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济宁段（图片来源：网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结束时有这样一段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话：”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显而易见，习总书记所讲的“三个无比”，起决定作用的“内力”无疑是“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而这个“内力”又来源于“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这里所讲的”文化养分”，理所当然地包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运河文化，或者叫承载着“中国品格”、“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运河元素”。

　　一是知难而进、一往无前、奋勇逐梦的意志和毅力。人类文明的曙光，首先是从水的波涛中冉冉浮现。地中海岸的古罗马文明，爱琴海边的古希腊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恒河之滨的古印度文明……无一不是从水的浴盆中捧出的文明硕果。犹如一轮红日的华夏文明，也是从黄河涌天的波涛中喷薄而出。然而，造化天地的大自然没有恩赐给我们纵贯南北的天然大河，这就使中华民族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遇到了天然的障碍。

　　我们国家的地形是西高东低。在这种地貌上形成的河流水系，除泰沂山区所独有的“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外，基本都是自西向东流，各水系间还有分水岭相阻隔。这就使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不得不借助陆路和海道，迂回险阻，艰难困苦，大大影响了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政治上的统一。

　　真的不能通过水路来实现南北交通吗？不！只要梦到，就能做到！当然，在中国这么广阔的行政区域和流域之内，运河的开凿和运行必定会遇到诸如地形高低悬殊、水位不平衡，以及黄运交会、运道经常淤塞和决溢等重大难题。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怀揣梦想的华夏子孙们，一旦踏上探索之路，步入开拓之途，想到的就是在九州大地上代代遥想，世世梦圆，而决不会再走回头路……。

　　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接下来有三国时曹魏在华北平原开的白沟、平虏渠、利漕渠，吴国在江南开的破岗渎，到隋炀帝开通南北大运河，再到元朝世祖忽必烈时建成京杭大运河，中国人民一代接一代，以其勤劳、智慧和坚强的毅力，由短到长，由局部到整体，不断地开凿整修，持续了2500多年的时间。在经历了一次耗时数百年的初创、两次巨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和无法胜数的小规模改建、扩建之后，终于完成了一条纵贯我国南北长达1700多公里的人工大运河。

　　2006年5月在杭州召开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发表的《杭州宣言》，对运河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京杭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流动的、活着的重要人类遗产。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由中华民族数十代人集体创造的大运河，关联着一个伟大国家的历史进程，实现了我们的祖先沟通中国南北的伟大梦想！

　　“知难而进、一往无前、奋勇逐梦”，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不正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凝练生成的“中国品格”的生动写照吗？

　　二是善沟通、能包容、敢创新的胸怀和境界。长城同运河都是举世公认的伟大人造工程，但开挖运河与修筑长城的用意是完全不同的。修筑长城是为了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开挖运河则是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沟通。

　　正是这种沟通的本能和由此产生的无限活力，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政治的沟通，促成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沟通，造就了古代中国的几度繁盛；民族的沟通，实现了我国多民族的融合；文化的沟通，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中华文化。与此同时诞生发展起来的以“沟通、包容、创新”为核心、以诚信谦和的工商文明为主体、以“敢于担当、鼎力革新”的“运河精神”为特质的运河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软实力。当时运河流域国土面积占到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居住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运河区域成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达之地、文风昌盛之区、万众协和之邦。

　　也是由于运河母亲的哺育，使济宁从元代初期隶属兖州府的一个满目疮痍的小县城，成长为帆樯如林、货物山积、商贸发达、百业兴旺的运河名城和号令大河南北、统驭四面八方的“中国运河之都”。济宁为建设运河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与儒、释、道主干文化和燕赵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秦晋文化等区域文化同生共长，互学互鉴，特别是汲取了儒家文化精华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济宁运河文化，也成为运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讲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参考系数就是由于运河的本能和漕运的繁盛所成就的汉室中兴、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这是我们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遵循。

　　同时，由“沟通”引发和融入的“包容、创新”共同构成了运河文化的核心，成为运河版的融合发展模式。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我们各级领导谋划发展的智慧之源。

　　还应当引起重视的是，运河文化所具有的广泛开放性、巨大包容性和超绝先进性，所蕴含的思想理念、价值取向和文化特质，正是当今世界公认的衡量文化先进性的核心标准。因此，在对外交往领域，可以同儒家文化珠联璧合，成为更易于被世界各国接受的软实力。实际上，运河文明中“沟通、包容、创新”的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遵循，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对外交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词。

　　三是以“忧国忧民、敢于担当、鼎力革新”为核心的“运河精神”。大运河虽然没有有像孔子、老子那样的思想家、理论家，但在开凿、运行、管理的的漫长岁月里，它通过一项一项工程的创建和一个一个鲜活人物的活动，把忠孝礼义等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慈悲为怀”的大爱胸襟、“天人合一”的科学理念实践、传承、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们不应当忘记，成百上千万怀揣着“精忠报国”理想的的普通民众，为开凿各个时期的运河抛家舍业、辛勤劳作，付出了巨大牺牲；数百位满腹经纶的河道总督像开展接力赛一样，一任接着一任，恪尽职守，坐镇济宁治河治运，建立了不朽功勋；一大批胸怀报国之志、在当时处于世界顶尖级的水利、水运专家，协同河督整治河道或督漕督运，创造了不可胜数的光照史册的业绩。

　　譬如，元代世界一流的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在运河测量的实践中首次提出了以海平面为零点的“海拔”概念，早于提出这一概念的德国大数学家高斯560多年，他还通过数百次手工测量推算出一年的长度，精确程度与现代人确定的理论值只差23秒；一生恪守“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信条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虽然只在济宁干了166天总督，但他铁腕治吏、节俭治河的正气却长留人间；另一位总督潘季训接连干了四任长达22年的总督，居然没顾得上去登一次位于运河边上的太白楼。正如他在离任前的一首诗中所写的：“独怜廿载成虚度，才一登临又白头”。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数百位治河总督为国为民勤奋敬业的崇高品格。

　　再如，运河文化与儒家文化珠联璧合，形成了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为本、礼仪为先”“买卖不成仁义在”等为基本理念的儒商文化；运河民俗文化作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宣传队、播种机，动员了众多的民间艺人走向全国，走进乡村，通过上演岳家军精忠报国、杨家将代代忠良、小姑贤倡导妯娌和睦、墙头记贬斥不孝行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经典曲目，使中华民族忠孝为本、礼义为重、勤俭为先等传统美德口口相传，代代相袭，成为中国人祖祖辈辈笃行恪守的道德信条；以农民水利家白英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在创建南旺分水枢纽伟大工程以及大运河开凿管理运行过程中所凝聚形成的“忧国忧民、敢于担当，不避艰险、自强不息，勤奋敬业、鼎力革新”这种运河文化的的特质，熔铸成为千古不朽的“运河精神”。

　　所有这些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积淀成为我们国家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是我们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支撑、道德营养和不竭动力。

　　四是在顺应自然中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理念和实践。因为运河是人工开挖的河道，自身没有发源地，需要从现有的河、湖借水、引水。从哪里引水借水，需要引多少水，应当做哪些工程，都需要因时、因地、因势制宜。完成这样一项规模巨大、耗资巨大的人造工程，没有大智慧、大思路、大气魄是万万不可能的。解决“水脊”通水，就是古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成功实施了借用大汶河水源的思路和举措。

　　这里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民间叫做“白英治水”。明代永乐9年，也就是公元1411年，黄河决口，运河河道淤塞300多里，朝廷十分着急。工部尚书宋礼奉旨疏浚，以恢复南北漕运。但由于号称“水脊”的汶上南旺地段的高程高出济宁地段3米之多，疏通后的河道水源不足，成了一条“干河”。情急之中，宋礼求教于汶上老人白英，白英通过实施“借水行舟、引汶济运”的治水方略，从筑坝拦水、开河引水、勘泉补水、水柜蓄水、建闸节制水流，到通过鱼嘴完成南北自动分水，形成了一个十分科学、完整、缜密的系统工程，最终使京杭大运河济宁段因地形高差大造成的水源不足，以及管理不方便等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在创建这项工程的基本理念上，白英奉行的是在顺应自然中改造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大汶河上的戴村地势比南旺“水脊”高出13米，他们遵循“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在戴村筑坝拦水，抬高水位，汶河水自然就可以十分顺畅地流到南旺；把分水口由济宁城南的天井闸改选到南旺“水脊”，汶河来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南北分流，向北经过临清流入御河，向南经过城区注入江苏段运河，从而形成了“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分水奇观。这同四川都江堰的建造原理是一致的。

　　我国许多水利史学家认为，该项工程在科技含量上代表了中国古代水利建设的最高水准，在人类治水历史上也是一大奇迹。文物考古专家的评价是：这项工程代表了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和水利工程的最高成就。

　　在运河不断扩展和运行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祖先还建造了众多在当时世界水利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的水利工程。在我们济宁地域之内，还有位于兖州的金口坝，位于城区老运河上的天井闸（也称会源闸），在其他地域还有位于宁阳的堽城坝，位于淮安黄淮运交汇处的清口枢纽、位于浙东运河上的运三江闸枢纽等。

　　正是上述这些工程的创建，保障了大运河的健康运行，使大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在建造这些工程和大运河开凿管理运行过程中所遵循的尊崇自然、顺应自然的科学理念，也成为我们今天调整经济结构、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有益历史镜鉴。

　　五是对建设水乡特征美好家园的向往和追求。我们的祖先深深懂得，有水才有灵气、才有生气、才有希望。所以他们不仅把“天人合一”的人水和谐思想运用于大运河的治理和运营，而且融入运河城镇的建设和日常的生产生活，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在大运河沿线造就一批天蓝水清、树绿荷香，风景如画、易游易居，社会和谐、百业兴旺的美丽城镇。

　　这一串犹如明珠般的城镇，既有以苏州、杭州为代表的号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南方水乡；又有“入夜一河水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被誉为“天下第一庄”的台儿庄；既有“河渠纵横、园林众多，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那样一种北方城市少有的水城风貌、号称“江北苏州”的济宁，又有“天下第一码头”和“小天津”之称，谓之“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临清，还有京杭大运河沿线四大古镇之一、被称为“湖上明珠”的微山县南阳镇等等，形成一条绚丽多姿的文化长廊和生态景观廊道。

　　在这条让人流连忘返的廊道中，有一个明代之前还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就是汶上县的南旺镇，也得益于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建造而兴盛起来。因为每年有1.2万多膄漕船通过南旺“水脊”，一批漕船等候过闸一般要停留十天半月甚至更长时间，这些外来客的涌入极大地带动了当地商贸服务业的发展。当时南旺镇兴起了规模较大的南旺、十里闸、柳林闸三大市场，南北客商到此停泊靠岸，游山玩水，兼做交易。当地的芦苇、苘麻、粮食等土特产品输入外地，换回竹器、瓷器、丝绸、茶叶等生活用品。那时南旺周围河河相通，渠渠相连，湖湖相依，泉泉相映，到处碧波荡漾，五谷丰登，胜似江南水乡。不少当地群众到现在还经常自豪地讲起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顺口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南旺。”

　　所有这些，不但为我们今天实施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历史遵循，也为我们树立了建设美丽济宁以至美丽中国的标杆。

　　大运河是活着的遗产、流动的文化。她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累积起来的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为党的十九大铺陈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并由这层与众不同的底色折射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既坚守传统又与时俱进的品格和特色。现在，全世界惊羡的目光无不聚焦于中国、聚焦于北京、聚焦于十九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通过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大运河的重要指示和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批示，大运河和运河文化将充满新的生机与活力，在把中华文明的的金名片擦得更亮的同时，引领我们迈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取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胜利。

　　（作者杜庆生，山东省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