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在江西瑞金发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第一份抗日檄文，标志着我们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公开对日宣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率先扛起抗日大旗的历史担当。

  民族危亡时刻的正义宣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南满铁路并嫁祸中国军队，随即进攻中国驻军，之后数月东北三省相继沦陷，3000多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日本立即撤退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之后，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连续发表宣言、决议、文告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严重危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进犯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彼时，毛泽东卸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请病假在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毛泽东虽然正在养病，但始终关注中日战争发展态势。当他从报纸得知日军在上海的暴行后，按捺不住心中怒火，抱病起草了《宣言》，愤怒控诉日军“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的滔天罪行，代表新生的苏维埃红色政权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宣言》比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早了9年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抗外来侵略、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强烈决心。1932年4月21日，这份宣言在《红色中华》报公开发表，经进步报刊转载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抗日救亡的最强音。

  揭露卖国行径的正义声讨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国民党政府采取不交涉、不抵抗政策，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英法等列强操纵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1931年9月19日，南京政府代表施肇基在国联会议上，声泪俱下控诉日本侵略行径，乞求国联“裁决”。9月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申诉，西方列强也仅限于口头谴责日本，未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措施，国联主导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甚至还荒谬地提出将中国东北地区国际化，由各大国共同管理东北的主张。

  相较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退让，蒋介石先后纠集重兵，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和严酷经济封锁，妄图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宣言》郑重申明：“要不是国民党军阀集其全力来进攻苏区与红军，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并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提出：“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1933年1月17日，毛泽东、朱德等人发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1934年7月15日，在反击国民党军“围剿”的紧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布“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苏区人民踊跃参军抗日，瑞金仅用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两轮共计7000名的扩红任务。

  《宣言》深刻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卖国本质，让广大民众认识到只有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真正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抵御外来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维护民族利益。

  唤醒全民抗日的正义火种

  《宣言》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各界群众纷纷要求抗日。1933年2月，北平、天津、上海各界人士在北平集会，宣告成立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抗日救国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呼声。同年3月，国民御侮自救会在上海成立，会长宋庆龄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已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并且提议与任何军队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呼吁“中国的一切男子、一切妇女与一切的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义勇军一齐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进一步加强对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先后选派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等优秀干部奔赴东北，组织领导东北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1933年夏，中央苏区革命互济总会开展了“募捐3万元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活动，苏区军民慷慨解囊，募集了一批抗日经费和物资。苏维埃政府虽然自身经费不足，但仍从牙缝里挤出经费援助各地民众的反日斗争，单是上海沪西纱厂工人的反日罢工运动，就援助了16000元。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所有这些事实都在指明：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唯一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

  在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毅然走上抗日救亡道路。早在1931年12月，在红军反“围剿”胜利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推动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举行武装起义，17000余名官兵加入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1933年5月26日，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于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7月初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察北四县，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提振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宣言》犹如黑暗中的一粒火种，点燃了全国各族人民抗日反蒋的爱国热情，使人们认识到只有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敌，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宣言》所倡导的联合抗日理念，为此后《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治主张，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来源：《学习时报》2025年8月8日，第5版；作者：严志伟、马晓敏；图片来源：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