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大司空商墓H37出土的牛骨

　　文字是文明的代表。在早期文明中，出现和使用的文字一般较少，意义也难以贯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殷商甲骨文作为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内容与政治密切相关。随着文字和书写系统的不断完善，文字的适用场景也不断增加，推进了早期文明的发展和国家形态的演进。

　　文字、政令与商代方国联盟

　　商代的国家形态属于方国联盟，以商王为首的商部族是联盟中的首脑和主宰者，即共主。在方国联盟中，商族通过多种方式建立与诸方国的联系，有婚姻等和平方式，也有征伐等武力方式，即使是婚姻也多是基于军事实力展开的。从政治格局看，商王朝可分为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区和外服的方国统治区，方国承担着为商王进贡、服役、戍守边疆和跟随商王作战的义务。商王的政令通行于商王畿，而到了方国，政令的传达是由方国统治者来完成，他们虽然归属于商联盟，但时有叛反的可能，所以商王十分注意方国的动向，这在甲骨文中有相当多的记载。

　　甲骨文只是商代文字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较少的一部分，其使用者主要是商王和大贵族，并不能完全体现商代的国家统治。从现有的资料看，商代主流的书写载体应当是简册，甲骨文中册字写作“ ”，象细绳编联竹简而成册，《尚书》记载周人强调“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即商人的书册典籍明确记载了“殷革夏命”的事情。

　　商王及贵族传递信息的文本应该是以竹简为主，只不过由于时间久远、保存环境等因素，竹简早已腐烂。目前已经发现的甲骨文主要为契刻，还有少量朱书墨书的，也有先毛笔书写后契刻而成的。甲骨文中已有“笔”字，象手握毛笔书写。最近公布的安阳大司空商墓H37出土的牛骨上，每行文字旁都有竖线（如图），方便契刻，明显是受到了简册的影响，这样的甲骨已有不少，说明简册才是当时通用的书写材料。根据甲骨学家宋镇豪先生的研究，商代已经建立文书、消息传报的“连传”制度，只不过还没有形成节级传递，而是由专人送达。《甲骨文合集》23674条记载商王政令由发出到送达前后隔了48天，这说明商王的统治区域之广和统治力之强。

　　除了下传，还有上达，遇有重要事务如敌人侵扰，方国需要向商王告警，还承担向使者提供食宿等义务，确保了商代政令和信息传播的畅通，这些都应是通过文书传递来实现的。不过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只能大致了解商王朝政令及消息的传递过程。

　　册命、礼制与西周封国联盟

　　西周王朝的国家形态属于封国联盟，经过统治者尤其是武王、周公的精密谋划，才形成了庞大的政治体系和格局。封国之君由姬姓、姜姓、克商中的功臣以及圣王后裔等组成，都通过周王的册封，并由“司土授疆土，司徒授民”。

　　文书方面，周王的统治力主要体现在册命制度上。《左传》记载分封卫、晋、鲁国的册命文件就是《康诰》《唐诰》和《伯禽》，诰就是王诫勉、封赏大臣、诸侯的一种文体形式，此外还有分给鲁国的“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前者是掌握文字、祭祀的人，后者是大量的典籍文本。分封之后，新的国君即位，也都需要周王的重新任命或册封，这既是周王权威的体现，也是诸侯国君政治合法化的表现。周王还在封国设置监官，目前所见就有应监、句监、鄂监等多件青铜器，证明了监国制度的存在，这都是强化王权的体现；《礼记·王制》记载：“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这说明周王还通过“命卿”来加强对地方的管控。《周礼》记载：“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士山盘就有相关记载，士山的职务类似大司寇，铭文记载周共王命士山去处理诸侯事务，福利新君，体现出周王对诸侯政治的直接干涉。周王对大臣、诸侯的任命，甚至大臣、诸侯对属下的任命，命书都由史官交付本人，并有副本保存。作为一种权力和荣誉的象征，受职者往往铸造铭文以表功，青铜器中诸多的册命铭文就是这一体现。

　　西周时期礼法并用，统治者通过颁布礼、政令来维护统治，那时候没有成文法，但礼制的规定应有明文，礼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以周公制礼作乐为基础形成的礼制，大都被诸侯所认可并得到执行。不尊周礼的行为则被载之简册，藏之内府，使“乱臣贼子惧”。

　　相较而言，西周文字的书写较商代范围更广，不仅局限于周王统治区和地方封国，还到达更加遥远的周边区域。周王朝的文书系统不断完善，文字书写在西周国家管理、政治运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书行政与中央集权的形成

　　春秋时代王权衰微，诸侯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代开始的礼崩乐坏、文化下移，是文书行政由“上层”逐渐转向基层的重要因素。商、西周时期，统治者牢牢控制着文化系统，文字难以普及至“寻常百姓”，而随着世袭制的打破，私学的兴起，教育不断普及，培养了大批行政官吏，也催生了百家争鸣。在政治方面，诸侯割据，各自为战，但为了自身发展都极力加强统治，纷纷进行改革。如秦国起用商鞅变法，实行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发展策略。《商君书》强调说：“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对这些数字的掌握都需要统计，这也是公文的主要内容。秦人还制定各项律法并广泛推行，通过置县进一步打破了原来的宗法血缘关系，使得秦王政令直接推行至基层。不惟秦国，魏、楚等国也进行了改革，秦律就吸收了魏律的许多内容；包山楚简中有大量的司法文书，涉及户籍和诉讼等制度，反映了楚国制度文明的高度发展。

　　秦始皇依靠先代留下的政治遗产，南征北讨而建立秦王朝，“百代皆行秦政制”，秦人建立的以文书行政作为显著特征的官僚体系，从皇帝而至郡县、乡里，实现了王朝的有效管理。近几十年来发现的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北京大学藏秦简等资料，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法律规定，体现了战国晚期至秦代，秦人对统治区域进行的文书行政。严密的文书体系确保了从中央到基层的政令传达和法律实施。这些，构成了中央集权国家行政的运作形态。

　　不难看出，商周王令传达先至诸侯，其后的程序则需要诸侯来完成，未能实现真正的文书行政，这是由早期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西周时期，王权逐渐开始集中，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周人的册命与礼制，成为后世文书行政的重要基础。随着血缘管理逐步瓦解，以郡县为代表的地缘管理体系建立，战国时代勃兴的文书行政使得统治者的权力不断加强，政令才能自上而下通畅传达。文书行政既是中央集权加强的重要手段，也是进入帝国时代的重要表现。正如卜宪群、杨振红先生指出的：“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初就形成完善的官僚行政体制和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在当时的世界实属罕见。在世界其他地方，由职业官僚构成的官僚体制的建立要晚得多。因此，一般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与中国国家政治形态的早熟有着密切关系。”

      （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11月15日，第3版；作者：代  生；图片：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