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中，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中华诗乐传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包容精神，在历史长河中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理解与情感共鸣，成为联结各民族的重要文化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理解中华诗乐传统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独特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从文化认同理论看，诗乐借由高度象征化的艺术语言与共情机制，跨越地理与族裔边界，构建出一种超越具象差异的审美共同体，从而在心理层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铸提供了持续而稳定的文化情感支撑。

中华诗乐传统源远流长，其形成过程本身就是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体现。从《诗经》的“十五国风”到汉魏乐府，从唐代燕乐到宋元词曲，诗乐始终保持着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质，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相契合，成为维系各民族情感联系的精神纽带。历史表明，中华诗乐传统在不同时期均发挥着促进民族交融的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华诗乐传统中“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智慧。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文化整合政策尤其注重对中原诗乐传统的系统性吸收与创造性转化。该进程以推动政治统一、优化社会治理为核心目标，呈现出文化互鉴、融合创新的鲜明特征。鲜卑统治阶层主动将中原礼乐制度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据《魏书·乐志》载，孝文帝曾“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并仿效中原体制设立礼乐机构。与此同时，鲜卑也将鼓角横吹等本民族音乐元素带入中原，与汉族清商乐等传统形式交融，孕育出“梁鼓角横吹曲”等新的音乐风格，丰富了中华诗乐的表达样貌。这一双向互动的文化实践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文化艺术领域的鲜活印证，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借鉴不仅没有削弱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与连续性，反而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其更加丰富多彩、生机勃勃。

与少数民族汲取中原文化精华相呼应，中原文化也积极吸收、融合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成果。南北朝时期“北歌”的南传与演变即是有力印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鼓角横吹曲”被南朝梁代乐府机构系统采集、翻译与改编。以《敕勒歌》为例，该作品原为鲜卑民歌，在从鲜卑语译为汉语的过程中既保留了原诗苍茫辽阔的草原意象，又将其汇入汉语诗歌的格律体系，成为南北共赏的乐府经典。这一过程不仅是音乐形式的东传，更是诗歌文本、审美意象与文化精神的多维融通，构筑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有精神家园，彰显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和美与共的宏大格局。

到了唐代，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愈发恢宏，西域音乐的东传及其与中原音乐的深度交融延续并拓展了这一传统。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唐太宗在前代基础上确立的宫廷“十部乐”中，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安国乐、康国乐等多部乐来自西域及中亚地区。这些乐舞最初以“胡部新声”的形式传入中原，所用乐器、音阶结构、节奏与舞蹈语汇均体现出鲜明的西域文化特征。这些音乐元素进入中原后并未被原样移植，而是在传入后经历了系统的本土化改造。一方面，为适应中原音乐的演奏传统和音律体系，对传入乐器的形制逐步进行调整，比如琵琶柱位的增加与定弦法的改变；另一方面，西域七声音阶与中原五声音阶体系相互融合，共同推动了唐代燕乐二十八调理论的成熟与发展。不仅如此，外来音乐元素还被引入宫廷宴飨的仪典用乐，融入国家礼乐体系之中。这一时期，文人阶层也通过诗文积极参与西域乐舞文化的书写，白居易、元稹等《胡旋女》主题诗作不仅生动再现其艺术形态，更将其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载体。这一融合进程最终催生出“大曲”等新兴艺术体裁，丰富、拓展了中原诗乐的表现力。唐代音乐家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系统记录了该时期多民族音乐交融的史实，展现了唐代音乐兼容并蓄的特点，是研究唐代音乐制度的重要史料。

历史经验表明，中华诗乐传统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始终发挥着情感共鸣、审美共享与价值共通的独特作用。“声依永，律和声”的艺术机制能够超越语言局限，直抵心灵深处，唤起情感认同；“多元一体”的结构智慧以其包容差异、融汇创新的内在机制，为实现文化深度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铸提供了重要路径。这些历史经验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要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华诗乐传统中所蕴含的民族交往智慧与融合经验。具体而言，应在以下方面着力推进：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充分尊重各民族诗乐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积极借助现代科技与当代艺术语汇，探索传统文化元素的当代表达。比如，以诗词为本位的“古诗新唱”创作、以现代电子音乐编曲技术赋能传统民族器乐表达的创造性结合、基于数字媒介的诗乐专题视频创作与展播，皆有助于推动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审美深度融合，显著提升其触达青少年群体、深化文化认同的效果。

加强教育引导与文化传播。将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经典诗乐作品有机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并充分发挥各类文化平台和公共艺术活动的作用。通过课堂讲授、社会美育、展演展示和融媒体传播等多种途径，生动讲述中华民族诗乐交融的历史叙事，深化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文化理解与情感连结。

拓展文明对话的广度与深度。中华诗乐传统不仅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共享传承的文化财富，也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应积极推动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诗乐作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通过艺术语汇传递中华文化的和谐价值观，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与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深沉持久的文化滋养。

中华诗乐传统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积累的宝贵文化财富，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文化纽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层的文化支撑。从北魏时期《敕勒歌》的传唱与融合，到唐代燕乐对西域乐舞的吸收与再造，历史一再证明，中华文化始终在交往中丰富、在融合中创新，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汇不仅是中华文明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凝聚发展的深层动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更应珍视和发扬中华诗乐传统所蕴含的融合智慧与共同体精神，秉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原则，通过诗乐这一具有高度感染力和亲和力的文化载体，不断增进各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中华诗乐传统成为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源泉，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广泛而深沉的精神力量。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我们应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诗乐传统中的交往智慧与融合经验，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共同谱写团结奋斗崭新篇章。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