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顺博物馆发现的隋唐刻经残石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北京地区是我国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京城遗留的各民族文化遗迹是阐述和解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珍贵的文物遗迹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历史的见证者，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据。北京地区藏传佛教碑刻文献丰富，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然而，碑刻文献的跨学科、多领域、综合性研究相对薄弱。

　　元明清三代在北京地区立碑无数，据记载，其中藏传佛教石碑达70多通。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北京地区碑刻文献的整理、编目和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从编目和研究现状来看，北京藏传佛教碑刻文献基本散载于北京石刻目录或蒙古文、满文类碑刻文献中，而专门汇编和研究北京藏传佛教碑刻文献的著作尚未出版。《藏文碑文研究》《在北京的藏族文物》等介绍了北京藏传佛教碑刻文献的相关信息，但目前仍处于介绍性多、研究性少，重复性多、原创性少的阶段。

　　鉴于以上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入手，全面收集、整理、录入、分类和研究北京藏传佛教碑刻文献，阐释北京藏传佛教的历史脉络和藏传佛教高僧的爱国精神，揭示我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同时，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和北京“四个中心”的建设。

　　从编目现状来看，北京地区所藏的石刻文献和汉、满、蒙文等石刻文献的整理及编目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涉藏类碑文仍未专门、系统地分类和汇编，处于家底不清、情况不明的状态，对研究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因此，全面搜集和整理北京藏传佛教碑刻文献是完整呈现碑文内容和价值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从立碑时间看，北京地区涉藏类碑文刻写起于元，止于清。按内容可分为建寺造塔类、墓碑墓志类、功德事迹类、造像画像类等。从现有研究成果的内容看，整体上可归纳为北京藏传佛教碑文的综合评价、碑文与北京藏传佛教寺院研究、碑文与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研究等。例如，大隆善护国寺是元明清时期在京的重要佛寺之一，在中央和西藏地方联络中起到重要的纽带作用。护国寺内的石碑、匾额、佛像等文物，见证和再现了我国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辉煌的历史。《敕建大隆善护国寺碑记》作为一通敕谕类石碑，反映了顺治帝时期朝廷优待和嘉奖藏传佛教，吸引和强化藏族等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向往和认同。作为一通寺规类碑文，《敕建大隆善护国寺碑记》详载护国寺的寺院秩序和僧众的戒律。由此可知，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因符合帝王的“大一统”思想而在北京等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在传播过程中，藏传佛教高僧也积极适应社会需求并调适佛教文化，与国家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界对广为人知的碑文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因碑刻文献数量多、门类广、内容杂，再加上资料汇编较为滞后而研究成果整体上仍处于介绍性多、重复性多的阶段。实际上，北京藏传佛教碑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民族交流等社会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鉴于此，我们认为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动和拓展北京藏传佛教碑刻文献方面的研究。

　　其一，汇编多文种合璧的北京藏传佛教碑文资料集。从编目和资料汇编层面看，北京藏传佛教碑文散载于北京地区所藏石碑拓片资料集以及北京地区满文、蒙古文石刻目录等资料。这为理解和研究北京地区藏传佛教碑文带来了许多不便。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全面搜集、编目和整理一部北京藏传佛教碑文史料集。在整理和编目时，可以按石刻种类和年代次序进行编排。如能汇编出汉、藏、满、蒙合璧的藏传佛教碑刻文献资料，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我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北京地区产生的交流互鉴和共同缔造北京城市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也有助于引导各民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其二，进一步推动碑文本体及整体的研究。目前，学界对广为人知的碑文做了多层面的研究。然而，对鲜为人知的石碑的性质、规格、石碑及拓片收藏情况和碑文内容等未做梳理和研究。如护国寺、资福院以及大善法王等著名寺院及人物在北京藏传佛教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因之前未关注护国寺藏传佛教石刻等文物遗迹、资福院碑刻文献以及大善法王墓志铭等鲜为人知或新出土的碑刻文献材料，诸多学术问题未能得到更深入、准确的分析和探讨。再者，需要加强和关注少数民族文字刻写的石碑文献。有些石碑仅以少数民族文字镌刻或汉文碑丢失而仅存少数民族文字碑文时，需要关注和应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写的碑文。如此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相关问题，也能为研究提供完整的证据链。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关注内容上与北京藏传佛教碑文有关的其他区域的石刻文献。如，奴布达节作为清顺治时期身居高位的在京藏传佛教高僧，其事迹不仅刻于北京的《敕建大隆善护国寺碑记》，也勒于甘肃省定西市境内的《重建锡庆寺碑记》和《锡庆寺八处界址碑》。《重建锡庆寺碑记》又载“葬于菩萨顶东坡之域，墓碑犹存”。由此可知，在五台山菩萨顶东坡有一通奴布达节墓碑。分析奴布达节的生平事迹，就必须综合利用有关奴布达节的所有碑文文献。不同区域的石碑文献，可以为全面梳理奴布达节的生平事迹提供更为完整的证据链。

　　其三，从交叉学科层面挖掘碑文的价值。北京藏传佛教碑刻文献内容涉及中华民族史、边疆史、民族关系史、北京藏传佛教历史、宗教政策、历史人物事迹、典章制度、北京城市文化发展史、石刻艺术、风俗习惯、碑刻文体学、碑刻文学等各学科领域。因此，深入挖掘和揭示北京藏传佛教碑文的内涵和价值，需要从不同学科交叉的视角分析和研究。同时，也需要加强和推动碑刻文献等古籍文献与信息技术、材料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的融合发展。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新时期，全面搜集、整理和研究北京地区藏传佛教碑文是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举措之一。利用和研究碑文史料，可以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和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也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

　　北京地区所存的藏传佛教石刻文献作为镌刻于石头上的历史文献，具有补史、修史和校史的功能。研究北京藏传佛教的历史脉络、藏传佛教高僧在北京的活动及其爱国精神、元明清时期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和中央政府治理边疆的政策以及首都文化建设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地区出土的藏传佛教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20AMZ009）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9月11日，第6版；作者：吉毛措、完麻加，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