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中古北方、南方政治经济中心错位与大运河漕运交通命脉

　　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大体依据帝国核心区、财赋及政治军事控驭等因素，自西向东或东北逐步迁移。周秦汉唐时期，中原王朝的国都主要在黄河中游的镐京、咸阳、长安和洛阳，北来东移至汴梁。金元明清，北方民族南下又造成国都北移燕京。概言之，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

　　经济文化重心则是经历了东晋和南宋两次大规模的自北向南的转移，而且南移过程先后持续了将近七个世纪。在这两次南移之前，北方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是非常先进的。但在这两次南移之后，特别是唐后期五代和契丹、女真、蒙古南下，入主中原，战乱频仍，北方中原地区屡遭严重破坏，户口凋零，经济残破倒退。江南则后来居上。因此，唐后期以降的国家财赋不得不主要仰赖东南地区。

　　由于6世纪以后经济命脉在江南，国都长期在北方，在南北关系上便呈现政治经济中心错位和经济上北依赖南、政治上北支配南的格局，且延续了近千年。

　　大运河的修凿，是中古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北方、南方政治经济中心错位的产物。大运河长期充任南粮北运的漕运“黄金水道”，有力服务和支撑了千年以来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北南关系的新格局。作为漕运命脉，大运河不仅对多民族国家政治统一具有战略上的积极意义，而且在南北交通、经济文化交流等内容的南北整合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运河对维护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统一及边疆经略，厥功甚伟。隋代开凿后，大一统时期远远超过分裂割据，政治统一基本得以持续。除供给京师官民粮食之外，隋唐征高丽和经营东北，唐后期朝廷对付河朔等藩镇，北宋与辽、夏的对峙，明成祖“靖难”和迁都燕京后针对蒙古的长城“九边”军事防御，清乾隆等经营蒙古、新疆等所谓“十全武功”，等等，无不主要仰赖大运河漕运。

　　二、大运河与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整合

　　东汉以后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很大程度上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两大板块及农耕文明内东部与西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等板块分野在五千年历史发展演进中的产物。由于我国疆域广袤和地理风俗多样，20世纪初蒙文通先生曾提出江汉(炎族)、河洛(黄族)、海岱（泰族）的古史三系之说。就是说，东周时代，地处江汉、江淮的楚、吴、越等文明发展水平，已仅次于河洛、海岱等中原文明核心地带，在华夏诸地域子文明中位列第三。其水利、气候、植被、文明传统等方面的良好基础，再开发和后来居上的潜力，又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又兼东晋和南宋两次南渡，造成中原文明南下且与江汉等文明的交融汇合以及若干次江南开发的浪潮，最终使江南后来居上成为现实。

　　10世纪前后的航海技术的长足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地处东亚大陆相对独立地理単元的中国，获得了与域外其他主要文明交流沟通的新的航海通道，同时也给江南特别是东南沿海带来了巨大的域外刺激。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秦汉“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草原”到唐宋以降的“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经济趋势的重大转变。在此形势下，江南在全国南北差异整合中的角色功用显赫，就是顺理成章了。而大运河也生逢其时，它沟通南北水系交通，适应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错位需要，充当了南方在经济文化上支撑、带动、辐射北方，推动全国整合发展的特有管道。

　　先说大运河与北方社会经济。

　　(一)盐商、晋商等在运河上下的活跃及其对北方经济的影响。自唐后期刘晏等盐铁使兼转运使以盐利补贴漕运，又兼江淮、山东、长芦等盐场等都在运河附近，大运河往往和官府榷盐及盐商经营联系在一起，成为历代盐商行盐贩运的南北通道。元明“开中法”以盐招商运粮北边及丝绸、瓷器、茶叶等官民采购贩运等也需要依赖大运河通道。盐商、晋商、徽商等商帮常年在大运河一带贩运行商，山陕、徽商、广东等会馆林立。

　　(二)扬州、洛阳、开封、商丘、济宁、聊城、临清、德州、天津等运河城镇及其对北方经济的辐射带动。7世纪以后，漕运催生了以扬州、淮安、济宁、聊城、临清、天津等一批运河城镇经济带的繁荣。运河城镇当是唐长安等之外的另一类漕运商业城镇。由于晚唐以降战乱频仍，中原经济破坏严重，上述运河城镇对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对商品贸易的重新繁荣，发挥了较大的带动效应。

　　据许檀教授研究，明清时期运河沿岸陆续形成一批重要的商业城镇和流通枢纽。包括由政治性的州城、府城转化来的临清、济宁、聊城、德州等，也含有张秋、谷亭、南阳、夏镇等“镇城”。尤其是临清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城镇之一。它凭借运河、卫河、汶河三水道在境内分合，构建起以北达京津、南抵苏杭、西及汴梁为主干的商品流通网。该流通网中，临清身兼三级功能的综合市场。它既是零售商业构成的消费市场，又是农产品集散市场，同时还是多种商品的中转批发市场。临清商业既作为地方性市场为本城居民、手工业者及附近州县的农民服务，又作为区域性市场为鲁西、豫东和直隶一个相当广大地区的商品流通服务，同时还作为商品转运枢纽在全国性经济运转中为南、北两大经济区的物资交流服务。明代，临清作为全国性中转市场的作用极为突出。而到清代，因北方经济发展临清作为区域性市场的功用明显上升。

　　(三)漕运在各城镇所留痕迹(淮安清江浦、天津三岔口)；沿岸城镇与运河腹地社会发展不平衡；夫役、河工、盐帮、漕帮及沿河百姓生计。

　　(四)缺水造成运河北段成本甚高，通航受限，淮安“南船北马”。

　　接着说大运河与江南社会经济。

　　(一)徽商等纵横游走于运河和长江沿岸，繁荣商贸；

　　(二)镇江、苏州、嘉兴、杭州等运河沿岸城镇日益繁华，促进“八府一州”最富庶地域以及东南区域商品流通市场的发展成熟；由于大运河等积极功用，富庶的东南区域还成为全国各地商品流通的最大枢纽；

　　(三)水网交通完善，区域商品交换市场臻于成熟，促进“江南早期工业化”；

　　(四)元“穷极江南，富夸塞北”，很大程度上是因重额漕粮而发，此说对明清亦有一定参考价值；明江南三布政司漕粮用“粮长”等直接送于淮安，对江南富民等百姓或为沉重负担；清中叶江南运费等三倍于正米，附加税依然出自江南百姓。

　　再说大运河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

　　大运河弥补了中国南北走向河流稀少和陆路交通常因山川阻隔而艰难等缺陷，首次将司马迁时代的燕、赵、魏、宋、齐、鲁、徐、吴、越等相对独立的自然经济区自北向南连成一片，有利于海河、黄河、准河、长江、钱塘江五水系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整合发展。大运河充任沟通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两大经济区的商贸干道，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与北方国都间的连通渠道，还是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国内的主要连通渠道。它为中古时期南北经济交流提供了极大便利，既有利于5世纪前后北方先进经济文化南传，又有利于发挥7世纪以后江南经济文化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江南富庶区及其经济领先的成果，借大运河影响带动北方，有利于促进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

　　明人李鼎云：“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据许檀教授研究，明中叶到清中叶的三四百年间，运河的商品流通量远远超过其漕粮运输量。运河商品流通一是靠商船往来货运，二是靠漕船带货。明代运河曾经是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干线，全国征收商税的八大钞关(崇文门、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九江)除九江外，其他七个都在大运河之上。万历年间，运河七钞关商税又占总数的92.7%。明代“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华北所产棉花大量运销江南，江南棉布和丝织品则运销华北，纺织业相对落后而形成的北方消费市场对江南丝、棉织品的依赖，使纺织品贸易成为明代运河流通的最主要内容。由于北方经济相对落后，南下输出的主要是初级农产品且数量有限。清代随着华北棉纺织业的发展，纺织品贸易在运河商品流通中的比重明显下降，粮食转而成为运河流通中的最主要商品。而且，清代以华北经济发展及纺织业产销等相对独立为背景，南下商品数量还超过北上商品，进而在运河商品流通中占据主要的位置。另外，运河流通已日益与长江、沿海相联系，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流通格局。在这种包括运河、长江、沿海的新流通格局之下，各区域之间的、不同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日渐便利和频繁，推动了南北各地的社会经济，特别是16世纪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

　　大运河还对南方、北方东部的社会文化彼此交流及结构优化带来了深刻影响。唐宋科举及任官迁转和元汉军镇戍、明卫所屯戍、清八旗绿营屯戍等推行之后，南方人游宦驻戍北方和北方人游宦驻戍南方的情况，频繁而普遍。大运河又曾是千余年间官员士人兵将等南北往返的主要通道，无形中对南、北方社会文化彼此交流带来了良好的影响。运河沿岸城镇还是元明以来回回人荟萃聚居之处，沧州清真北大寺、沧州建国清真寺、泊头清真寺、泊头清真东寺、泊头八里庄清真寺、枣庄清真寺、济宁东大寺、济宁柳行东寺、德州北营清真寺、临清老礼拜寺、大清真寺、临西洪官营、清真寺、张秋清真东寺、枣庄清真寺、台儿庄北关清真寺、镇江古润礼拜寺、苏州砂皮巷和丁家巷二清真寺、太仓铁锚弄清真寺、扬州回回堂、杭州凤凰寺等，就是历史见证。

　　三、运河对南北生态环境的影响

　　王夫子曾评说大运河有一“利”和五“劳”。所谓一“利”，即“其迹甚便，其事若简，其效若速，一登之舟，旋运而至”，“此转漕之见为利者也”。所谓五“劳”，即“闸有闭启，以争水制盈虚，一劳矣；时有早涝，以争天之燥湿，二劳矣；水有淤通，以勤人之濬治，三劳；时有冻冱，以待天之寒温，四劳矣；役水次之夫，夺行旅之舟以济浅，五劳矣”。诚然，“今天指出历史上大运河的负面影响，并非要论其功过、苛责古人因为这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别无选择的必然产物”。

　　(一)江南水源充足，运河对江南水网交织的生态环境基本没有负面影响，而且古来就有开凿运河的传统，完善水网交通，益处颇大。

　　(二)运河对黄河下游的影响

　　徐光启说：

　　河以北诸水，皆会于衡、漳、恒、卫，以出于翼。河以南诸水，皆会于汴、泗、满、准，出于徐。则龙门而东，大水之入河者少也。入河之水少，而北不侵卫，南不侵淮，河得安出中道而安行东出于兖，故千年而无决溢之患也。有漕以来，惟务疏凿之便，不见其害，自隋开皇中，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准海，人以为百世之利也。然而河遂南入于准也，则隋炀之为也……当在今东平之境，而迩年张秋之决，亦复近之。假令寻禹故迹，即会通废矣。是会通成而河乃不入于卫，必入于准：不复得中道也，则仲晖之为也。故曰：漕能使河坏也(明经世文编卷491《漕河议》？)

　　根据邹逸麟研究，由于北方气候比较干燥，雨量偏少且集中在夏秋季节，运河在北方长期受此限制。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唐米“汴河”)，以黄河水为源，不仅多沙且随季节枯盈，时通时滞，频繁泛决。尤其是战乱决口之际，多是造成黄河顺汴河等南侵夺淮，“借黄行运”的结果是运河终为黄河所毁，而汴河流域的破坏又首当其冲，或曰河、运俱坏。徐光启所云“河遂南入于淮也，则隋炀之为也，……是会通成而河乃不入于卫，必入于淮，不复得中道也，……故曰：漕能使河坏也”。其要害即在此。

　　(三)运河对淮河流域的影响

　　明清时期山东境内出现微山湖等“水柜”，能够长期发挥为大运河北段提供水源的积极功用。但是，南四湖与北五湖等水柜，即南北数百里的狭长湖泊，不符合我国多数河流自西向东的自然走势，也是隋唐之前未曾见到的。其本身就是京杭大运河开凿之后淮河水系被破坏的结果。由于官府“保漕保运”及保皇陵祖陵的政策之下高筑运河堤坝而形成了南北走向的另一“悬河”，淮河流域(主要是淮北)多数支流的东去河道因之被阻断破坏，排泄困难，内涝严重。而黄河南侵夺淮之后形成了汴、泗、睢、涡等五条泛道及泥沙大量淤积，特别是黄河泛淮夺淮后多以分流或漫流的形式存在，流路并非线状，而是呈现面状分布，进而导致淮河中下流域(特别是准北)遭受灭顶式的洪涝灾害，包括古城下邳等相继被淹漂堙没。据有关统计，东汉王景治河到唐后期黄河进入800年的“安澜期”。在1194年以前的1300多年间，黄河南泛合计16次。而在1194年以后的660年间，黄河南泛夺淮多达135次。正如王夫之所云：“……取简便而劳于漕輓者，胡元之乱政也。况乎大河之狂澜，方忧其泛溢，而更为导以迁曲淫漫，病徐、兖二州之土乎？”而且，这种破坏几乎是永久性的，而很难自我修复。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较多采用现代技术治理淮河，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

　　(四)运河对海河流域的影响

　　黄宗羲运河坏海河说；海河是由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在天津汇合而成。京杭大运河对海河水系同样具有多数支流东去河道被人为严重阻隔破坏、排泄困难、内涝严重等负面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从1368年到1948年的580年间，海河流域发生过387次严重水灾，天津市被淹泡过70多次。直到60年代独流减河等开挖，才基本解决了因入海河道阻隔造成的内涝等弊病。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注：根据目前最高史学权威《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22卷本)，上古和中古史的划分是以秦朝为界的。中古就是清朝1840年以前，直至秦朝。）　

       作者：李治安，南开大学教授。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河南段)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