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示意图，图片来源于洛阳网-洛阳晚报）

　　2014年6月，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同时开启了后申遗时代中国大运河的保护和开发。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认真“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等问题做出重要指示。随后，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为为了大运河沿线各省份共同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其中虽然隋唐大运河很多河道已经湮没，但其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开创意义和历史价值值得后世珍视和传承。

　　隋唐大运河是指中国隋唐时期开通的大运河，主要包括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等四段。这四段运河首尾相连，贯通海河、黄河、准河、长江和钱塘江等五大水系，使当时相对割裂的南北交通得以贯通，成为封建政府维护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以及实现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大动脉。至此，中国进入大规模水运的时代。

　　隋唐大运河开创了人工运河开凿的新境界。隋唐大运河从公元605年开凿通济渠开始，历经数年，征调民夫数百万，全长四五千里，是世界运河开凿史上的创举，水运工程的技术水平有了较大发展。隋唐大运河突破了古代水运主要依赖天然河道的限制，是世界历史上伟大工程之一，彰显了人类战胜自然、改造世界的巨大勇气和力量，为今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积累了经验，也为世界上其他大运河的开通提供了借鉴。

　　隋唐大运河建立了人工运河开凿的新标准。隋唐运河在人工运河开凿的尺寸、堰坝的设置和配套设施的建设等方面都建立了标准。据安徽省宿州市从2006年4月到2007年9月两次汴河故道的考古发掘发现，隋唐大运河柳孜段河口宽32.6米、底宽20米、深5米(杨建华，《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古陶瓷研究概述》)。隋唐运河通济渠段运河水位变化平缓，约每隔4.8公里设一石墩或木柱门，用来蓄水或放水，以控制水位，保障通航，并方便河道管理。在配套设施方面，隋唐运河水陆运道兼修，在运河沿线修筑陆路，统称“御道”，道旁种植柳树。“渠广四十步，河畔筑御道，道旁栽柳树(《隋书》卷三《炀帝纪》)。在水陆交通并盛的基础上，在沿线设置驿站。《大业杂记》记载：“自东都至江都，千余里，树萌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

　　隋唐大运河沿岸形成了城市联动发展的新格局。隋唐运河的开辟，改变了城市面貌，丰富了城市生活，对旧有的城市空间结构给以强烈的冲击，并促进了封建城市的发展，打破了封闭的城市格局，为冲破行政界限，谋求联合的城市带起着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运河沿线的洛阳、汴州、宋州、宿州、楚州、扬州、杭州等城市皆日益繁荣，均成为一方繁盛的都会(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年)。淮西的颕州、陈州、许州、汝州、蔡州，汴水以东的兖州、曲阜、徐州、沂州，准北的亳州和准南的寿州，江南的常州、无锡、苏州等城市，与运河带城市互相辉应，形成了一个贸易关系密切、联动发展的城市群区。

　　隋唐大运河使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隋唐运河的开通，使得大规模水运成为可能，运输成本比陆运大大降低。“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皮日体：《皮子文薮》卷四，《汴河铭》)大运河的开通本是政府调剂粮食所需，也间接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在农业上，在准河流域大运河带动水利灌溉工程广泛兴修，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灌溉工程有30多处。水利灌溉发达，农业生产发展，农作物品种增多、复种指数提高、产量增长。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交通便利带来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运河河区域的商品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沿运城市商贸兴盛，河道上“商旅往还，船乘不绝”(《旧唐书・李勣传传》)。造船、纺织、制盐、陶瓷、矿物开采、冶铸等竞相发展，扬州、汴州、宋州、蔡州、徐州、泗州、申州等地都成为当时著名的纺织业中心(周怀宇：《论隋唐开发淮河流域交通的国策》)。我国的封建社会在隋唐时期进入了鼎盛时期。

　　隋唐大运河孕育了适应商业发展的新文化。中国历史上是个农耕文明社会，历朝历代把“重农抑商”作为治国方略。大运河贯通之后，农业文化中融进了商业文化。在这条商业气息浓重的大运河里，南北方物资、物种的交换、引进、繁衍，南北方人们思想观念的碰撞、交流、融汇，孕育了适应商业发展的新文化。这些新文化就包括流传至今的以义取利、爱国守法、诚实守信的经商理念。宋代永嘉学派提出“事功”思想，推祟“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主张经商“义利并举”“以利和义”，而不是“以义抑利”。除义之外，讲信誉是商业顺利进行的前提，“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作者：高贵现，洛阳师范学院大运河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河南段)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