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与国家治理》，喻中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民法典对国家治理的支撑作用，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共识。这样的共识不仅见于当代中国，而且早已显现于世界历史。在这里，倘若我们略作追溯，即可以看到，在民法的演进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成果就是罗马法。

　　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罗马人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耶林还进一步指出，较之于武力与宗教，法律对世界的征服更为持久。耶林此番所说的“罗马人”的“法律”，就是指罗马法，其主体部分就是罗马民法。耶林关于罗马法的议论，主要着眼于“征服世界”。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当代，如果我们暂时搁置这种“征服世界”的视角，从耶林的观点出发，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运用民法治国，能够获得更为持久的效果。

　　倘若把罗马法看作是民法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闪亮登场，那么，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民法典，则是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亦即拿破仑法典。据说，“拿破仑的积极参加制定，对于该法典的胜利草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法国枢密院中对草案讨论的积极参与，大大地影响了很多条文的形成。”正是由于这个缘故，1807年和1852年，该民法典曾先后两次被命名为《拿破仑法典》，以纪念他的贡献。拿破仑也曾自夸地说：“我的光荣不在于打胜了四十个战役，滑铁卢会摧毁这么多的胜利……但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的，会永远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一代豪杰拿破仑如此看重他的民法典，甚至把他的民法典放置在他的四十个胜仗之上，足以表明，在拿破仑的价值体系中，尤其是根据他的“晚年定论”，民法典高于武功，民法典事关全局，民法典垂范长远，民法典对国家治理具有持久的支撑作用。

　　较之于法国民法典，更能够体现民法典对国家治理的支撑作用之“样板工程”，乃是1896年通过、1900年正式施行的德国民法典。事实上，早在1814年，德国法学家蒂堡就发表了《论制定一部德意志统一民法典之必要性》一文，在这篇论文中，蒂堡认为：“我们的民法需要整体的、快速的变革。只有德意志所有邦国一致行动，来起草一部不搀杂各邦恣意的、为全德意志制定的法典，德意志人在民事关系上才有幸福可言。”这就是说，必须有一部为全德意志制定的民法典，才能保证德意志人在民事关系上的幸福。针对这样的倡议，萨维尼在同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法学名篇《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要求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对待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萨维尼对蒂堡的批评，在德国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大讨论。这场关于德国民法典的大讨论，既推迟了德国民法典的制定与实施，同时也进一步凸显了民法典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2021年的正式实施，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民法典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是什么？民法典对国家治理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全面理解民法典对国家治理的支撑作用？

　　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是实施民法典需要考虑的根本问题，更是国家治理需要考虑的根本问题。陕西人民出版社宋亚萍总编辑注意到了这样一些根本问题。2020年8月，她建议我针对民法典与国家治理这一主题组织开展相关研究。我们经过反复的沟通，认为民法典对国家治理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五个方面。基于这样的认知，我约请了五位勤学善思的青年学者分别聚焦于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力求阐明民法典对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的支撑作用，由此形成了《民法典与国家治理》这部书。

      《论中国法的精神》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论述了民法典对国家治理的作用与功能。主要内容涵盖民法典与民主政治、民法典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法典与社会治理、民法典与文化建设、民法典与生态文明五大部分。本书的理论意义在于把民法典置于国家治理的整体框架内进行解读、思考，拓展民法典研究的理论视野；本书的实践意义在于把民法典与国家治理的需要结合起来，有助于从民法典这个特定的角度出发，为完善国家治理的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更多的理论研究和探索。 

　　（来源：《北京日报》2022年6月6日，第12版；作者：渝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图片：原文配图；原标题：运用民法治国，能够获得更为持久的效果——民法典对国家治理的意义；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