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位于故宫太和殿之右，外朝熙和门以西，建筑面积逾六千平方米，是故宫西部的重要建筑群，由凝道殿、焕章殿、恒寿斋、浴德堂等配殿组成。其建筑规制与东华门内的文华殿如出一辙，二者呈东西对称之布局，蔚为大观。

　　明代大学士、文学家杨荣在《皇都大一统赋》有记载：“若乃震位毓德，文华穹隆；亦有武英，实为斋宫。”据此可知，武英殿在明代是帝王祭祀前斋戒沐浴的专用场所，彰显“敬天法祖”（中国古代以祭祀天地、效法先祖为核心的礼制思想）的礼制传统。明末清初，李自成曾在此仓促登基；清代康熙年间，武英殿设立修书处专司刻书。自此，武英殿完成了从祭祀空间到文化枢纽的转型。这座古老建筑也见证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

武英殿

武英殿修书处印刷用的枣木活字

　　成就斐然：满汉合璧文献的诞生地

　　清代统治者尊崇汉文化的传统，自入关前就已有之。据《清史列传》记载，清军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于天聪三年设立文馆，命大臣达海、刚林等翻译汉语书籍。为了改善汉文典籍数量不足导致族人“无书可读”的问题，皇太极还曾致信给当时的邻国朝鲜索求汉语翻译书籍。《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也曾记载这封信的内容，其中写道：“闻贵国有金、元所译《书》《诗》等经及‘四书’，敬求一览，惟冀慨然。”清朝统治者入关后，满族对汉语典籍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加。顺治皇帝曾命人翻译汉族制度方面的律例，由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翻译的《洪武宝训》是清朝入关后翻译的第一部汉文典籍。

　　康熙时期，又相继设置了“翻书房”和“武英殿修书处”两处专司翻译机构。据《清宫述闻》记载：“康熙十九年始以武英殿左右廊房，共六十三楹，为修书处，掌刊印、装潢书籍之事。”这既标志着武英殿修书处正式建制，也昭示清代中央刻书事业迈入新阶段，呈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态势。武英殿修书处从此专司刊刻、校勘、装潢书籍，迅速崛起为清代中央刻书枢纽，地位举足轻重。雍正六年，开设咸安宫官学，旨在培养八旗翻译人才。乾隆时期，在皇帝的主持和推动下，武英殿修书处重译“四书”与“五经”，刊行了满汉合璧武英殿本《御制翻译四书》。此版本质量精良，而且经过多次校对，满文翻译部分力求与汉文义理相契。后期由于受到汉文化的深度影响，旗人熟悉汉语却不会讲自己的母语，因此该殿本后来也成为后期旗人学习满语和研习汉文经典的重要范本之一。在满汉合璧文献编纂领域，武英殿修书处成就斐然。

　　活字生辉：武英殿印刷术的文明薪传

　　古代印刷技术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到书籍出版的数量和质量。为了进一步提高印刷效率，降低书籍印刷成本，武英殿修书处的印刷技术也做了相应的改进，并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达到了最高水准。

　　在清代以前，明代民间有用铜活字印刷术印刷书籍的例子。清代雍正四年（1726年），为了排印《古今图书集成》，内务府特制铜活字逾百万枚，其中还包括了作为备用的活字十八万余枚，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铜活字印刷工程。然而采用铜活字印刷耗费巨大，成本较高，当时铜料也较为稀缺，并且在印刷过程中，铜活字磨损严重，因此人们也在寻求铜活字印刷技术的改造方法。

　　清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朝总管内务府大臣金简，受命监武英殿刻书。他以“雕版耗时费料”为由，奏请改铜活字为枣木活字。为此他还精密核算成本：刻制十五万木活字及配套工具仅需银一千四百两，低于雕版《史记》的一千四百五十两，且可重复使用，如此摆印书籍“工料省简悬殊”。乾隆皇帝准奏后，认为“活字板”不雅，于是赐名“聚珍”。后续武英殿修书处用枣木活字印刷术这种方式印刷出来的书籍，便是武英殿“聚珍版”殿本。此项技术革新被大臣金简系统总结于《武英殿聚珍版程式》（1774年）。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从书板的制作到摆书和印刷的十五道流程，还配了详细的图片解说，是古代活字印刷工艺专论的杰出代表作之一。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木质单字二十五万余个，并开始摆印图书。字体采用端庄方正的“宋体”，排版采用套格技术：版框整版雕刻，活字嵌入其中，使四角严丝合缝，界栏连贯如一笔而成，解决了传统活字本边框易开裂的问题。

　　除活字技术外，武英殿还采用多色套印的技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五色套印本《古文渊鉴》，以朱、墨、黄、绿、橙区分文章评注层级；乾隆朝《御选唐宋文醇》《劝善金科》延续此法，色彩明丽，套准精度达0.1毫米，代表雕版套色技术的最高水平。从铜活字印刷巨著的辉煌到枣木聚珍印刷技术的鼎革，武英殿见证了中国印刷史璀璨明珠的诞生。

　　由盛至衰：武英殿本的百年浮沉

　　武英殿修书处在清代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历史嬗变。其前身可追溯至内务府，康熙初年，内务府属下的武英殿造办处开始承担刻书任务。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朝正式设立武英殿修书处，此后这里出版了许多质量精良的武英殿刻本。

　　清代金埴对康熙武英殿本评价很高，称赞道：“自康熙三四十年颁行御本诸书以来，海内好书有力之家，不惜雕费，竟摹其本，谓之欧字。见刻宋字书，置不挂眼，盖今欧字之精，超轶前古，后世宝惜，必曰‘康版’，更在宋版书之上矣。”诚如所言，宋代出版书籍的装帧风格和字体已然以典雅著称，而武英殿修书处的“康版”书籍则比之更为精美，风格庄重，且以铜活字、开化纸等工艺革新技术，刊刻的“殿本”兼具校勘之精审与装帧之华美，声名远播海外。乾隆年间，武英殿修书处臻于鼎盛。时值乾隆朝国力强盛，修书编写范围之广泛、印刷质量之精良都达到了空前规模。儒家经典如《十三经注疏》《中庸》，史册文献如《二十一史》《明史》《八旗通志初集》，诗词总集如《御选唐宋诗醇》《御选唐宋文醇》等，皆经武英殿校刊。

　　殊为可惜的是，随着清王朝日趋衰落，武英殿获得的财政支持也日渐式微。嘉庆朝时期，编刊书籍每况愈下，不仅种类少，印刷和装帧质量也大不如前。道光时期，虽曾试图利用旧有书板重刊发行，终因鸦片战争等战乱原因，仅复刻了《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等要典。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内府修书处现存书目逾七百种，其中武英殿修书处出品的殿本占近半数。据朱赛虹《武英殿修书处藏书考略》的查考，结合清代宫廷有关武英殿藏书目录的记载，从同治元年（1862年）的一万三千多部到光绪十年（1884年）已骤减至九百多部，武英殿的藏书数量明显呈现下降趋势。《养吉斋丛录》记载：“道光二十年后，以经费支绌，刊书甚少，仅存其名而已。”同治八年，武英殿经浴火之灾后，编刊书籍基本停止，修书处形同虚设。光绪时期的武英殿修书处已名存实亡。

　　如今，这座古老建筑历经百年风雨仍矗立于紫禁城隅，只不过角色已悄然生变。当武英殿褪去了政治色彩，它留下的大量古籍文献、其内珍藏的丰富文献遗产，为研究清代民族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这些文献，如同多维棱镜，既映照出清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繁荣图景，也折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轨迹。

　　（来源：《北京日报》2025年7月17日，第11版；原标题：从祭祀空间到文化枢纽 武英殿变迁见证民族文化交融；作者：王雨，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图片来源：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