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老头儿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他是掌柜的，他有权调动、处理铺子中的一切。但是，现在他好像变成毫无作用，只会白吃三顿饭的人。冬天到了，正是大家添冬衣的时节。他却买不到棉花，买不到布匹。买不进来，自然就没有东西可卖，十个照顾主儿进来，倒有七八个空手出去的人……

　　他偷偷地去看邻近的几家铺户。点心铺，因为缺乏面粉，也清锅子冷灶。茶叶铺因为交通不便，运不来货，也没有什么生意好做。猪肉铺里有时候连一块肉也没有。看见这种景况，他稍微松一点心：是的，大家都是如此，并不是他自己特别的没本领，没办法。这点安慰可仅是一会儿的。在他坐定细想想之后，他的心就重新缩紧，比以前更厉害，他想，这样下去，各种营业会一齐停顿，岂不是将要一齐冻死饿死么？那样，整个的北平将要没有布，没有茶叶，没有面粉，没有猪肉，他与所有的北平人将怎样活下去呢？想到这里，他不由地想到了国家。国亡了，大家全得死；千真万确，全得死!

　　——《四世同堂》

　　百业凋零

　　七七事变之前，北平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低廉的生活成本。1937年之前，在北平，一元钱可以买30斤玉米面、64斤大白菜、5斤猪肉、9尺月白布。那时候，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一个月开销只需要25元；公务员的平均月薪是47.5元，国立大学的教授们一个月能拿到三四百元的高薪。

　　1932年，在北平市图书馆当馆员的谭其骧月薪60元，他在各大学兼任讲师，每月能赚40元课时费，向各报刊投稿，千字稿费高达5元。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他每个月的房租只要10元钱。当房东表示每个月多交1元可以包伙食时，谭其骧果断拒绝了。因为他和夫人经常下馆子，当时在北平有名的大馆子里吃顿大餐，只需要一元钱。

　　1937年7月29日，侵华日军全面占领北平。曾经平静、慵懒、闲适、物价低廉的日子戛然而止，北平陷入了苦不堪言的八年地狱。

　　日军占领北平后，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北平原有的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模式被强行转变成为战争服务的战时经济体制。1938年，日本在北平成立了日华经济委员会，强行接管华北的交通、邮电、钢铁、煤炭、电力、纺织等各行各业。

　　由于日伪严格控制着粮油、鱼肉等生活必需品，北平许多大饭庄子，如天寿堂、福寿堂、庆和堂、便宜坊等都奄奄一息。既无可供进货的粮油、蔬菜、肉蛋，也少有顾客再有闲钱下馆子吃饭。小饭铺没生意还能关门歇业，大买卖家即便没有主顾登门，日伪当局也不允许商家关门歇业。开门就是强撑门面，耗失本金，长久下来无不巨亏。

北平市民在东单牌楼附近排队买配给粮。

　　这就出现了《四世同堂》中描写的一幕，当老大瑞宣带着朋友野求走进一家饭馆时，跑堂的过来挡驾说：“对不起您哪，今儿我们什么也没有，压根儿没生火。没生意。”瑞宣只好表示，二人只是坐一会儿而已。跑堂的无奈地说：“没说的，坐吧，凳子都空着呢。您瞧，先生，我们这生意怎么做？没可卖的东西，还不许关门，真是笑话。”

　　不仅是餐饮行业，沦陷后，北平各行各业都处在崩溃的边缘。物价飞涨，商家无力采买生产资料，市场陷于麻痹状态。以纺织业为例，据同业公会登记，北平沦陷前至少有200家织布厂，一年可以生产70余万匹布，除供应本市之外，还远销察哈尔、济南、青岛、汉口等地。经过日寇八年蹂躏，抗战胜利时，北平仅有110余家纺织厂，其中九成处于半停业状态。

　　《四世同堂》中，祁家经营着一间绸布庄。沦陷后，一般的北平百姓，顾得了吃就顾不了穿，再加上各地战火炽烈，铺子货源断绝，没法补货。掌柜的祁天佑不像大商号那样备有存货，因此只能每日困坐愁城。

　　其实，即便大商号，当时也无法囤积居奇，只有日本人和汉奸们可以趁火打劫，发国难财。时任伪北平警察局局长余晋和的老婆伙同奸商，以市场最低价购入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等物价上涨，再高价售出。

　　至抗战胜利时，就连瑞蚨祥这样的大买卖也濒临倒闭。

　　与百业萧条、商品匮乏、民族工商业崩溃相为表里的是，沦陷后北平的物价像坐上火箭般一飞冲天。

　　据1939年伪政府统计资料显示，1937年4月至1939年12月，北平的物价上涨了2.2倍。尤其是1939年一年，物价涨幅达到沦陷以来的最高点。玉米面从1939年初的每斤0.07元涨到每斤0.13元；面粉从年初的每袋5.44元涨到每袋7.95元。

　　眼看着倾注一生心血的铺子即将倒闭，面有菜色的妻儿老小无米下炊，再加上日本人的栽赃诬陷、游街示众，一辈子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视尊严比生命还要贵重的祁天佑走上绝路跳河身亡——

　　他的心中完全是空的。他的老父亲，久病的妻，三个儿子，儿媳妇，孙男孙女，和他的铺子，似乎都已不存在。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水好像就在马路上流动呢，向他招手呢。他点了点头。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须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在另一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活着，他只是耻辱的本身……

　　混合面

　　在北平人漫长的亡国奴记忆中，吃混合面无疑是最不堪的一段记忆。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陷入多边作战的窘境，物资短缺日渐凸显，就连日本国内也出现了粮食恐慌的现象。侵华日军开始大肆抢夺占领区的粮食。此时，华北产的粮食不仅要供应日军前线，甚至还要运送到日本国内。

　　1942年年底，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再次向华北伪政府下达“协同日军从速完成集粮计划”，要求伪政府在三个月内，完成征集2000万石粮食的任务。

　　就在这年夏天，华北平原刚刚经历了严重的旱灾，粮食大面积歉收。面对天灾和日寇的抢夺，北平城内陷入了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

　　日伪当局决定给北平市民配给混合面。

　　据1943年7月24日的《时言报》报道：“京市各粮店自今日起开始售混合面，每斤一元一角四分。”

　　这就是日伪当局向北平市民供应混合面的开端。混合面到底混合了哪些成分，一直众说纷纭。据《新民报》报道，混合面由大米、小米、玉米、白玉米、高粱米、江米、小麦、黄豆、绿豆、江豆、青豆、皮青豆、黍子、荞麦、小豆、大麦、大米渣、麦渣、扁豆、扒豆、黑豆、白薯干、高粱渣等几十种成分组成，但是其中人能吃的粮食到底占多大比例，即便是活了七八十年的老人，如《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爷也不认识。

　　他没看见过这样的粮食。盆中是各种颜色合成的一种又像茶叶末子，又像受了潮湿的药面子的东西，不是米糠，因为它比糠粗糙的多；也不是麸子，因为它比麸子稍细一点。它一定不是面粉，因为它不绵绵软软的合在一处，而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一些谁也不肯合作的散沙。老人抓起一把，放在手心上细看，有的东西像玉米棒子，一块一块的，虽然经过了磨碾，而拒绝成为粉末。有的虽然也是碎块块，可是颜色深绿，老人想了半天，才猜到一定是肥田用的豆饼渣滓。有的挺黑挺亮，老人断定那是高粱壳儿。有的……老人不愿再细看。够了，有豆饼渣滓这一项就够了；人已变成了猪！他闻了闻，这黑绿的东西不但连谷糠的香味也没有，而且又酸又霉，又涩又臭，像由老鼠洞挖出来的！

　　吃过混合面的北平人都记得，它质量低劣、牙碜、口感苦涩，而且有异味。吃完有的腹痛拉稀，有的大便干结拉不出来。然而，即便质量如此低劣的混合面也不够吃。

　　七七事变后，北大教授郑天挺南下组织西南联大，将五个孩子留在北平。郑天挺的女儿郑晏回忆，“那时粮食供应不在粮店而在胡同里，为了买到有限的粮食，市民们早早就得在胡同里排队。我家的老保姆张妈经常凌晨4点就去排队，管理人员在她的棉袄袖子上写个粉笔号，按号买粮，排晚了就买不到……我们从没有围坐在餐桌边吃过饭，桌子上也从来没摆过碗和筷子，因为根本用不着筷子，每到吃饭的时候，张妈把笼屉端到饭桌上，喊一声‘吃饭了’，我和弟弟们围拢过来，一人抓起两个混合面窝头站在桌旁啃，三口两口就下肚了。”

　　当时，郑家人人营养不良，郑晏的小弟12岁体重只有20多公斤。《四世同堂》中最小的孩子小妞子，就是因为拒吃混合面，饿死的——

　　因为饿，她（小妞子）已经没有力气跑跑跳跳。她的脖子极细，因而显得很长。尽管脸上已经没有多少肉，这又细又长的脖子却还支撑不起她那小脑袋。她衣服陈旧，又太短，然而瞧着却很宽松，因为她瘦得只剩了一把骨头。看起来，她已经半死不活了。

　　她说不吃共和面（混合面）的时候，那眼神仿佛是在对家里人说，她那小生命也自有它的尊严：她不愿意吃那连猪狗都不肯进嘴的东西。她既已拿定主意，就决不动摇。谁也没法强迫她，谁也不会为了这个而忍心骂她。她眼睛里的愤怒，好像是代表大家表达了对侵略战争的憎恨。

　　发完了脾气，她就半睁半闭着小眼，偷偷瞟家里的人，仿佛是在道歉，求大家原谅她。她不会说：“眼下这么艰难，我不该发脾气。”她的眼神里确实有这个意思。然后，她就慢慢闭上眼睛，把所有的痛苦都埋在她那小小的心里。

在前门站，日伪警察对乘客进行检查。

　　奴化教育

　　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然而暴行只会激起中国人的反抗和仇恨，不会让中国人屈服。日本人知道，单靠武力无法征服中国，只有从文化上瓦解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才能让中国老百姓老老实实地当顺民。

日军占领北平后组织北平市民游行，进行奴化宣传。

　　怎样才能瓦解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感呢？日本兴亚院认为：“其武器就是日本语。”

　　语言、文字既是人们日常交际的工具，也是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日本军国主义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发现，强迫殖民地人民学日语、说日语可以从根本上挖掉中国文化的根儿。

　　日军侵入北平后，他们将日语当成一大法宝，强迫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学习日语，从而达到泯灭中华民族意识的目的。

　　七七事变后，日伪当局在太庙举行教育大会，提出要在北平中小学普及日语。为了尽快解决日语师资不足的问题，日伪当局提出开办名为“养成所”的培训机构，并且命令各地火速开办。

　　读日语、唱日本歌、朝拜日本天皇、背“诏书”……各种奴化教育在北平的中小学开展起来。

　　1938年，怀柔汤河口镇居民彭兴文时年8岁。他记得，上小学第一课就是学日本的51个片假名。那时，学生上体育课喊的是日语口令，音乐课学的是日本国歌，教师必须能说简单日语。有位私塾出身的老教师，因为不懂日语，第二天就被撵走了。每天朝会，学校强迫学生们向日本东京的天皇陛下遥拜，向伪满洲皇帝遥拜，然后合手宣誓：“满洲建国和大东亚建设的使命，担在我们青年人的肩上。”

　　对于这种奴化教育，青年学生自然非常反感。当时正上中学的郑晏回忆，同学们最厌恶的就是上日语课。沦陷八年，她被迫学了八年日语，可是一句也没有记住。

　　日军占领北平时，许多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不愿在北平当亡国奴，纷纷奔赴大后方。可为数众多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却没条件撤走。他们在日伪统治下，忍辱偷生，时时刻刻都要面对内心的挣扎。

1937年年底，在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务部的策划操纵下，汉奸组织新民会成立，对青年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图为新民会成立两周年纪念仪式。

　　《四世同堂》中有这样一幕，祁家老大瑞宣是一名中学教师。一天他到学校开会，一名年轻老师问校长：现在还在学校教书，算不算汉奸呢？校长含泪回答：

　　战事不会在短期间里结束。按理说，我们都应当离开北平。可是，中学和大学不同。大学会直接向教育部请示，我们呢只能听教育局的命令。城陷之后教育局没人负责，我们须自打主张。大学若接到命令，迁开北平，大学的学生以年龄说，有跋涉长途的能力，以籍贯说，各省的人都有，可以听到消息便到指定的地方集合。咱们的学生，年纪既小……可以说百分之九十是在城里住家。我们带着他们走，走大道，有日本兵截堵，走小道，学生们的能力不够。再说，学生的家长们许他们走吗？也是问题。因此，我明知道，留在这里是自找麻烦，自讨无趣——可怎么办呢？！日本人占定了北平，必首先注意到学生们，也许大肆屠杀青年，也许收容他们作亡国奴，这两个办法都不是咱们所能忍受的！可是，我还想暂时维持学校的生命，在日本人没有明定办法之前，我们不教青年们失学；在他们有了办法之后，我们忍辱求全的设法不教青年们受到最大的损失——肉体上的，精神上的。老师们，能走的请走，我决不拦阻，国家在各方面都正需要人才。不能走的，我请求大家像被奸污了的寡妇似的，为她的小孩子忍辱活下去。

　　这大概是大多数普通北平市民面临的两难抉择。他们拖家带口，不能像青年学子那样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但留在沦陷区并不意味着向敌人低头。每一个北平市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暗暗地与日军较量、周旋。

　　郑晏的班主任是一位中国女老师，每次考试她都对学生们说：“你们可以抄书，但是不能让日本人看见。”考试的时候，她会在教室外放哨，遇到日本人到各班督查，大家就默契地将书藏起来。

　　面对日寇的屠刀，手无寸铁的北平市民只能忍辱偷生，但他们内心从未泯灭抵抗的火种，他们始终相信：中国不会亡！

　　（来源：《北京日报》2025年9月3日，第10版；作者：黄加佳；图片来源：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