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洛阳日报）

　　隋唐洛阳城是跨洛水而建，穿过隋唐城的通济渠主要是自然河道即洛水，漕渠分洛水的位置在东城的南门承福门外，即今天洛阳市南关附近。漕渠分洛水东至堰师后再入洛水，漕渠开通后，成为运河的一部分。“所以，大运河这一线性文化遗产与其他线性遗产有着显著区别，大运河是由运河和自然河流共同组成的一个水运网，而非单纯的一条线。”[1]隋唐大运河时空跨越几百年，围绕这个水运网积淀了丰厚的人文底蕴和文化遗存，诸如方言、民俗、宗教、藏书、学术、各类艺术等，所孕育产生的文学形式和题材内容丰富多彩。仅以这个水运网的隋唐洛阳城段为题材的隋唐诗歌，据目前统计有200多首，其中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作品也不在少数；相关的叙事作品也非常丰富，诸如《隋书》《唐书》中的《李密传》《王世充传》《朱粲传》，《大业杂记》和宋代追述的《太平御览》《邵氏见闻录》等类书和杂记，以及大量的民间传说和故事等等。

　　1. 河洛地区深厚的文化积淀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中轴、摇篮和圣地。这个摇篮的腹地是由洛、伊、瀍、涧四水开流而构成以洛水为主干的地区和紧邻的黄河，形成了古代文化、文明生成的先决条件。

      夏王朝城址和夏文化的发现，包括文字与青铜器的出土，无疑为河洛地区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主源头作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两周文化主要源头在河洛地区。周公在洛邑制礼乐，周文化的全部典藉保存于洛。“河图洛书”是华夏文明的曙光，也是我国古代保留下来最古老的文献之一，是中国古代人类在哲学、算学、天文学等方面最富有智慧和最完美学识的呈现，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哲学最高成就的体现，同时也是东方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同时，作为《易》学的内核，对后世文化儒、道、墨、法学及兵、农、医、天文学等影响颇深。[2]再从东汉太学到汉魏文章，隋唐以前河洛文化就已经成为维系炎黄子孙传承不息的精神纽带。大运河文化时代的隋唐制度、两宋理学、史学儒经、佛教发展等与此一脉相承。隋唐大运河洛阳段文学在这一中心区域孕育生成，富有华夏民族传承的成熟的哲学基础、思想方法、人文品格和文学精神；尽管文学观念历经演变，但其文学样式传承久远，多样共生，给后世文学以深远的启发，成为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全世界中华儿女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

　　2. 隋唐大运河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繁荣

　　隋唐大运河建成后，洛阳商业十分发达，以大运河洛阳段为中心，形成了洛河南北世界级的大型商业市场。运河南岸有丰都市，大同市；洛河北、瀍河东岸形成通远市。三市都面临河渠，水陆交通极为便利。市内规模宏大，货物齐全，中外名产，应有尽有。通远市以二十四门分路入市，市东合漕渠周围六里。丰都市则是驰名中外的国际贸易市场。国内边塞的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都在这里进行贸易。为了显示中国的富饶，隋炀帝让市内以缯帛缠树，卖菜的摆龙须席，邀请域外商客免费吃酒。由于在洛阳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很多，特在建国门外设置“四夷馆”，以接待外国使者和商人。大业六年，隋炀帝命令正月十五日，在洛阳端门大街演出百戏，夸示各族君长，终霄灯火不息，声闻数十里，到月底才结束。“我国元宵节行乐之盛，实始于此。”[3]大运河促成了隋唐繁荣强盛的社会经济基础，形成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加强了与边疆民族和国外的交流；各种宗教的传入也大大促进了中外的文化交流，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同时也推动了对前代文化的集成和发扬光大。特别是由此形成整个社会重视人生和关注现实的精神并重，使文化向更广大的社会底层普及，带来了文化诸多领域的普遍繁荣与交融发展。

　　开凿大运河的创新精神和开拓精神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艺术上，音乐、绘画、雕塑、美术、书法等，以及哲学和思想领域各类流派和风格均出现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包容发展的繁荣局面。这些都很好地孕育了学者文人开放进取的壮志情怀，开拓了文学的想象空间和精神表现领域，为唐代诗歌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大运河贯通南北后，形成了一个自由开放、万象更新的时代。前代的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和《文选》学等等，充满勃勃生机。随着精神生活的丰富，文学创新和继承发展在诗歌、散文、小说、词等领域都有表现，商品经济孕育的市民文化带动了俗文学发展，说唱、传奇也逐渐兴起。毫无疑问，以隋唐大运河洛阳段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这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文化繁荣的核心地带，也是河洛文化核心意象生成的地区。

　　3. 隋唐洛阳图书及藏书业盛极一时，创作氛围非常浓厚

　　隋唐时期，东都洛阳图书业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地步。隋朝建国之初，对收藏图书就很重视，开展了献书活动。洛阳是全国藏书的中心。隋炀帝诏令在东都洛阳观文殿内东西厢建造房屋，设立官藏。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观文殿的宏丽藏书和一系列的自动装置绝无前有，把我国的卷轴书的发展推到了高峰。隋炀帝派人大肆抄书，又对国家全部藏书进行整理编目，编成《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同时，大力发展官府专藏，集魏以来的古迹名画，在观文股设立二台典藏；还在洛阳内道场设立了佛道典籍专藏，令沙门智果于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对佛道专藏进行了整理。隋朝时，洛阳各类藏书的创立，不仅对当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对后来，尤其是唐代官府藏书的全盛奠定了基础，使得官府藏书发展到了写本书时代的高峰。使唐朝东都洛阳成为洛阳都城史上光辉壮丽的一页，使洛阳城不愧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会。因此，唐代洛阳为都城45年，文人雅集，文化荟萃，各类文人创作日积月累，可谓汗牛充栋，卷帙浩繁。

　　4. 隋炀帝、魏征等隋唐统治者和文人集团云集运河两岸的影响

　　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一)云：“隋炀帝五言声尽入律，语多绮靡。”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云：“隋炀帝艳情篇什，同符后主；而边塞诸作，铿然独异……”隋炀帝艳情诗是江左艳情诗的余响。边塞诗源远流长，隋炀帝边塞诗上承建安风骨，洗净六朝粉黛，具有豪侠气概和帝王威势。《隋书·王胄传》载隋炀帝语：“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气高致远、词清体润、意密理新是隋炀帝追求的诗歌标准，这一理论超越了六朝隋唐时代的南北地域之争，高屋建领，引领了一代诗歌新风。[4]运河开通后“隋炀帝醉心于江南的浮华，三幸江都，好为吴语。他喜欢作诗，每写成，都要请南朝的学士庾自直等评议。这样，上行下效，粉饰太平、华艳空洞的宫体诗、宫廷诗兴盛一时。”[5]由于“醉心于江南的浮华”，使隋炀帝在运河岸边仿江南水乡修建西苑，西苑内绿水潆绕；又三次沿运河巡游江南，留下的诗作既有华艳空洞的宫廷诗，又有洗净六朝粉黛，气高致远的边塞诗。“上行下效”，无疑也推动了大运河洛阳段诗歌的创作。其他如隋的卢思道、薛道衡、杨素等，唐初的魏征、骆宾王等，武周时期的宋之问、沈佺期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等等，他们的文学活动和诗歌创作也多在大运河洛阳段地区。

　　唐代许多诗人云集洛阳，以文章齐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长期居住洛阳，留恋洛滨风光，在洛阳写下了不少诗篇。在唐诗开创时期，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梁诗风的影响，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领域，对诗的格律形式也有所探索；李白曾八次游历洛阳，饮酒赋诗；杜甫，少年时代居住洛阳，14岁开始与洛阳文人学士相结交，30岁又在洛阳结婚，40岁移居长安，仍经常回洛阳。李白、杜甫曾在洛阳相会，留下了诗作。白居易晚年居住洛阳，留下诗作千余首，后人将他的诗文编为《白氏文集》，其中一些诗歌中表达的“隐士”情绪，与运河水系推动园林建设，形成园林文化，促进了他的隐居思想形成相关。另外，刘希夷、孟浩然、王维、韩愈、杜牧、刘禹锡、王昌龄、王建、张籍、元稹、李贺、孟郊、宋之问等著名诗人在洛阳也留下了大量的诗篇。上官婉儿在洛阳作诗文20卷，并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一时群臣多集其门。李世民、上官仪、武则天、武三思、皇甫冉在洛阳也写下了不少作品。[6]他们共同在大运河洛阳段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的光辉成就。

　　总之，漕运开通后，大运河洛阳段区域的工商业日趋繁荣；南北民族融合，不同区域方言、文化交流频繁；乡土气息与各地方特有的思维方式、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影响着隋唐大运河洛阳段区域的文学生命力与创造力。大运河洛阳段水面千百舳舻不断，几百年来南北穿梭，也促进了运河相关诗文题材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河洛方言、河洛戏曲、河洛信仰以及后世的河洛大鼓等等，都带着大运河洛阳段的显著特征，大运河漕运文化赋予大运河洛阳段文学浓厚的地域特色。

　　参考文献:

　　[1]李永强：《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相关问题试析》，《四川文物》2011年第4期。

　　[2]窦志力：《首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见《河洛春秋》1989年第4期。

　　[3]周得京：《浅议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见《河洛春秋》1987年第3期。

　　[4]以上见孙明君：《隋炀帝的人生轨迹》，《理论视野》，2015年第3期。

　　[5]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5月版，第119页。

　　[6]孟令俊：《论洛阳古代图书及藏书业的兴衰》，见《河洛春秋》1994年第3期。

      作者：王文参 洛阳师范学院隋唐大运河研究院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河南段）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