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神武门展厅一层，展出了一件特别的文物——旧木箱，上面划痕密布，叠压封条，一把老锁锈迹斑斑，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慷慨悲壮的岁月：

　　1933年山海关沦陷后，为防日寇劫毁，故宫博物院1.3万余箱文物精品，从北平迁存上海、南京，后在纷飞战火中，分三路南渡西迁十余省。抗战胜利后，又经历了东归、迁台和北返，历时二十多载，辗转数万里，颠沛流离中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行程最长、历时最久的“国宝长征”，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

　　奇迹背后，是故宫守宝人在破碎山河中的不离不弃，是逃难同胞为国宝让路的深明大义，是国际友人在大轰炸中的凛然守护……

日前，故宫神武门展厅一层，展出了一件文物南迁时期的旧木箱。 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摄影：刘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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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一亡，永无补救”

　　1933年2月5日，夜幕低垂，故宫博物院大门打开。一大批人力车夫拉着排子车，匆匆进入神武门。

　　太和门前广场上，摆满了贴着封条的大木箱。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身披斗篷，现场坐镇指挥，一件件木箱被有序运出太和门，经过午门，直奔北平西站。

1933年3月，太和门广场上等待起运的文物箱件。

　　沿途全线戒严，两旁军警持枪而立。火车站里，两列全副武装的火车，正静静等待这些木箱抵达。100名东北宪兵在车外守护，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这些木箱里装的，是故宫精挑细选的文物，是举世无双的国宝。它们，要与日寇的炮火“赛跑”。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易培基就开始酝酿故宫文物南迁一事。

　　易培基是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1924年，他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与同是国民党元老的李煜瀛一起，策动冯玉祥驱溥仪出宫。故宫收归国有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易培基是其核心成员。1928年北伐成功后，易培基被委任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

　　清室善后委员会曾于1924年召集上千人，用了5年多时间，第一次摸清了故宫的家底——117万余件文物。其中，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宋徽宗《听琴图》等，很多都是绝世珍品，是中华民族千年文脉的见证。

1930年代，国营招商局金利源码头，故宫南迁文物箱件从这里上岸。

　　易培基深知，日本人侵占了中国东北，狼子野心绝不满足。平津一带难免发生战火，故宫文物在劫难逃，必须早做准备，必要时搬离北平。“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

　　故宫文物南迁，牵扯各方利益。易培基不敢声张，秘密安排员工挑选重要文物整理装箱，并反复叮嘱：不要声张，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为了整理库房。但故宫人员庞杂，消息还是不小心泄露了。

　　一时间，舆论四起。

　　许多北平市民不赞成南迁。东北沦陷，华北人心动荡，运走这么一大批文物，岂不是在向老百姓宣告，国民政府即将放弃北平、放弃华北？不要国土，不要人民，还成什么国家？北平街头打出横幅：“文物南迁就是逃跑！”“坚决反对政府放弃北平古都！”

　　学界名流也纷纷站出来反对。胡适认为，在国际人士的监视下，未必有人敢破坏文化古物。况且，故宫文物数量巨大，迁移并非易事，万一发生意外谁负责？徐志摩给国民政府呈文，请求故宫文物“无论巨细，概不出故宫之门。”鲁迅则写打油诗讽刺当局：“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最激烈的反对者，莫过于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他联合各界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任主席，不断派人给支持南迁的工作人员打骚扰电话：“当心你的命！”并扬言一旦文物起运，就在火车站、铁路沿线放炸弹。

　　作为易培基在湖北学堂的同窗好友，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劝易培基，不要操之过急，“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内外的敌人，都等待着，我们最好不做此事！”易培基反驳道：“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推卸责任！”

　　一片争议声中，1932年，中央政务会议讨论处理故宫文物办法，其决议之一竟然是：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500架，以充国家抗敌之资。

　　易培基得到消息后，“不胜骇异”，连忙给坐镇北平、节制北方八省的张学良拍电报：“故宫所藏关系全国文化，中外观瞻所系，乞公设法劝阻，始终保全。”

　　当时，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出面劝阻，很可能会背上新的骂名。但作为故宫博物院理事，张学良支持文物南迁。他及时出面斡旋，终止了这项荒唐的决议。据说，后来张学良与易培基在碧云寺旁的一所小别墅里，谈了一整天，敲定了文物转移的具体方案。

　　1933年年初，日军仅用3天时间就占领了山海关。长城脚下的北平，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危急关头，南京行政院正式批准了“国宝南迁”的决定，密电故宫博物院：“先行选择最要部分，分别由平浦等路迳行运至沪。”财政部紧急拨款6万元作为文物迁移费用，以应急需。

　　“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

　　故宫文物数量巨大，装箱、搬迁都是大工程。

　　当时，故宫有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各馆自行装箱，其他散在各宫殿不为三馆提管的，由秘书处装箱。文物装箱难易不同。据时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科长的庄尚严回忆，最容易装的是图书，其次是图册档案，最难装的是古物。“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其大如缸，又如铜器，看其形状似乎坚强，可是一碰就碎。”

　　故宫工作人员，很多都像庄尚严一样，是刚出校门不久的学生，“没有一个人对装箱稍有经验”。他们只得师法前人——打开库房，找几个乾隆以来、由景德镇运到宫中原封未动的装瓷器的箱子，打开来看看是怎么包装的。接着又去琉璃厂各大古玩商店，打听他们如何把古玩装箱出口，并请老师傅们上门演示。

　　装箱日久，庄尚严和故宫同人逐渐掌握了其中要领。比如装瓷碗，碗与碗之间用棉花隔开，再用厚棉花把两三个碗裹一起，外面用纸包好、用绳扎牢，包外写明文物号数、件数。装箱前，里面先垫一层稻草、棉花，再把包好的瓷碗一层层铺好，用棉花、稻草紧紧塞满所有空隙，最后把盖子盖好钉牢，使箱子成为一个整体，里面每包都不活动。这样用心的打包，是故宫文物在历经万难、跋山涉水后，依旧安然无恙的关键。

1933年1月，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在延禧宫库房前搬运文物。

　　起初，故宫为了省钱，用的是装过纸烟的旧木箱。木板很薄，手扶上去晃晃悠悠。棉花也是回笼的“黑心棉”，味道极难闻。装箱的员工们有意见：这样弱不禁风的箱子装文物，路上万一有闪失，谁来担责？

　　于是，故宫把“黑心棉”换成新棉花，专门定制了一大批长1米，高、宽各0.5米的新木箱。一车一车空木箱、棉花，声势浩大地往神武门里拉。整个故宫叮当作响，一片繁忙。据当时在故宫古物馆任职的那志良回忆，“刚刚装箱的时候，大家并没有十分紧张，以后时局愈来愈坏，大家才赶装起来。”

　　历时近一年，故宫总共打包了13427箱64包文物，包括散氏盘、嘉量等青铜重器，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宋徽宗《听琴图》等书画名品，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珍贵古籍。

　　山海关失陷后，文物南迁已是箭在弦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紧急决议：首批文物2118箱于1933年1月31日起运。行政院通过了这项决议。

　　当天，箱件都已捆扎停当，等待起运。不料，周肇祥竟然作妖，带着群众在太和门前高喊“誓与国宝共存亡”，并煽动拉运工人罢工。闹了一天，结果一件箱子也没能运出故宫。

　　易培基又气又急，赶紧给故宫博物院理事、时任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拍了一份求助电报。宋子文当时正在热河，电令北平市长周大文，拘拿周肇祥，关押10天。

　　文物南迁的日子改为2月5日。行政院密电张学良和北平市政府派军警沿途保护、随车押运。为稳民心，行政院还通过报纸向北平各界承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这才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2月5日夜，首批文物2118箱从故宫起运。时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科长欧阳道达描述当时情景：“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在那志良的记忆中，“当时非常寂静，除了车辆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没人说话，也没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

　　那志良是首批文物押运人员之一。时年25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北平。临行前，他的婶母抓了一包黄土送给他。老太太告诉他，这是家乡土，带上它，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不会忘记北平。

　　2月6日清晨，两列满载着故宫文物的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在军队的护卫下一路向南。那一刻，没有人能料到，这些文物中的大多数，也如同随车押运的那志良一样，再也没能回到故地。

　　“沪上寓公”

　　首批文物的总押运官，原本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但由于马衡主持古物馆的古物装箱，无法脱身，只好换人。

　　易培基想来想去想到吴瀛，几次亲自上门说服。吴瀛虽然不大支持文物南迁，但念及多年同窗情谊，最终慨然应允。1933年2月5日，他率领几名故宫同人随首批南迁文物从北平出发。

　　据说，当时日本关东军已派特务侦察情况，准备在文物南迁途中用飞机轰炸。好在故宫早有预防，运送路线没有从北平直奔上海，而是舍近求远，绕道郑州，再走徐州，最后前往上海。沿途经过的地方政府都有军警分段护送，日军的轰炸计划最终落空。

　　路经徐州一带时，遇上土匪劫车，1000多人在铁路附近埋伏。幸亏地方军队及时发现，和土匪打了一仗。“匪众知道泄露劫宝行为了，而且官方有备，所以退去。我们自然格外兢兢。”吴瀛在《故宫尘梦录》里回忆道。

　　2月10日，火车缓缓驶入南京下关车站。这时，吴瀛突然接到一个消息——第一批文物，不去上海了。

　　原来，就在前一天，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国民党元老张继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紧急提案，建议将故宫文物改运洛阳与西安。他的理由是：“古物运往上海，存入租界，受外国人庇护，是国耻。”

　　故宫文物迁沪原是宋子文的主意，而这次中政会议，宋子文恰好不在南京。张继的理由冠冕堂皇，与会人员又无法反对，议案就这样通过了。

　　时任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来南京车站接车时，通知吴瀛：列车暂时停靠在站上，先不要卸车。行政院已经打电报到洛阳、西安，如果回电说有地方存储，立刻转运过去。

　　吴瀛哭笑不得，但又毫无办法。他从军政部借了大批油布，盖在火车顶篷上，同时借调了500名官兵，加强防守。2118箱国宝就这样装在火车里、停在铁轨上，原地待命。那志良形容当时是“抬着棺材找坟地”。

　　等了将近一个月，宋子文回到南京，国民政府才最终决定：古物、图书照旧运沪，文献则暂留南京。

　　3月5日，1054箱古物、图书抵达上海外滩金利源码头，存入上海法租界的一座库房里。其余1064箱文献档案，则运存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大礼堂。

　　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文物先后运到上海。除了故宫自己的文物，还有古物陈列所、国子监和颐和园的一些文物，加起来一共有19621箱72包零8件。

1935年，故宫文物南迁期间，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全体同人。前排右四为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就在文物迁到上海不久，故宫发生了一件大事。

　　有人控告易培基非法侵占、盗卖故宫文物，南京最高法院对易培基进行审查。易培基为自证清白，向理事会提出辞职。他在北平、上海、南京的房产被查封，财产也被没收，不得已逃到上海避难，于1937年在上海郁郁而终，年仅57岁。

　　新中国成立后，这起“故宫盗宝案”被证实是一桩“凭空捏造”的冤案，但在当时却把故宫推向了风口浪尖。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选举继任者。故宫博物院理事于右任推举马衡为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全体通过。

　　马衡是北京大学教授、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1924年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参加清点故宫的工作。他不但是故宫博物院草创时期的元老，而且是有名的金石学家，有很高的社会声望，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然而，马衡却再三婉拒。

　　马衡之孙马思猛在《金石梦 故宫情》一书中道出个中原委：“爷爷深知当时故宫博物院内人事关系复杂，且前院长易培基又陷入所谓‘侵占故宫古物案’，该案尚未了结。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务一向是为世人关注，并为一些人所觊觎的职务。”

　　最后，身为理事会理事的蒋介石发话，“既然大家一致推举，我看马先生就不必过谦了吧。”无奈之下，马衡向理事会提出三个条件：就任院长只理院务，不问“易案”，对故宫文物进行重新点查造册；以无党派人士身份任职；对故宫博物院进行全面改组，院长对院内人事安排有处置权。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一一通过照准，马衡这才于1934年4月正式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马衡上任时，文物南迁已告一段落，对迁沪文物进行点收成了头等大事。故宫文物从北平起运时，由于事起仓促、时间紧迫，账册记载相对简单。这次点收规定，每件文物的质地、色彩、尺寸、款式都必须写在文物单上，一式两份。一份装箱时封在箱子里，一份装订成册，汇集为《存沪文物点收清册》。这份册子成为故宫南迁文物最完整的账册。

　　清点文物时，需要给每件文物编号。清室善后委员会曾按《千字文》顺序，即“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为文物编号。马衡一改前例，把故宫1.3万余件木箱分为四大部门，编成四个代表的简字。古物馆箱用“沪”字，图书馆箱用“上”字，文献馆箱用“寓”字，秘书处箱用“公”字，连在一起，所有文物便成了——沪上寓公。

　　“寓公”在古代指失掉领地而寄居他国的贵族。把迁沪文物比作“寓公”，在庄尚严看来，是马衡“对这些无价国宝幽了一默，而事实确实如此。”

　　上海气候潮湿、人员复杂，文物迁到这里是权宜之计。1936年，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在南京筹建分院及永久性库房。教育部把金陵名胜朝天宫，拨给了故宫博物院。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在上海存放了四年的故宫文物被全部运到那里。

　　国宝的漂泊之旅眼看就要结束，然而，仅仅七个月之后，日寇的铁蹄就逼近了这座六朝古都。

　　“文物前脚刚撤，炸弹后脚就到”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军上海，南京岌岌可危。

　　刚刚落户南京的国宝，不得不再次漂泊。南京朝天宫库房有1.9万余箱文物，数量庞大，一下子肯定运不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水陆并进，分批迁入西南大后方。

抗日战争期间，故宫文物在西迁途中。

　　8月14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在长江码头装船，准备从水路运往汉口。这批文物只有80箱，却是珍品中的珍品，里面有甲骨文、钟鼎、范宽《溪山行旅图》、李唐《万壑松风图》等。

　　庄尚严再次临危受命，随同国宝踏上漫漫西迁路。在他身后，惨烈的战事已经拉开序幕。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文物运到长江边时，东边隆隆的炮声已清晰可闻。由于码头上挤满了逃难的南京市民，故宫雇用的英国“太古轮”坚决不肯靠岸。紧急关头，押运文物的故宫职员向大家说明了原委，逃难的同胞深明大义，立刻让开码头，让国宝先走。满载文物的轮船顺利逃脱了日寇的魔爪，难民们却与古老的南京城一起等来了一场浩劫。

　　7天之后，庄尚严秘密将这批文物带到长沙，存放在新建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还来不及喘气，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日军或许是得到了故宫文物存放的消息，对着图书馆连发一枚重磅炸弹和七枚燃烧弹。图书馆被夷为平地，只剩下几根残柱。

　　幸运的是，轰炸前几天，马衡就已经通知庄尚严紧急撤离，调出10辆公交车，将文物转运到贵阳，辗转存入贵州安顺一个叫“华严洞”的天然山洞里。

　　华严洞，洞深壁厚，冬春干燥，是贮存文物的好地方。庄尚严和故宫同人在洞里建起木制房屋，作为库房。此后五年，纵使外界炮火连天，安顺几次告急，故宫文物在这里也是安然无恙。

　　一次，马衡来华严洞视察，与学生兼属下庄尚严在战乱中相逢，分外高兴。一日酒后，马衡登高在岩壁上写下：“卅二年（1943年），鄞邑马衡偕伍蠡甫自陪都来，整理故宫书画，与其事者，庄尚严、郑世文也”。

　　庄尚严则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叔平师因事至安小住月余，一日酒后忽发逸想，老头子竟攀梯登三丈许，亟崖大书百余字，可作纪念。”

　　但“老头子”和庄尚严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畅快喝酒。

　　1944年11月，“黔南事变”爆发，贵阳告急，存放在华严洞的故宫文物再次面临危险。庄尚严和故宫同人连夜将文物转运至四川巴县，在飞仙岩临时仓库秘藏了一年多。

　　回过头来再说存于南京的故宫文物，第一批文物运到长沙后，马衡收到行政院指令，所有故宫文物，尽可能抢运到大后方。抢运分两路进行：一路走水路，在南京码头装船，沿长江向上游行驶；一路走陆路，在浦口装火车，向西北运。

　　走水路的一支，到1937年11月打包好了近万箱文物。当时，南京不断遭到敌机轰炸，城内异常混乱。大家不分昼夜地抢运，“在库房工作的，遇有警报来临，他们还可进入山洞去躲避，在码头上、车站上，装车船的人，便只有在车子下面，破屋檐下，躲避一时，警报过后，马上续装。”

　　近万箱文物先后于11月19日、12月3日，搭载英国轮船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许多押船的故宫人都是临时接到通知上船。由于没时间整理行李，大家都手忙脚乱。有人匆匆回家，看看什么东西都舍不得，索性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拿起桌上的一把折扇，忍泪离开了家门。

　　目的地本来是汉口。然而，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已经不安全，这批文物又不得已继续向西再向西，于1938年5月22日抵达重庆，分藏安达森洋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等7个库房。

　　1939年春，日军在重庆开启了持续数年的无差别轰炸，即不分军事目标还是平民区全部轰炸。

　　安达森洋行的老板是瑞典人，他不但把自己库房存储的腊肉和百货全部搬走，腾出地方存放中国国宝，还在日军轰炸时，把瑞典国旗插在房顶，甚至把国旗平铺在空地上。瑞典是二战中立国，日军不敢贸然轰炸，存放在这里的3000多箱故宫文物得以幸存。

　　躲过重庆旷日持久的大轰炸后，这一批文物又转运四川乐山。在紧急打包装船过程中，故宫职员朱学侃一脚踏空，坠入舱底牺牲。

　　走陆路的一支，是西迁途中最惊险艰辛的一路，由那志良负责。

　　1937年11月，7000余箱文物搭乘专列从南京出发。出发没多久，就在郑州车站遭到日军轰炸，幸亏司机没有弃车逃命，果断发动列车，带着文物专列冲出火海。此后，那志良一行把文物安置在宝鸡，眼看局势日紧，又用300辆军用卡车带着文物，翻越3000米高的秦岭，于1939年6月到达四川峨眉县。

　　不料，存放好的文物又遭到火灾威胁。

　　1943年6月8日，峨眉县一百姓家中失火。由于四川农村的房子多为竹木结构，没过多久，周围一整片房子都烧了起来，火势向西门蔓延。而西门外，就是存放故宫文物的武庙。火势凶猛，搬走几千箱国宝肯定来不及了。

　　那志良急忙找来当地保长，劝说家住西门前的村民把自己家的房子统统拆掉，以抵挡火势蔓延。村民们都不愿意。那志良向大家承诺：“武庙里藏的都是故宫国宝，不能有任何闪失，如果火烧不到西门外，故宫给大家赔偿！”

　　听到是故宫的国宝，驻守士兵和峨眉百姓一起动手，拆除了武庙周围的房屋。刚刚拆完，大火就冲出了西门。而此时，武庙周围已经拆出了一片“隔离带”，库房里的故宫文物安然无恙。

　　就这样，纷飞战火中，故宫文物舟车颠簸上万公里，辗转大半个中国，一次次地躲过了日军轰炸、翻车、火灾等种种意外，堪称奇迹。马衡感慨，“像这一类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做到一半的复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10日，华北战区侵华日军受降典礼，在故宫太和殿广场隆重举行。北平各界20余万民众，见证了这一荣耀时刻。

　　身在重庆的马衡，开始积极张罗文物回归。他筹划将分藏四川巴县、乐山和峨眉三地的故宫文物，尽快集中到重庆，然后按照先前的承诺，全部运回北平。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政府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南京。

　　1947年5月31日，首批文物从重庆启运，走水路东归南京。由于石鼓体大箱重，不便装船，交通部派10辆汽车，装载石鼓等笨重文物共62箱，由陆路直接运往南京。那志良负责押运。

1947年，抗战胜利后，故宫文物西迁三路人马齐聚重庆。

　　石鼓，是一组十件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每件高二尺、直径一尺多、重约一吨，上面镌刻着几百个文字，即“石鼓文”。“石鼓文”刻于先秦时期，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人称当今汉字的“祖宗”，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

　　石鼓原本存在国子监，随故宫文物一路南渡西迁。从北平出发时，“石皮已与鼓身分离，敲起来有嘭嘭声，如果石皮脱落，只剩下石心，石鼓就一点价值没有了。”因此，从一开始，故宫人就对石鼓的包装、运输格外小心。

　　不承想，运石鼓的车辆在回南京的路上翻了车。当时一位司机为了省油，在下坡时关了油门，恰巧在转弯时，对面驶来一车，速度极快，司机在惊慌中急打方向盘避让，车头撞在山壁上失去控制，车上的人纷纷跳下。车摔得破烂不堪，装文物的木箱，全部掉到山沟里。

　　石鼓是否受损？开箱检查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包装一层层掀开，发现第一件石鼓安然无恙。大家长舒一口气，又去打开第二个包装箱，发现第二件石鼓也没有损坏。就这样，连续打开十件石鼓箱，发现所有石鼓都完好无损。

　　“这不啻为一场奇迹，也让我们心有余悸。”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里写道：石鼓装车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很重，没有将石鼓捆扎在车上，倒机缘巧合地让它们逃过此劫。如果当时将石鼓和车子捆在一起，这件稀世文物就一定被毁了。

　　1947年7月26日，石鼓抵达南京。1947年年底，水路运送的文物也到达南京。至此，1.6万余箱文物辗转万里的西迁之旅，宣告结束。

　　还有2900多箱文物一直滞留南京。

　　1937年12月，这2900多箱文物都已经码在南京下关码头，准备装入预约好的太古洋行轮船。但由于日军不断轰炸，轮船不敢靠近码头，直接开走了。这些文物不得已又被运回朝天宫保存库。

　　日本占领南京期间，朝天宫保存库被用作伤兵医院，库门被打开。据说日本人有意把里面的文物运回国，当时汪精卫政府的几位部长出面阻拦，把这些文物运到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等处，与其他机关的文物保存在一起，抗战胜利后陆续收回，尚无重大损失。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山洞秘库的库门

　　北平沦陷后，留守故宫的人员处境也极为艰难。时任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的张庭济带领留守人员，在日伪统治下苦撑了八年。除损失一些图书、铜缸等，故宫留平文物基本无虞。1944年，日军从故宫劫走91座铜灯亭、1尊铜炮，准备制造炮弹子弹。还没来得及运回国，日本就宣告投降，这批文物也被从天津追回。

　　西迁文物有没有损毁？那志良和故宫同人开箱逐件清点，并按照原始清册一一核查。令人欣慰的是，几十万件文物辗转大半个中国后，只有几件损坏到不可修复，其余几乎没有损毁。

　　这几件损毁文物，据《故宫文物南迁》一书记载：“在重庆合记堆栈，因楼板断塌，破损3件瓷器；在宝鸡火车站，汽车过铁路卸库时与火车发生碰撞，黄瓷大盘、钟表玻璃罩因震动破碎；在汉中库房装箱检查时，一名士兵手榴弹不慎坠地，发生爆炸，当场炸死士兵1人，重伤2人，弹片伤及文物4箱，1件乾隆款白地青花瓷盘被炸碎，大号彩花大瓷瓶瓶口炸缺2寸许，瓶身破裂。”

　　文物清点结束后，国内局势急转直下。马衡看到复员北平已经没有希望，便把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工作交给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庄尚严、那志良、欧阳道达等留守南京分院，马衡则回到北平，主持故宫本院的复员工作。

　　1947年9月3日，也就是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两周年的日子，马衡在北平广播电台做了一场关于《抗战时期故宫文物之保管》的演讲，回应社会关切。末了，他透露了一个心愿：“这一批文物能够回到南京分院，只算做到一半的复员工作。运回北平，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那才算是完成复员工作。”

　　然而，马衡的心愿始终没有达成。

　　两岸三地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政府日暮途穷。

　　蒋介石有意退守台湾的想法在国民党内部传开，故宫文物再次面临迁徙。11月10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多名理事，包括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徐森玉等，在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官邸开了一个小会，商讨文物的去留问题。

　　会上“决议”：将故宫文物迁运台湾，先选精品，其余根据交通形势尽可能移运。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和图书也一并迁台，具体事宜由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负责。行政院很快通过了这些“决议”。

　　随后，行政院命令马衡尽快将北平故宫里的国宝精选装箱，空运南京。但马衡有心把国宝留在故宫，留在北平。他假装回复照办，转头就拖延时间，再三交代手下：“包装一定要细致谨慎，不要慌，不要求快！”装箱进度十分缓慢。

　　1948年年底，马衡下令将故宫对外出入通道全部关闭，严禁通行，以致选装的文物无法运出。行政院多次函电催促，马衡以“机场不安全,暂不能运出”为由一拖再拖。拖到北平和平解放，故宫文物一箱也没运出。

　　除了抢运国宝，国民政府也大力“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鼓励北平文化名流南迁赴台。被列入“抢救”名单的有大学校长、文化界人士、知名学者等，马衡也在其中。教育部派飞机前来接运，马衡以病后健康未复婉拒登机。

　　马衡迟迟不南下，国民政府只得将遴选故宫文物的重任交给徐森玉，并明确指示，尽量将南京文物全部运往台湾。如果实在带不走，也要选择一类文物，将二类文物留在大陆。

　　徐森玉曾明确表示反对文物迁台。他给友人台静农的信里写道：“衮衮诸公妄以为台湾为极乐国，欲将建业文房诸宝悉数运台，牵率老夫留京十日，厕陪末议。期期以为不可，未见采纳。”虽然反对，但又无可奈何，于两难之间，徐森玉只得大胆“调包”，将一批一类文物换成二类文物，“以次充好”运往台湾。

　　而彼时，庄尚严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命令，准备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台湾。马衡从北平得知后，立即致信庄尚严，劝他务必拦下南京文物。

　　一边是国民政府的命令，一边是多年恩师的托付。庄尚严身在南京，就在国民政府眼皮子底下，不得不听从命令。

　　马衡动了肝火，给庄尚严再去一信：如果不愿阻拦文物赴台，就断绝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

　　1948年12月22日清晨，庄尚严随772箱文物登上“中鼎号”登陆舰，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驶向台湾基隆港。

1948年，“中鼎号”登陆舰载着772箱南迁文物驶向台湾。

　　据徐森玉之外孙女王圣贻回忆，国宝启程前，徐森玉自知留不住庄尚严，只能拉着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现在这些文物要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一半，你负责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庄尚严点头：“先生放心，人在文物在。”

　　庄尚严带着文物在台湾安顿下来，收到了一封马衡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话：“此后故宫文物在台，兄须好自为之。”庄尚严见信，感慨万千。抵御外侮的年代，师生二人尚可一起谈诗、喝酒，日本早已投降，两人却无话可说。这成为他晚年“最不愿被触及的内心隐痛”。

　　直到1949年1月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分三批从南京运往台湾的文物共计2972箱，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六分之一。

　　据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一书记载：“南迁书画9000多件，运台5458件，其中就有书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南迁铜器2787件，运台2382件，其中就有铭刻字数最多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台北故宫博物院，便是在这些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文物运台后，国民政府聘请徐森玉赴台主持文物管理。徐森玉为避此劫，称病返回上海躲了起来，并从此脱离了故宫。守护故宫南京分院遗存文物的重担，由此落在了欧阳道达身上。

　　欧阳道达临危受命，为避免文物在战乱中再遭劫难，命人把朝天宫保存库的大门用水泥全部筑死，直到南京解放。1950年1月，欧阳道达亲自押运首批故宫南京分院文物1500箱抵达北京西车站，十件石鼓也同车运抵。

　　此后，留存在南京故宫分院的南迁文物，陆续返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后来由于“文革”，有2000多箱大约10万件官窑瓷器滞留南京。时至今日，这批南迁文物仍分居两岸三地，即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

　　而故宫的守宝人，也隔海相望、天各一方。

　　新中国成立后，马衡仍任院长一职，并为故宫收购了大量珍宝。1952年，马衡从故宫离任，改任全国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在北京病逝。他的子女遵照遗言，将其毕生研究所藏的文物、图书、拓片等，全部捐给了故宫。

　　护送文物迁台的庄尚严，后来再也没能回到北京。他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直到1969年退休，为故宫工作了45年。有人送他一方图章，上面刻着“老庄老运好”。“庄”是“装”的谐音，“运”是运气的“运”，又是运输的“运”，庄尚严爱不释手。

　　庄尚严晚年病重，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抢救，弥留之际，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声音含混不清，身边的人都听不清楚。庄灵凑到父亲的嘴边，反复倾听，才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字——北平。

1939年，庄尚严一家在贵州安顺，四子庄灵就出生在安顺。

　　庄尚严四子庄灵曾说：“父亲最大的遗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远渡重洋来到台湾宝岛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宫。”

　　（来源：《北京日报》2025年11月11日，第9版、第12版；作者：张小英，参考书目：那志良著《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吴瀛著《故宫尘梦录》；马思猛编著《金石梦 故宫情》；庄尚严著《前生造定故宫缘》；杭立武编著《中华文物播迁记》；祝勇著《故宫文物南迁》等；原文有微调；图片来源：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