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天津市区。

　　70多年前，毛泽东决策部署平津战役时，在确保以战争方式解决国民党军队的前提下，已将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和平摆到重要位置，并最终使这种可能变为了现实。从而为解决残余国民党军事集团创造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

　　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

　　1948年中共中央召开的“九月会议”，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并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做好了充分准备。此后，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发起一系列攻势作战，并先后组织了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被基本消灭，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已指日可待。

　　三大战役中，与辽沈、淮海战场不同的平津战役，有着军事斗争与政治解决并存的局面。平津战场存在着中共、蒋、傅三方角逐的错综复杂形势。在毛泽东看来，虽然傅作义的军事指挥能力比卫立煌等人强，但傅作义集团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后已成“惊弓之鸟”。与此同时，蒋在华北的嫡系部队较傅系部队在兵力、武器装备等方面存在明显优势，当时，蒋系在平津地区有24个师，傅系有16个师，特别是张家口、新保安35军等傅部精锐遭全歼后，这种态势愈发突出。傅作义在痛惜其主力被歼的同时，深感令其更难以驾驭的是无法从根本上指挥蒋系部队。为此，傅作义首先婉拒了蒋介石要其率部南撤的建议，决心固守华北，保持海口，由此暴露出蒋、傅之间的深层次矛盾。二是争取美援。美国政府对傅作义一向“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一位第一流的军人”。因此，美国政府决定直接援助傅作义。总统杜鲁门发布命令：“美海军驻军继续留驻青岛，并采取步骤，以武器接济华北方面仍与共产党作战之中国部队。”早在1948年7月，美国政府就直接拨付1600万美元给傅作义，又于11月海运战略物资至天津，这对傅作义固守平津，并抗拒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多少是一种鼓励。同时，傅作义也通过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多次求见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要求美国在必要时直接出兵，派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阻挠人民解放军解放平津。

　　这种左右摇摆的复杂心态，构成了傅作义在“战”与“和”上始终犹疑不决。

　　面对这种形势，为极大地争取和平解决的可能，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分化瓦解华北国民党军的工作。早在平津战役发起之前，中共华北局就已通过各种渠道与傅作义及身边人员进行接触，争取和平解决平、津问题。在军事与政治争取同时开展的形势下，傅作义开始与中共联系，进行和谈试探。1948年11月7日，傅作义秘密致电毛泽东，表示已经认识到追随蒋介石“戡乱”的错误，决计将军队交毛泽东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并要求中共方面派人到北平商谈。14日，又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进行和谈。而实际上傅作义的真实想法是在保留其部队的前提下，有条件地进行谈判。为体现中共的和平诚意，1948年11月18日，毛泽东针对傅作义派民主人士彭泽湘、符定义到石家庄与中共接洽起义问题做出周密安排，要求就起义时间、对付蒋系部队等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其中，解决中央军是全部问题的关键。1948年11月18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指出：应利用傅作义派代表与解放军谈判之机，与其保持接触，“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在此后与傅作义的三次谈判中，毛泽东多次要求傅作义协助人民解放军解决中央军，至少“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与此同时，毛泽东要求林彪继续认真进行对傅作义的工作，指出，只要能和平解放北平，可以赦免其战犯罪，并考虑对全部傅系直属部队不缴械。傅作义深为感动，表示为保全北平古城，将继续谈判，以求和平解决。在争取傅作义和平改编的同时，毛泽东也在积极尝试开展中央军的工作。194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关于塘沽作战给林彪等的电报中，就要求对国民党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采取劝降的方式，认为“此种办法可能发生更多的效力”。“嗣后，每攻一城都可采用公开劝降的办法，即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此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东北野战军和中共华北局积极开展了对侯镜如、陈长捷等华北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劝降工作。

　　总攻天津当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

　　天津、北平被完全包围后，毛泽东不急于将攻击目标首先指向这两座城市，在胜负已经十分明确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求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在完成对华北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此时，围绕“战”与“和”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平津战役的范畴，而这种形势完全有利于中共采取政治方式进行谋划。

　　1949年初，国际、国内发起一场呼吁和平的运动。此间，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的策划和支持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目的是争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为此，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表示愿意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但又提出要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军队等为条件。1949年1月11日，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以美、苏、英、法四国大使调处和平为由，召开第34次监委会议，通过《呼吁和平宣言》，声称“在此紧要关头，自不能不将利害得失与争取和平的要义坦白诚恳正告于国人之前”。一时间，各种政治势力、各个阶层相继发起“呼吁和平运动”，1月13日，华北7省市参议会议长竟联名通电毛泽东，要求对平、津、太原下令停战，“一切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

　　为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此时，平津战场已进入关键阶段。傅作义想在确保自身实力的基础上与中共“和谈”，而此时惟一可与中共谈判的“筹码”就是天津。因此，傅作义采取了拖延的方法。在毛泽东看来，至1949年1月7日，和平解放天津的希望已基本落空，和平谈判陷入僵局，因此，对天津只能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才能迫使傅作义“就范”。1月7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苏共联络员捷列宾时指出：中共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放平津，“但是，傅作义抓住了我们的弱点，即我们不想破坏城市，他在和我们讨价还价。因此，我们正在花很长时间和他谈判。天津是另一回事，只能强取。”按照毛泽东的设想，1月份拿下天津，同时消灭淮海战场杜聿明被围困的军队，2月份拿下北平。事实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集团被全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1月10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指出：“夺取天津市的准备工作已经告竣。我们决定1月13日发起进攻（后改为14日进攻）。拿下天津后，我们将立即挥师北平，尔后再取太原和大同。” 此时，毛泽东已在考虑创造“战”与“和”两种方式，来指导今后一个时期全国解放战争进程。

　　选择有利时机公布中共实现和平的主张，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是毛泽东反复思考的重大问题。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对拒绝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天津守军发起攻击。给傅作义集团和其他国民党军事集团以有力一击。14日上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提出的“和谈”建议是虚伪的。但是，为实现真正的和平，声明提出中共的八项和谈条件，即：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出指示，对1月14日发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向全党和民主党派与人士作出解释，进而统一思想。要求认清并揭露蒋介石集团假和平的真面目，丢掉幻想。毛泽东认为：在蒋介石真正接受我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之前，“战争必须打到底！”这是由蒋介石的本性所决定的。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和平，正是我党具有真正的和平诚意，代表了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设国家的根本愿望，所以才必须坚持这一根本原则，也才能在取得全国各阶层人民支持的基础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而军事手段则是实现和平的基础和前提，是不能放弃的重要原则。充分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和平的严正立场。

北平市民在正阳门大街上夹道欢迎参加入城式的人民解放军。

　　天津解放后，人民解放军16个纵队、80余万兵力兵临北平城下。1月16日，解放军与傅作义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初步协议。19日，草拟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21日，《协议书》正式签署；31日，北平获得和平解放。

　　提前筹划建立新中国

　　平津战役能否顺利进行，直接影响到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而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及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组建联合政府等事宜，这对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在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准备在1949年召开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要求东北野战军休整1个月左右，大约在12月上旬或中旬入关，与华北军区部队协同作战，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包围，争取在1949年1月至6月解放全华北。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

　　随后的形势发展令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构想。一是傅作义集团此时存在南撤和西逃的可能，由此必将加大淮海战役和其他战场的压力。因此，扣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就地歼灭，是平津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并将大大加速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二是为实现中央“九月会议”确定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目标已迫在眉睫，必须及早谋划。1948年11月，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等地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就已齐集哈尔滨，就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了共识。为此，毛泽东急令东北野战军结束休整，以最快速度立即入关，要求全军不怕挨饿受冻，不怕疲劳，迅速完成对华北国民党军的战略合围。同时命令华北军区部队停止攻击太原等地，以防傅作义集团逃跑。由于人民解放军用兵神速，至1948年12月中旬，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完成了对平、津、张、塘等地的分割包围，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被切割成数段，使其处于欲逃无路的境地。

　　随着平津战役形势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在决策军事战略的同时，逐步将建国大业提上重要议事日程。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宣布：1949年将要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党在1949年的任务做出指示。指出，鉴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即将向全国进军，为此，北平解放后，立即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草案，通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草案等事项。1月1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我们的联合政府可以在夏天成立，也可能稍早些，在春天就成立——这方面不会有很大的困难。”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条件已经成熟。1949年6月和9月，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先后召开全体会议；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来源：《团结报》2021年9月9日，第5版；作者：王凯捷；图片：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