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旺分水枢纽中的戴村坝（图片来源：网络）

　　在山东省济宁市境内的汶上县，有一处可与四川都江堰相媲美、历史上曾作为京杭大运河“心脏”的水利枢纽——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从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看，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而这项工程的建造成功，又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顺应自然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让自然为人类造福的一个伟大创举！

（一）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诞生，有两个必备的前提条件：一个是当时的国家发展大势，一个是济宁特殊的地理环境。

　　山东段运河处在大运河的中枢位置，是整个运河的关键区段，济宁河段则是关键中的关键，而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居高临下的南旺。位于汶上县境内的南旺镇，是运河全线的至高点，被称为“水脊”“驼峰”。史载，从这里向北到御河边的临清，高差达90尺；向南到黄河边（元代黄河夺淮水入黄海）的沽头（今江苏沛县城西），高差达116尺，形成了两端低洼、中间隆起、状如拱桥的特殊地貌(如下图）。面对这样一个“水脊”，大运河的水源如何解决，上万艘漕船如何顺利通行？这就给当时即将迁都北京的明成祖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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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即位后“改北平为顺天府”，“以北平为北京”，决定迁都北京。但要迁都，首先要建好都城，大量的建筑材料要运到北京去；将来都城在北京，必须保证以吃粮为主的各类物资的充足供应。这些都要仰仗于大运河。从速、从快疏浚、治理大运河，就进入了史称“智勇有大略”的明成祖的战略视野。

　　元代开挖的京杭大运河，济宁到临清的会通河是最关键的河段。当时解决水源的基本途径是实行“四水济运”，即把汶、洸、泗、府“四水”汇聚济宁，进入天井闸，然后向北分流至临清，向南注入泗河。但是，截汶入洸、汇汶泗于济宁，再南北分流的方案是有弊端的。正如史书所载：“元代分水于济宁，亦未审乎地形之宜耳。济宁北高而南下，故水南行也易，而北行也难……南水每有余，北水常不足，故南旺每有浅阻”，漕船经常搁浅，不能完全满足南粮北运的需要。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武县决口，济宁至临清的会通河全部淤塞，京杭大运河遭遇到自元代开通以来最严重的断航。在都城即将迁往北京的情况下，别说断航，就是航道不畅，也是国家之大忌。这无异于雪上加霜！成祖为之焦虑不安！

　　永乐九年（1411年）春，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书朝廷：“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应是鲁桥至临清段），其淤塞者三分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明史·河渠志》）

　　潘叔正的上奏与明成祖朱棣的心思不谋而合，建议遂被朝廷采纳。朱棣命工部尚书宋礼，会同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同知周长赴山东主持会通河的治理。

　　宋礼，字大本，河南永宁人。这位河南籍的工部尚书一行征调济南、兖州、青州等地民工十六万五千人，用时二十旬，全面疏浚了自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五里的河道，河深一丈三尺，宽三丈二尺。但由于号称“水脊”的南旺地段高出济宁地段三米之多，疏通后的河道水源不足，成了一条“干河”。宋礼虑有杀头之罪，日不能食，夜不能寐，乃“布衣微服，至汶上城东北，访白英于彩山之阳。”

　　白英（1363——1419），字节之，史书称“汶上老人”。“老人”者，是明代河道管理体制中一甲之长的称谓。白英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明初迁往汶上，居城东北彩山后的白家店村，自幼聪明好学，博古通今，学识渊博，但不愿出仕为官，就甘愿做了个乡间老人，史书说他“博学有守，不求闻达，以耕稼为业。”他特别喜好水利，且志向高远，通读了《水经注》等能够看到的先人关于水利方面的著作，并利用带领民工兴修水利的机会，熟悉、掌握了汶上、东平、宁阳、兖州、泰安等20多个州县、数百里范围内的地形水势，对解决运河水源问题早就了然于胸，只是苦于报国无门。

　　现在有了报效国家的机会，白英便将自己早已形成的“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泉，修水柜”的方略和盘托出。宋礼欣然接受，并邀白英共建这一工程。这项工程由首尾相接、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五个部分组成：

      1.在大汶河上修筑戴村坝。运河是人工开挖的河道，自身没有发源地，需要从现有的河、湖借水、引水。解决“水脊”通水，就是借用了大汶河的水源。大汶河发源于泰沂山区，是国内为数不多自东向西流的河流，姚鼐有一篇文章讲“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就是描述的这种景象。白英在大汶河上选取南岸直依松山、北边与龙山对峙、河床特别坚固、河道相对狭窄的区段，拦河建坝，“长五里十三步”，遏汶河入海之路，同时抬高水位，使汶水“尽出南旺”。初建为土坝，岁筑岁决，后经不断整修，形成三处溢流石坝，即北名玲珑坝，中称乱石坝，南为滚水坝。建国后也进行了三次大的整修。现存的戴村坝长2213米，由南向北依次为：南坝头土堤长501米，滚水三石坝长432.15米，窦公堤长949.85米，坎河口石坝长262.5米，北坝头长72.5米。

　　2.按引水要求整修疏浚小汶河。小汶河原属汶河下游的一个岔流，分流口在现汶上县的四汶集。这条河在后唐以来已逐渐淤塞，宋礼、白英引汶济运时对这条废河进行连通整修并引至南旺，名为小汶河。由于引汶口门上无建筑物控制，而汶河又是一条大河，分流水量很大。为防止急湍的河水冲毁河堤，整修的引河走高避低，拐了80多道弯，使原本38公里的直线距离拉长到70公里。明朝中后期又配套设置了防洪排涝工程，包括小汶河两岸的东西大堤及泄水斗门等。

　　在小汶河与大运河交汇处的丁字口，筑砌一道近300米的石护岸，以防止汶河强势水流的冲刷。在河底设了分水“石拨”，也称作“鱼嘴”，使汶河来水南北分流，“以三分归南，七分归北”（东河河道总督白锺山写给乾隆皇帝的奏折语），达到南接淮、黄，北通漳、卫，形成了“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分水奇观。

      3.修建水闸，控制水流。为此，在南旺向北、向南的运河主干道上相继建节制闸31座。史书对南旺向北所建15座闸，《明实录》这样记载：“（永乐九年六月乙卯）会通河成，河以汶、泗为源......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闸置官，立水则，以时启闭，舟行便之”。

　　运河上的闸有两种：一种是供过船兼调节水流的“船闸”，建在正河上；另一种是供排泄运河洪水或向运河供水的闸，建在运河两边大堤上，叫做“斗门”“水口”等，也就是现在的进排水闸。元明清在运河上闸的设置、结构型式、施工技术，以及建筑材料的选用等方面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4.沿山勘泉，补充运河水源。在兖州、青州、济州三府境内勘查挖掘泉源300多眼，每一个泉源都指派一名军士看守，除吃水之外一律不准作别的用途。所集泉水汇流成泉河，在冬春汶河枯水季节补充运河水源。

　　5.把原来湖泊改造设置为蓄水水柜。为接纳夏秋季节汶河多余来水和黄河之水并沉降泥沙，以备冬春季节为运河补充水源，利用济宁“南四湖”“北五湖”的有利条件，将原来湖泊改造成蓄水水柜。《明史·河渠志》载：“宋礼、白英议设水柜，乃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水柜、陡门，在漕河西岸者曰水柜，东者曰陡门，柜以蓄泉，门以泄涨”。安山洼是经改造建成的第一个水柜，之后又修建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三湖围堤，兴建斗门，使其变成三个水柜。最后把济宁城西一片洼地也辟为水柜，名为马场湖。这样，在济宁以西、以北就有了马场、南旺、蜀山、马踏、安山五个水柜。

　　南四湖辟为水柜，始于明永乐年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明末泇河开通以后。

　　北五湖和南四湖建成之后，运河像一根瓜藤，串接着一个个湖泊，所供水源在一般年份可满足运河通航的需要。

　　综上所述，宋礼、白英因地制宜，度地施工，从筑坝拦水、开河引水、勘泉补水、水柜蓄水、建闸节制水流，到通过鱼嘴完成南北自动分水，巧妙地将河、湖、泉、洪等各类水源运用于保漕通航，使整个工程形成了一个十分科学、完整、缜密的系统工程，顺利地把大汶河水引入运河，最终使京杭大运河济宁河段因地形高差大造成的水源不足，以及管理不方便等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至此，沟通全国南北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南北贯通和航运畅通，将北京这个国家政治中心和江浙南方经济中心连接起来，祛除了明成祖的一块“心病”！仅以漕运为例，由于水源问题没解决好，“终元之世，海运未罢”，年漕运量只有30万担；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建成后，年货运量达到400万担，多时可达800万担，如果加上流通的商品，年货运量高达3500万担。运河的畅通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崛起。南旺也由此成为商贾云集、货物山积的重镇，当地群众有句顺口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南旺。”

　　更为重要的是，这项工程不仅保障了明代初期的迁都、定都和当时国家的稳定，而且对明清两朝近500年间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民族的融合和南北文化的交融，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史学界普遍认为，由于大运河的畅通兴盛所成就的康乾盛世，白英老人创建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功不可没，不愧是一项造福国家、润泽百姓的伟大工程！

      （未完待续）

　　（作者：杜庆生，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办公室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