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配图，图片来源于公众号“淮安发布”）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进入文明社会(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古代，城市作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交通条件是城市兴起最重要的要素。淮安位于淮河下游(跨古淮河两岸)，全境属于黄淮、江淮冲积平原，地势低洼，河湖密布，被誉为飘在水上的城市。淮安的城市发展和隋唐大运河的贯通密不可分，隋唐大运河的贯通对淮安城市的繁荣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淮安在隋唐大运河贯通前只是普通的军事城市，隋唐大运河贯通后，给淮安城市发展带来多种有利因素，淮安境内的楚州和泗州迅速成为大运河干线上的要津和漕运中枢城市。城市功能的叠加和城市地位的提高，使淮安在唐宋时辉煌一时，由此带来淮安城市发展的第一次大繁荣。北宋灭亡以后，由于南北对峙，淮安失去运河要津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隋唐大运河的贯通对淮安城市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淮安伴随着运河的繁荣而繁荣，也伴随着运河的衰落而衰落。

　　一、隋唐大运河贯通前的淮安

　　古淮安大地不仅地势低平，河流密布，而且土壤肥沃，草木丰盛，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大约在4万年以前，淮安大地上就有了下草湾新人文化遗址。距今六七千年前，在今淮安区的青莲岗等地，形成了人口众多、规模较大的母系氏族公社，被命名为“青莲岗文化”。稍后的夏商周时期，淮安是淮夷、徐戎的活动范围。春秋时期的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江、淮，为南北方经济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邗沟入淮处末口即在淮安市区。淮安也成为中国大运河的发源地之一。

　　战国到两汉时期，在现今的淮安市境内兴起了淮阴城、泗口镇和北辰镇等几座比较著名的城镇，同为南达长江、北达河济、西出中原之控扼要津，其中淮阴故城最为繁荣，为淮水、泗水下游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1978年，在淮阴故城以东数里的高庄战国墓中，出土了大型铜饰马车，从其制作之精美分析，墓主人生前地位很高，应为王侯。同时可知，这一带在战国时期就有相当宽阔的驰道，是舟车通达的重要都会。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又以这里作为淮阴县的治所，其辖境东达黄海之滨。当时，“淮阴市”商业非常繁荣，商业是城市居民的一个主要谋生手段，家住淮阴城的韩信青年时候，就因为“不能治生商贾”，而落得从人乞食。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淮安的三点式城市时而属南，时而属北，时而分属南北，为凭淮而守、控扼水运咽喉的军事要塞和屯兵积粟之区。其中淮阴故城北对泗口，“东接山阳，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资，西有盱眙、寿阳之镇”，尤为“淮南之源本也”，常常作为边帅的驻节之地。这期间，发生了数十百起的战争，淮安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因此受到严重遏制和破坏，使这些“舟船素蓄”、市廛繁嚣的古城镇，几乎都沦为纯粹的军事堡垒。

　　二、隋唐大运河的贯通对淮安的影响

　　从大业元年(604年)开始，为了把当时的政治中心洛阳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东南富庶地区联结起来，隋炀帝开始开通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在春秋战国以至秦汉、魏晋时期各段古运河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加以疏浚、改建和扩展而完成的。它历时六年(604〜610)，分为永济渠、通济渠、 山阳渎和江南河四段。隋唐大运河的贯通，沟通了我国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不仅为维持中国一统的政治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还对淮安城市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大运河的滋养下，淮安从江淮间的普通军事城市一跃成为大运河沿线的枢纽城市，迎来了第一次大繁荣。隋唐大运河的贯通对淮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运河的贯通使淮安成为运河要津，交通十分便利。

      在我国古代，水运比陆运往往更加便捷，且花费更少，所以古人十分重视水运。而不同河流的交会口，即运口，由于水运交通的发展更易出现聚落和城镇。隋唐大运河分为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河四段，还包括长短不一的黄河和淮河等天然河道，淮安境内的山阳(楚州)处于淮河和山阳渎的交汇处，泗州处于淮河和通济渠的交汇处。所以自大运河贯通后，楚州和泗州 一跃成为大运河航运的重要节点和水陆交通的关钥，运河上漕船、盐船和其他商船千帆相接，四时不断，与运河并行的陆上干道也是“高旅辐辏其途”。楚州和泗州迅速成为大运河干线上重要性屈指可数的要津。唐在安史之乱后，东南的江淮地区成为唐中央政府赖以生存的根基，而大运河则成了晚唐的经济命脉。这时期的楚州扼通济渠与山阳渎之转捩处，被称为“南北襟喉”，东南地区财赋大部分都需通过楚州，地位重要性不言自明。而泗州西枕汴河，南临淮河，也成为“南北冲要之所”，白居易说： “濒淮列城，泗州最要，控转输之路，屯式遏之师。”李磺《泗州重修鼓角楼记》：“泗州据汴淮奔会处……商贩四冲，舷击拖交。”至北宋，虽然大运河的北端不通，但开封以南的大运河河段、格局和走向基本没有变化，楚州和泗州大运河干线要津的地位没有改变。大运河要津地位的确立，必然会带来交通的便利，从而更易带来巨大的人流、物流及文化的交流，这些都是城市发展繁荣的必要前提。

　　其二，运河漕运的发展使淮安成为全国漕运中枢城市之一。

      中国的漕运制度始于秦汉时期，至隋唐大运河的贯通，中国的漕运制度步入真正的发展和繁荣期。隋、唐、宋各代大力修治和维护大运河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漕运，漕运的发展使处于大运河要津的淮安境内城市一一楚州和泗州，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全国漕运中枢功能，这种政治影响力的集聚，更促进了淮安城市的繁荣。隋开大运河后，继承了前代分段转运的漕运方式，即在漕运沿线各重要河津设置仓廪，然后把漕运分成若干段，以漕运京师。随后的唐代是漕运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的漕运制度基本形成体系。唐中期后，漕运量日益加大，岁运江淮米增至120万斛，在运河沿线重要州郡设转搬仓，凡江淮运米暂储此仓，楚州即设转搬仓于城北。至北宋，漕运制度在前代基础上更加发展，逐渐完善。北宋的漕运路线，主要是由长江入运河，由运河入淮河，由淮河入汴河抵京。漕运线路上有三个重要节点， 一为真州，即今仪征市，漕船在此由长江进入运河；一为楚州，漕船在此由北神堰入淮河；一为泗州，漕船在此入汴河。楚州、泗州都在今淮安市境内。为适应漕粮转搬和地方储粮的需要，北宋在扬州(后改真州)、楚州、泗州建有转搬仓，以泗州仓为最大，有南北二仓，可贮谷150万石。 此外，真、楚二仓至少储粮各百万石以上。据资料记载，转搬仓设有仓监，属粮料院下辖官。为了稳定真、楚知州与转运使、发运使的关系以利漕运，北宋朝廷明令淮南转运使并知楚州，即楚州的知州兼淮南转运使的事务，后又诏令“知真、楚州自今并兼管勾催遣纲运事”。熙宁七年(1074年)，江淮发运副使驻真州，“遇春运拥并，即轮一员至扬、楚、泗州，以来提举催促，部押未运，入京奏事。”这些都可见楚、泗二州在北宋漕运中的重要性。大型转搬仓的设立和淮南转运使的长期进驻，使楚州和泗州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全国漕运中枢的特性，增加了政治中枢影响力，这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中是极为重要的有利因素。

　　其三，隋唐大运河的贯通还为淮安带来了水利、贸易、造船、盐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为保护漕运，各代朝廷加强了对运河的治理，淮安的农田水利亦连带得到发展，农业生产除特大水、旱年份外，一般都有相应的保障。元佑六年(1911年)，苏轼称“访闻扬、楚之间谷熟米贱”。七年又称“舟过濛、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云”。苏轼过泗上诗云：“黄柑紫蟹见江海，红稻白鱼饱儿女”，反映了淮上人家的丰足。唐宋时期的漕运方法主要为转般法，即分段运输。因楚、泗二州均设转搬仓，南方漕船分别在楚州、泗州卸粮，返回的空船可运载食盐和其它商品；北方到楚、泗二州装粮的漕船，来时亦是空船，可以载运大批商品，这些数量众多的漕船在楚、泗二州频繁地进行大规模的买卖贸易，对楚、泗二州商业发展带来莫大的机遇，物资交流数量巨大且空前活跃，极大地促进了淮安商业的繁盛。漕运需要大型运粮船只，北宋朝廷在真州、楚州等地建船厂。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诏真、楚州各造浅底船百艘，团为十纲，入汴河行运。黄庭坚甥洪炎在淮安有咏漕船诗云：“凿渠而漕，首淮江尾。舳舻苛峩，连樯千里。青雀翩翩，彩虹嶷嶷……”造船业的发达也促进了楚州的城市繁荣。另外，在唐宋时期，淮安还是全国重要食盐生产基地和集散销售中心，淮安境内的楚州、涟水都设有盐仓和转搬仓，大运河的贯通则大大促进了淮安盐业的发展。唐宋时期，在淮安盐场生产的官盐经由运盐河入淮河和大运河，然后转运各地，供给官民食用。

　　三、唐代淮安城市的发展

　　隋唐大运河的贯通、漕运制度的发展使淮安境内的楚州和泗州成为唐代全国屈指可数的交通枢纽城市，而多种城市功能的叠加更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繁荣。

　　唐代的楚州辖有淮阴、山阳、盐城、安宜数县，是区域性经济、政治、 文化中心。运河运输的兴旺带动了楚州的贸易和市场的兴旺发达，“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往来”，越商胡贾及日本、朝鲜商人，常来楚州经营。一些著名的寺庙如开元寺、龙兴寺、紫霄宫前都有热闹非凡的庙市，经营商品品种繁多，主要有纺织品，陶瓷、茶叶、纸张、金银铜器等，还有外国商人的珍珠宝石、香料、药品、犀角、象牙等。海内外商人，甚至大食、日本、新罗等国的商人，都远涉重洋到此贸易。还有一些专业的农贸市场，如草市、鱼市等地都很繁盛。入夜，邻近城边的运河中，众多的船只“边樯月下泊”，准备在此过北辰堰；城内则“千灯夜市喧”。很多达官显贵则“缇骑朱旗入楚城”。当时的开元寺、东岳庙、紫霄宫、宴花楼等处，都是灯红酒绿的繁华之所。因为当时淮安经济富庶和交通便利，很多名人都曾来此游历或旅途经过。隋炀帝、骆宾王、李白、韦应物、韩愈、 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都曾在这里留下诗篇，白居易更是称楚州是：“淮水东南第一州”。唐代的楚州地处淮河边上，邻近东海，还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楚州也设蕃坊，供外商居留。楚州新城北边有个新罗坊，就是新罗(今韩国)侨民的聚居地，最多时有新罗侨民数千人。唐文宗开成 四年(839年)，日本高僧圆仁法师来大唐求法，也三次经过楚州。他在《入 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日本国19次遗唐使有11次从楚州港出海归国。 楚州的繁华还体现在朝廷对其的排名上，楚州在隋唐时一直位列被“十大紧州”，如果我们要给当时的楚州排个名次，综合各方面因素，当列全国 30名之前。

　　唐代的的泗州城也非常壮观繁华。泗州为中原之襟喉，南北交通之要冲，是典型的河口城镇。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将设在宿预的泗州城迁移到盱眙对面的临淮县来，表明这里的地理位置和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当时全州辖一城六乡，五十三图，在城五图，有东西两座土城，中间隔汴河(通济渠的一段)，有汴泗桥相连。城内则“端衢四达，廨宇双峙，双阙云耸，琼台中天”，很有一些壮观的建筑物。南来北往的豪商巨贾则“多游利于此”。边塞甚至外域的“越商胡贾”都前来经营。 城市中还设有大型的中转仓，闽越和江淮地区的漕粮及其贡品，多在此卸货回程。泗州还设有淮口盐铁院，由中央派出的盐铁官掌管江淮海地区的盐铁经营，防止奸商从中渔利。泗州还是一座景色秀丽的风景城，因而文学家、大诗人、书画家等慕名而来，留下许多名篇佳作。“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反映了泗州繁华竞逐、风光旖旎的独特魅力。泗州的佛教也很兴盛，城中的普照王寺最为著名，此庙香火久盛不衰，举国闻名。来往的众多宾客，登临时必造访此佛寺，拜祭许愿，慷慨解囊，散香施财，不惜重赀，并相沿成俗。韩愈写诗描绘这些情景说：“越商胡贾脱身罪， 珪璧满盘宁计资。清淮无波平如席，栏柱倾扶半天赤。”从诗中也可以体会到当年施舍之豪、香火之盛的情景。

　　四、北宋时淮安城市的发展

　　北宋时期，由于漕运量的猛增、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军事防务的需要等，淮安境内的楚州、泗州进一步发展。在楚州城和淮阴故城之间，还兴起了十八里河镇、韩信城、八里庄、磨盘口等城镇。

　　北宋时的楚州商业非常发达，王安石行新法时在全国22个城市设立市易务，楚州是在汴京之外试行市易务的两个城市之一(另一个是杭州)。 据《宋会要》记载在北宋熙宁十年，楚州的商税计6万7千881贯587文，位列当时全国第3位，超过当时的苏州，也可见楚州当时商业的发达。 北宋时的楚州还是对外贸易，特别是与东亚贸易的重要港口，在楚州就长期设立高丽馆，为高丽使臣客商提供方便，高丽使臣朴寅亮曾在龟山题诗。 北宋鼎盛时期，楚州城内外高楼池馆林立，见诸史志及诗文提及的有何家楼、东园楼、南楼、北轩、西阁、东亭、仓亭、寄亭、望淮亭、封本堂、瑶真馆(琼花宫)等。诗人孙次翁咏北神堰名伶孙娇娘诗云：“策金堤上起青楼，照水花间开绣户。山阳天下居要冲，春行无处不香风。”王洋《寄廉宣仲》诗云：“绕淮邑屋绵千区，画檐绮栋吹笙竽。”张耒《楚城晓望》 诗写楚州城池的壮观，“鼓角凌虚雉堞牢，晚天如鉴绝秋毫，山川摇落霜 华重，风日清明雁字高。”苏轼《东坡志林》记载：“元丰三年冬，过山阳、登西阁。” “故有阁未名，思之未得，辄以‘仰公’名，不知可否！” 这反映山阳西阁景区，曾请苏轼题写某阁名。张舜民《郴行录》云：“辛亥，同辛大观游紫极宫，杨氏园，皆山阳名胜也。”这反映了紫极宫、杨氏园为外来旅游者到山阳常游之地。欧阳修《于役志》亦记载曾会饮于仓亭、水陆院东亭、堰上亭、魏公亭、楚望亭等处，几乎每一次宴会都换一处景点，反映楚州城园林之多。

　　北宋的泗州城出现了专供储藏货物的塌房和堆垛场，元丰年间，在泗州、汴京等地设堆垛场，供商人存放货物，收取叫做“垛地官钱”的保管费。设仓于泗州，是当时泗州商品贸易繁盛的标志。泗州的商品除盐和粮食外，还有药材、丝麻织品、竹木、酒类等，《宋史•地理志》载楚州贡苎布，又有孔雀布等。泗州的大商人很富有，据《中国商业史》记载，北宋末年，泗州商人一次捐金三万，重修普照王寺，可见此商人资本之雄厚。 泗州城内僧伽塔院为当时全国五大名刹之一，塔下地宫供奉释伽牟尼指骨舍利(全国凡四处)。故到泗州拜佛及经商的人，包括外国商人，往来不绝。苏轼、张耒等都有吟咏僧伽塔院诗作传世。

　　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时期淮安著名的市镇有：山阳县北神镇、淮阴县十八里河镇、洪泽镇、渎头镇、盱眙县盱眙镇、平源镇、龟山镇，这些城镇的兴起和繁荣无不与大运河的畅通息息相关。

　　洪泽镇得名于洪泽浦，唐宋皆设有馆驿，北宋位于漕运要津，生聚之繁，多为人称道。五代名将刘金及子刘仁规、仁赡，孙刘崇俊皆出生于其地。后洪泽运河与龟山运河开挖后，漕道畅通，其地有二闸分别通淮，以调节运河水位。北宋末年，“人烟繁盛，倍于淮阴”。

　　龟山镇在盱眙县城西南15公里，为著名的旅游胜地，北宋苏舜卿、苏 轼、苏辙、秦观、张耒、张舜民、高丽使臣朴寅亮都留下脍炙人口的诗作。 张舜民《郴行录》记龟山寺，“寺临淮水，负小山，规制壮丽，自京师以南寺观皆不及也。” “寺后山脚有石穴，以砖塞之，俗云无支祁宅也。”

　　盱眙镇(即今盱眙县的盱城镇)，设有转搬仓的南仓。传米芾有《都 梁十景诗》(都梁，山名，代称盱眙)，即：第一山怀古、龟山寺晚钟、 五塔寺归云、瑞岩庵清晓、清风山闻笛、八仙台招隐、杏花园春昼、玻璃泉浸月、今景亭陈迹、宝积山落照。盱眙第一山，位于汴水与淮水交汇处对岸，北宋诗人名士达官贵人，由京城至江南，得第一山称为风光佳绝地，多题刻其上，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都有文字镌刻其上。

　　五、宋金对峙后淮安城市的衰落

　　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侵，北宋灭亡，淮安成为宋金对峙的前沿，受到兵火的长期荼毒，使淮安城市受到严重摧残破坏，人口大量减少。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赵立保卫楚州之战，全城军民几乎全部罹难。战后不久，韩世忠驻节楚州，这一带已成为田荒屋破的无人区。宋金对峙也直接导致了淮安失去运河要津的地位，不复有交通便利和漕粮转运的枢纽的功能，众多促进淮安城市发展的有利要素荡然无存，淮安的城市功能又回到大运河贯通前的军事堡垒的状态。宋金对峙后的淮安虽然还称得上是边境重镇，但与大运河贯通时的发达繁荣不可同日而语。虽遭此劫难，但淮安的运河交通枢纽地位使得它如百足之虫，待到大运河重新贯通之时，马上可以回春繁荣起来。

　　综上所述，淮安在隋唐大运河贯通前只是普通的军事城市。大运河贯通后，给淮安带来了众多促进其发展的有利因素，迅速成为大运河干线的要津，城市地位不断提高，城市功能不断叠加，由此淮安的城市的发展迎来了第一次大繁荣。北宋灭亡以后，由于南北对峙，淮安失去运河要津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可以说，隋唐大运河的贯通对淮安城市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李想，江苏省淮安市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河南段)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