年，又在瑶山遗址发现了良渚贵族墓地，并第一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良渚遗址的重要性和整个良渚文化的地位显示出来。1987年及1992年到1993年间，我们通过对反山边上的莫角山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人工堆筑营建的大型宫殿基址。如此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址，与反山、瑶山大量精美玉器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意识到，这里应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所在。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良渚一带的考古工作几乎没有中断，先后发掘了庙前、梅园里、卢村、姚家墩、塘山、葛家村等一系列遗址。1996年国务院批准良渚遗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东起良渚镇、西到瓶窑镇的33.8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

　　2006年，我们发掘出了一条良渚时期的古河道，在对河岸的解剖、清理中发现，这个河岸由人工堆砌而成，而且3米多厚的良渚文化堆筑层底部铺满了石块，这一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思考。这个地方恰好是一个高地，有可能是我们一直寻找的良渚大型工程。2007年11月，良渚遗址的四面城墙都被找到。

　　良渚古城以莫角山为中心，略呈长方形，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总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城墙基础部分一般宽约40至60米，局部可达100多米，现存最高处4米左右。据发掘与钻探显示，四面城墙在结构上、堆筑方法以及用材上都显示出统一性和整体性：城墙墙体主要用黄土堆筑，黄土底部普遍铺垫石头地基，石头地基以下铺垫一层厚度20厘米左右的青胶泥，城墙内外有壕沟并叠压着良渚文化堆积。这说明，四面围合的城墙应是同时进行修筑的。

　　2007年之后，我们重点对城内进行了考古勘探，在城里发现了很多河道。以前发现的莫角山宫殿区就在城中心，城里的古河道经过计算有32公里，很多为人工河道，通过8个水门沟通城内外水系。在莫角山宫殿区的中心部分，还考古发现了30多座房基。宫殿区三面有河，码头可以直达宫殿。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在当时肯定是需要举国家之力来组织建立的，并非一个村庄就可以完成。

　　在莫角山宫殿区的西边是贵族墓地区，南边是粮仓。宫殿区以西是城内的王陵和贵族墓地，其中反山墓地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级的墓地，共清理出9座良渚早期墓葬和2座良渚晚期墓葬。2016年，我们又在距离反山墓地南边200米的位置发现了姜家山贵族墓地，这也是家族墓葬；再往南，桑树头的位置也曾出土过玉器墓葬。粮食储备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备条件。我们经过发掘，在宫殿区的南边发现了很大的粮仓，且因失火被烧掉了，这些稻米炭化后被土覆盖保存了下来。经测算，被烧掉的粮食约有20万公斤。

　　大城市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标志之一。2006年开始，我们对宫殿区东边一条南北向的河进行解剖。考古发现，河岸的护岸工程用的木桩是粗细一致、间距一致的，由此我们得以了解当年标准化的工程情况。在这条河里，还出土了很多玉的加工废料，我们推测，良渚古城里住的不是农民，而是工匠、工商业阶层和贵族统治者阶层。河边的居民有些是加工玉的，有些是加工骨器和石器的，存在不同工种的划分，这正是城市的标志之一。通过这些考古，我们也了解了当时的人们吃什么：除了水稻外还有李子、桃子、甜瓜等水果，以及菱角类的东西。

　　良渚古城的河道里还发现动物骨头40多种，其中猪占80%，这些猪大部分都是家养，此外还有老虎等。由此可见良渚养猪业的发达。猪后来成为财富的一种象征，“家”字上面是一间房子，下面是“豕”，就是说，有房子、有财富才有家，这也体现了文化的延续性。

　　2009年起，我们开始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手段对良渚遗址进行研究。根据数字高程模型，首次发现良渚古城的外郭城，属于良渚文化晚期。良渚古城中心为3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其外部是300万平方米的内城，最外围是600多万平方米的外郭城。

钻探寻找城墙。 刘斌供图

　　2010年之后，良渚古城周边几条水坝先后被发现。2015年，我们选择了低坝的鲤鱼山、高坝的老虎岭进行研究，通过碳-14测年，测定其距今4700年—5100年。还有一些如地层和出土文物等实证，确定是良渚时期的水坝。这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研究结果显示，良渚人修建的水库面积接近14平方公里，通过一道导流渠流到良渚古城。近两三年，我们又在其周围发现了很多水坝，水利系统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通过这样的大型工程、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城市布局，我们可以了解良渚当年文明的高度。

　　良渚人设计的这座城市包括水利工程，规划面积是100平方公里。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也是申遗中的一项内容。良渚古城申遗成功后，我们调整了保护区范围，实际保护面积为99.8平方公里。

　　考古过程中存在很多偶然性，这不仅需要考古人有执着、坚定的信念，也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和支持。

　　1996年到199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组织对良渚遗址群进行了拉网式的详细调查，在4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又发现了许多新的遗址，将原来的50多处遗址点增加到了100余处。在我们不断为良渚遗址的新发现而欣喜的同时，遗址所面临的保护问题也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也在交替中上升。

游客在良渚博物院内参观。 新华社发

　　为此，1999年国家文物局就加强良渚遗址保护工作专门致函浙江省政府，指出“良渚遗址是我国和人类的罕见的珍贵历史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提出扩大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立考古遗址景观及生态保护区或国家遗址公园，抓紧做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期准备。2000年7月，浙江省政府决定关闭良渚遗址周边数十家石矿，切实整治环境风貌，使遗址周边的山川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2001年9月，在杭州市和余杭区的动议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了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范围为扩并后的良渚、瓶窑两镇，区域面积242平方公里，成立了正区级的遗址保护专门机构，加强了良渚遗址的保护管理力度。2001年12月，杭州市人大审议通过了《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使良渚遗址保护有了专门的针对性法规。浙江省政府成立了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由国家文物局指定，余杭区政府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制定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

　　此外，2009年，我们在良渚古城的西边还发现一座大型水坝，且水坝旁边有一座汉墓，我们申请余杭区对其进行保护，良渚管委会也跟村里签订协议对此地进行保护。

　　良渚文化的特点

　　良渚文化主要遗址分布于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有着相当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手工业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和漆木器等。渔猎也是食物来源的一部分，猪和狗为主要的家畜，并常常用于祭祀。在信仰方面，良渚文化有着共同的神徽崇拜。

　　良渚时期，社会等级分化已相当显著。按照现有的墓葬资料，起码可以分为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反山、瑶山这样的高级墓葬，墓坑大而深，有一重或两重的棺椁葬具。随葬品除鼎、豆、罐、缸等基本陶器组合外，以玉礼器为主，主要有琮、璧、钺、璜、冠状饰、三叉形器、锥形器等标志君权的物件。第二个等级是聚落里的少数贵族，在随葬玉礼器的同时，还常常随葬有石犁、石锛、石镰、耘田器等生产工具。这表明这些墓主人作为首领、巫师的同时，仍旧是氏族的一员，从事生产劳动。第三个等级是良渚社会的基础大众阶层，良渚社会是非常安定的社会，普通老百姓的随葬品主要有鼎、豆、罐、壶等陶器，以及石钺、石镰、耘田器、石锛等生产工具，约半数墓葬随葬有管、珠、坠等小件玉器。第四等级则是指一些无任何随葬品的墓，其可能从属于某一墓主，这些墓葬数量少，虽然不构成明确的等级阶层，但他们的地位却显然是更为低下的，可能是殉葬者。

　　良渚是稻作农业，稻田很发达。其一，很多良渚的石制工具，如跟稻作农业有关的石镰刀已经非常规范，跟今天没什么两样；其二，良渚很多的遗址里都有石犁，由此推断当时应该是犁耕农业，这是农业一个很大的进步；其三，2010年，良渚的稻田首次被发现，面积非常大，占地80多亩。田埂是用红土铺的，田块有20多米宽、100多米长，跟犁是配套的。

　　在良渚，陶器生产很发达，以鼎、豆、双鼻壶、圈足罐、尊、簋、袋足鬶、大口缸等为主要组合。种类繁多、样式好看的陶器，标志着生活的复杂化。而且良渚的很多陶器上有刻画符号，经统计发现有600多个不同的符号。目前，我们认为，这些符号是字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还没有办法释读，我们可以叫它原始文字或表意符号。也有一些刻画的动物纹是装饰性符号。

　　良渚文化的漆器艺术，则是良渚文明发达的另一个标志。漆器艺术以红黑相间的图案为主要风格，这种对红黑艺术风格的崇尚一直延续到汉代。除髹漆工艺外，良渚文化的木胎漆器工艺已经十分成熟。木胎漆器的装饰手法有纯红色，有在红色底子上画黑彩的图案，也有的在红色图案中镶嵌玉片。从发掘出土的有限资料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良渚人绚丽多彩的漆器艺术，也了解到当时贵族生活的高级与讲究。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为重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反映了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主要用来祭神，并作为权力与身份的象征。玉器的主要种类有琮、璧、钺、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玉璜等。由此可见，良渚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

　　如玉冠状饰。良渚文化的神徽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表现得极为一致，反映了在这一广大地区人们有着统一的信仰，很多玉器都是根据神像设计的，冠状饰即是神的帽子的形态。比如，良渚很多贵族会通过梳子把玉制的冠状饰戴在头上，表示他能够通神、他的权力跟神有关。玉冠状饰有镂雕加阴刻的表现方式，大部分是没有纹饰、素面的形态，只是做了神像羽冠的样子。

　　如玉钺。它象征神权与王权的结合，玉钺的把端饰是神冠对折的纵观形态，玉钺杖的整体形式是甲骨文“钺”字的象形字，被假借为“王”字，象征权力的权杖，也即“王权神授”。《史记》里写周武王伐商时“左杖黄钺，右秉白旄”，商王伐夏时也是这样。王出场都会拿着钺，所以造“王”字的时候，便选了钺作为王形象的象征。这也是中国造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如玉琮。良渚人发明了琮，其形状为外方内圆，是祭神的主要法器。1986年，在反山发现了玉琮王，其竖槽里刻了完整的神像，对应四面的转角四层。由此我们知道，玉琮一层一层的设计，就是为了表现出不同的神像。

　　此外，良渚是一个礼治社会，人的社会地位体现在穿戴上。最高等级的男性贵族头上会佩戴三叉形器，女性贵族则要在胸前佩戴玉璜，这反映了良渚时期的等级与礼治。玉璧也是良渚人发明的，开始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礼器，发展到后来越来越重要，成为祭天的礼器。与此同时，良渚人会佩戴很宽的玉手镯，胸前会戴很多条缠在一起的管珠串饰，皮带扣是玉带钩，其服饰相当华丽。一些贵族参加礼仪性的劳动或某些仪式时，用到的木耜或骨耜的把、纺织机的纺轮等也都是玉的，被制作得非常高级。可见，整个贵族生活与神的祭祀、神像的表达是融为一体的。

　　良渚的延续

　　良渚人五千年前发明玉琮，随后其影响力向四周扩散。山西的陶寺遗址、山东的五莲丹土遗址、陕西延安的芦山峁遗址都发现了玉琮，我们一看就知道是从良渚发展继承的。特别是在陕西榆林神木的石峁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晚期的玉琮，这跟之前的不一样，是长江下游的玉琮被带了过去。很难想象，在当时，长江下游到陕北距离如此遥远，仍有密切的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传承。

　　南至广东、北至陕北，甚至甘肃、青海、宁夏等西北地区，都出土了具有鲜明长江下游地区特征的玉器。由此可知，中华民族是多元文化发展融合而成的一个文化共同体。同样，中国文化经历的是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良渚文化和后来的文明是有关联的。不论是四川成都的三星堆遗址，还是同时期的殷墟妇好墓，都出土了良渚人的玉琮，证明其与良渚有着密切的联系。

　　很多人可能会问，良渚文化这么高级，后来到哪里去了？良渚怎么灭亡了？其实，历史上的良渚文化不是灭亡了，而是融入了更大的中华文化里。良渚的玉璧一直传承到了明清，玉琮传承到了商周。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讲，每一个考古学文化只存在于一段时间，一个考古学文化转化为另一个考古学文化并不等于说相应的族群被消灭了，而是文化的表现方式改变了。中华文化经历了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国历史和文化是不曾断灭过的，良渚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最终融入中华文化整体之中了，我们从良渚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

　　我们现在对很多东西还不够了解，我们还在寻找的路上。文化是不曾消失的，它融入了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中。正是考古，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从中领悟古人的智慧，为当下及未来提供借鉴。

　　（来源：《光明日报》2023年11月18日，第10版；作者：刘斌；图片来源：原文配图；文章为2023年10月作者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讲稿，光明网记者王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