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说起长城抗战，人们首先想起的，大多是《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既是29军在喜峰口用大刀铸就的英雄叙事，又是抗战的精神图腾。然而，此战的关键一役，不在喜峰口，而在古北口。70昼夜“激战中的激战”，我们输掉了战役，却赢得了民族觉醒的时间。喜峰口与古北口，恰似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两极：前者如烈火，以大刀劈开“日军不可战胜”神话，证明“意志可弥补装备差距”；后者如寒铁，用血肉验证现代化战争需体系化防御，暴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积弊。长城抗战虽以失败告终，但在国人心中，万里长城永不倒。“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国歌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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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峰口

　　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同时告急的喜峰口，在29军的顽强抵抗下，捷报频传，给中央军上了一课。

　　3月9日，29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喜峰口时，同样被东北军坑惨了。

　　西北军和东北军原本说好，当晚29军便可接防喜峰口，请万福麟再维持半日。但就在王治邦的111旅接近喜峰口时，万福麟的一个旅竟然在一阵炮击后，舍弃天险，望风而逃，丢了喜峰口东北的高地。

　　西北军和中央军拿到了几乎一样的开局剧本，但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同，战况的走势也截然不同。

　　中央军的假想敌一直是共产党，自然不会研究如何对付飞机大炮。29军早就厌倦了内战，在晋东练兵时，从头至尾都以“枪口对外不对内”为口号，其假想敌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军。

　　这个军是冯玉祥的老底子，军长宋哲元是冯玉祥的五虎将之一，中原大战后，宋哲元游说张学良，招拢西北军各零散部队，编成第29军。

　　九一八事变后，宋哲元发出通电，要求对日作战，提出了“宁作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的壮语。但是，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允准。

　　虽然如此，宋哲元仍以一个军人的洞察力感到，将来的作战对象一定是野心勃勃的小日本。所以他带领全军从装备、训练、思想等各方面都做好了抗日的准备。

　　先说装备吧，29军改编后，全军虽说有二万余人，但只能算是后娘养的孩子，武器装备极为穷酸：全军约三分之一的枪械是反蒋战役后留下来的汉阳造和三八式；还有三分之一是地方部队用过的毛瑟枪；再有三分之一是自己制造的土枪。由于枪械陈旧，型号复杂，而且弹药奇缺，又无处补充，枪对战士们来说，有时候反而成了摆设和累赘。

　　全军也无重炮，只有野炮、山炮十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步枪上连刺刀都没有。至于军饷，每年能领到十个月的就不错了，发到士兵手里不过六七成。

　　面对堪比“丐帮”的条件，他们不怨天尤人，而是沿袭西北军的老传统，支起铁匠炉，打出了一把把锋利的大刀；子弹缺乏，就多造手榴弹，每个士兵至少带上6颗。

　　再说训练，部队无论驻于何地，每天至少要跑个“半马”，通过急行军练体力，练耐力，练速度。刀法更是必练的，“破风八刀”口诀复杂，战士们只需领悟核心：先挡一挡刺刀，然后抡圆了砍，把这招练得极熟，直到成为肌肉记忆。

　　在思想上，宋哲元派出军事参观团到上海，学习19路军在“淞沪会战”中的经验，还编成小册子发给全军，解除了很多人的“恐日病”。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当29军作为援军，急行120里，跑步进入喜峰口阵地时，眼见敌人居高临下，二话不说，就把最精锐的师特务营投入战斗。

　　山上山下，一片混战，西北军虽无力夺回喜峰口，但至少压住日军，使其不敢出击。几座小高地上，双方反复争夺，谁都不肯退缩一步，但谁也无力打垮对方。

　　喜峰口开战仅两天，29军已伤亡2000官兵，也就是说，平均一天要消耗一个团。29军总共才9个团，如此打法，一个星期后，宋哲元就只能做光杆军长了。

　　地方部队不比中央部队，有人有枪，才有在蒋介石面前谈条件的底气，如果人都打光了，编制也就没有了。即便如此，宋哲元仍不畏惧，他于3月11日下了拼死奋战的手谕。内容为：

　　一 此次作战死亦光荣，无论如何要拼命坚守阵地，不求有功，但求能撑。

　　二 不求与十九路军在上海作战之声威，而求日本人不能小看我们。

　　三 国家存亡，本军存亡，在此一战。关系太大，望传知所属努力为之。

　　当然，仅硬拼也不行，彻底扭转战局，必须有一次大的胜利。既然白天的正面进攻受阻，为什么不把直线改成曲线，白天变成黑夜呢？宋哲元决定发动大规模夜袭，而且这次夜袭的总指挥，不能是别人，只能是赵登禹。

　　时人称赵登禹“躯干修伟，负膂力，精技击”。“躯干修伟”并非虚辞，他之前是冯玉祥的警卫员，跟冯玉祥几乎一般高，一米九的个子，也是顶天立地一巨人。

　　任务分到最前线，赵登禹分析，日军能占有优势，是因为在喜峰口的后方建立了炮兵阵地和大本营，此地名曰白台子，它构成了对29军的重大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

　　之前的战斗中，赵登禹已经受伤，但他知道这是生死战，自己必须上。

　　五百多名勇士集合起来，赵登禹进行了简明的战前训话：“今天晚上，我们要去抄日本鬼子的后营。要叫日本人知道，中国人也有不怕死的。相信大家绝不会装熊的！”

　　夜半，这支连日苦战的疲惫之师出发了。几天来，长城内外连降大雪，雪落到地上就结成冰，雪夜行军颇为不易，但士气高昂，就有了种“大雪满弓刀”的豪迈。拂晓前，赵登禹旅按计划到达敌特种兵宿营区；佟泽光旅亦快马疾进插向敌右侧后。

　　近战、夜战，本就是29军的特长，但近身肉搏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打法，要不是装备差太多，一般不会这么打。他们趁着朦胧的月光，放火焚烧了满载各种物资的十余辆汽车；千余名敌人还没醒，就被飞旋的大刀，砍得身首异处。

　　这次夜袭极其成功，从此，夜袭成了对付日军的法宝。据说，从这个时候起，不少日本兵晚上睡不踏实，就在脖子上戴个铁护圈。

　　喜峰口一战使日本国内大哗。战地记者称，“此役使日本皇军遭到60年来的奇耻大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给长城前线指挥官坂本的电报中，不留情面地训斥道：“喜峰口一役，丧尽皇军威名！”

　　日军原打算用三天时间打进喜峰口，以占领平津地区，没想到却在这里碰上了硬钉子，于是，他们调兵遣将，转攻罗文峪。

　　宋哲元趁士气正盛，顺势发起多个关口的全线反攻。罗文峪一战，不仅守住了，还把战线向前推进了十多里。这是抗日战争打响后，中国军队第一次取得战线反推的战果，日军少将冢田攻战后承认，“此役后始知中国未亡之由”。

　　喜峰口、罗文峪战役大获全胜，毙敌甚众。北平、上海各大报纸争相报道，把29军的大刀描绘得神乎其神，接踵而来的各界慰问团体也无一例外地往29军跑，反而冷落了徐庭瑶的中央军第17军。

　　七七事变后，音乐家麦新蘸着流亡的泪水，写下了一首送给29军和东北义勇军的战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唱就是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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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节选自《北京日报》2025年7月22日，第9版；作者：孙文晔；图片来源：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