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开:穿越运河,追寻皇木的故事

来源:“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8-11-14

  那是在我参加工作不久的一次出差途中,同事指着公路一侧的河道说:这就是京杭大运河。

  居然,我的家乡就在大运河附近!可是,面前的河段虽然笔直,却茅草芦苇丛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宽阔,更没有看到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我在大为惊讶之余,难免生出隐隐的失望。

  此后随着出差及旅游的增多,我先后去了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北端及沿途城镇,还有被其贯通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由此也揭开了一些心中的谜团,比如京杭大运河是否止于“京”与“杭”?比如“先有皇木厂,后有北京城”所说的“皇木”来自哪里,又是怎么到了北京?

(作者供图)

  于此,让我们先跃入时空隧道,领略一下大运河的昔日痕影:

  穿越回大清——乾隆先后六下江南,泛舟轻摇尽览荣与华;

  穿越回明朝——朱棣挥师轻取帝位,即刻乘舟顺流归燕京;

  穿越回元代——郭守敬挖渠又筑堤,再赴苏杭不用过洛阳;

  穿越回唐宋——李商隐低吟且浅唱,挥毫“锦帆应是到天涯”;

  穿越回隋朝——隋炀帝强令征民工,开凿河道横贯跃长江;

  穿越回春秋——吴王夫差图谋中原,遂在邗沟落下第一锹。

  可见,大运河便是源于吴王夫差在扬州古邗城落下的第一锹,进而以400里邗沟连通长江、淮河两大河流。

  后经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分段开凿,至隋朝取其部分河道,成就了都城洛阳至江南的运河主干,向南直抵余杭(今杭州),向北可达涿郡(今北京),此为“隋唐大运河”。

  唐宋受惠大运河颇多,对疏凿修浚尤为精心,成就了一时兴盛,却因南宋战乱,多数河道几近荒废,部分地区甚至要转接陆路。

  元朝在定都大都(今北京)后,便将大运河取直,不再途经洛阳,也就是如今的“京杭大运河”。可是,随着元中后期海运的日益发达,大运河逐渐成为了交通附属。

(作者供图)

  到了明清,尤其自郑和下西洋之后,闭关锁国的大局已定,大运河再次成为运输主干线,乃至专设漕运、河道管理机构,成为连通南北的高速公路。不过,随着清末铁路运输的兴起,大运河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

  可见,大运河始于春秋,成于隋朝,兴于唐宋,直于元代,疏于明清。

  仅说京杭大运河,全长约1797公里,途经京津两市、冀鲁苏浙四省,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以及一系列湖泊,成为世界上工程最大、里程最长的古运河。至今,部分河段仍发挥着航运、灌溉、防洪和排涝作用。

(作者供图)

  其实,京杭大运河并非止于钱塘江北岸的杭州,还有一条杭甬运河(浙东运河)自南岸的西兴起,经萧山、绍兴、上虞、余姚至宁波甬江入海,并被视为“京杭大运河的延伸段和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联通的通道”。

  由此及彼,可以想见大运河的辐射网要远远超出主干河道,其功用也远远大于上文所述。

  那就让我们再次穿越历史,回到明朝探寻一番缘由:

  从大运河北端的京城出发,一路向南,跃过海河、黄河、淮河,至镇江不再前去杭州,而是右旋入长江,再上行南京至武汉,即洪武帝朱元璋之六子朱桢的封地。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桢奉旨平定贵州。

  其实,当时还没有贵州省,只因“蜀道难于上青天,黔道更比蜀道难”,历朝历代鞭长莫及,至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才正式建省,也是历史上最晚建立的省份。

  我曾在贵州工作三年,了解到偏居大西南的黔地居然与大运河有着渊源不浅。

  接着说朱桢统兵南下至湘黔交界,由于路途艰险沟壑阻隔,他便下令伐木铺路,才得以进入贵州腹地,原本隐秘深山之中的珍稀木材也随之面世。

  在此之前和之后,经大运河北运的除了粮食、食盐、丝织品、石材等,还有来自湘川粤等地的竹木,包括元朝征集的皇木。

  至明清,皇木及民间建材的需求量大增,贵州黔东南地区便成为主要输出地——从清水江漂流而出,接沅江至洞庭湖,再由岳阳转入长江,续由镇江转入京杭大运河,进而北上京城。

(作者绘图)

  如今,在京杭大运河北端的北京通州三教庙中,仍保存着3根巨大的皇木,据介绍是于2005年4月挖掘出土,其中最大的一根为格木,长10.85米,重达3吨多,长成这种规格需要上千年。

(作者供图)

  在皇木北上的同时,作为货币的白银则逆向而行,既促成了当地影响至今的木商文化,又衍生出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银饰文化。  仅说木商文化,其具象化体现便是——契约文书。

  在当地民间,迄今保存着30余万件契约文书,涉及木材、林木、林地的买卖协议、股份合同、纠纷调解,以及官府裁决、文告等,其中不乏明朝中期的原件,学术界统称为锦屏文书,其与徽州文书、敦煌文书并称“中国三大文书”。

(作者供图)

  要知道,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而锦屏文书是用汉文字书写,这必然会促进儒学教育的推广,其承载的毋庸置疑是汉文化。

  事实上,随着汉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形成了在国内少数民族聚居地少见的建筑及文艺形式,比如鼓楼、风雨桥,以及用汉文字注音词本的侗戏。

(作者供图)

  显而易见,大运河在促进民族大团结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大运河已经被纳入“南水北调”三线工程,各地也依托大运河构建起颇具特色的旅游文化体系……通过对其潜在功用的开发,大运河必将焕发新生机!

 

      作者:朱新开,河北省保定市。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办公室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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