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洛阳为天下之中，自周公、召公营建洛邑到周平王东迁后遂成为国都。春秋称王城。其后秦、西汉、新莽皆在此置宫室。东汉光武帝建式元年（25年）建都于此，有九朝古都之称。特别是隋炀帝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交通，加强文化融合以来，洛阳面貌为之一新。公元65年，唐高宗复建东都之后，洛阳在武周时期到达了极盛时期。洛阳开放的城市格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成为古代都市旅游的伩佼者。

　　一、天下之中是开凿大运河的前提

　　洛阳历史极其悠久，如果中国的王朝从夏朝开始的话，那么，真正可以触摸到的正是今天洛阳市管辖的偃师市二里头。二里头遗址约距今3850～3550年，属于夏朝的前期阶段。在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青铜冶铸作坊和绿松石作坊等，作为当时的天下之中，洛阳的地位一直延续了下来。我们引以骄做的中国，最初的这两个字就指的正是洛阳，铭刻在何尊身上。

　　何尊，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镇：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何尊，通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腹围61.6厘米，重14.5千克。青铜材质，圆口，方体，有四道棱，长颈、圈足，腹部微鼓，以雷纹为底，饰有蕉叶纹、蚕纹和饕餮纹图案，造型大气，工艺精美。何尊铸造于距今3000多年前的西周早期，在内胆的底部铸有12行、122字的铭文，其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一词，原文是“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记述了周成王继承周武王的遗志，营建东都洛阳之事。何尊是一位叫何的西周贵族所做，全文的大意是说周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在成周（今天的洛阳）开始营建都城，并且对周武王进行祭祀。周成王于丙戌日在宫殿里对宗族的小子何进行了训诰，并且指出以此地（洛阳）为天下中心，统治民众。又赏赐何贝三十朋，何感恩戴德因此做了此尊，以作纪念。

　　作为一件酒器，最重要的发现便是铭文之“中国”。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现“中国”两个字，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何尊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的镇国之宝，原因正在于此。

　　何尊铭文的史料价值极髙，不但证实了周武王克商之后就产生了将国都由关中向东发展的意图，并且建立以洛邑为天下中心来加强统治。而“中国”两字作为词组首先在何尊铭文中出现，意义非常重大，而中国之名由此发端，走向世界。正因为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所以洛阳城自西周建立以来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可以说是频遭兵燹屡建屡毁。例如洛阳在汉末被毁于兵燹，十分萧条。黄初元年(220年)曹丕称帝，为了加强对中原的控制和对蜀作战，从邺城迁都洛阳。其后又经魏明帝曹睿及西晋王朝的经营，洛阳成为当时城市最大、人口最多、物流最发达的城市。王廙《洛阳赋》称“肇建三市，廛开疆域，列肆去曼，修层高峙”，一派繁华景象。但为时不久又被战火化为灰烬，直到北魏时期洛阳才又恢复起来。

　　从开拓发展的视野考察，洛阳真正成为天下之中当从隋炀帝开始，关键正是大运河的开通。当我们为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而骄傲的时候，有多少人还记得隋炀帝，又有多少人还知道大运河的开始与节点是洛阳，正是天下之中在新的历史阶段城市发展的结果。

　　二、隋炀帝与龙舟竞游

　　大运河是隋朝对历史的贡献，领导者是隋炀帝。隋朝是结束了400年的战乱之后的统一王朝，隋文帝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目睹了北周宣帝宇文赟的荒淫奢侈，在取代北周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北方迅速发展起来。以人口为例，从统一南方的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到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前后不过十七年时间，其人口从三千一百多万增至四千六百多万，增加达一千五百多万。隋文帝统治时期人口增长，国家富庶，“中外仓库，无不盈积”。其储藏的粮食可供天下人吃“五六十年”。1971年洛阳发现的大业时期的含嘉仓，就证实了文献记载的正确性。该仓在探出的二百五十九个粮窖中，大的可窖粮一万多石，少的可窖藏数千石。因此隋朝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各个方面都有不同层次的发展，尤其是国际旅游方面更颇具特色。主要表现在丝绸之路与中亚及罗马诸国；东北亚地区与日本、朝鲜诸国；东南亚地区与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交流。其中日本国派人来中国学习的数量最多，如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国派使臣小野妹子及沙门数十来中国学习佛法，其国书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一词，隋炀帝看后十分不悦，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的。这就是有名的“国书事件”。第二年(公元608年)隋炀帝派文林郎裴清出使日本。裴清率13人经朝鲜等地到达日本，受到“设仪仗，鸣鼓角来迎”的礼遇。其后日本国又派小野妹子和翻译鞍作福利入隋，学习隋朝的中国文化、礼仪、建筑等，从此开唐代300年间中日交流之先河。

　　值得注意的是小野妹子使隋的路线成为后来中日交流的传统交通线。根据有关研究“小野妹子一行从难波(大阪)出发，经过濑户内海，首先到达九州。然后，穿过壹岐、对马，来到百济。从百济瓮津半岛，横渡黄海，驶向山东半岛或沿高句丽西海岸北上，抵达辽东半岛后，再渡渤海前往山东半岛。这条路线，后来成为其唐使出使长安的北路”的。对于文化交流和旅游观光，该交通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不少日本人就是通过此道来中国学习和旅游的。

　　在东南亚方面，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派屯田主事常骏等出使赤土国。三月，常骏一行从广州出发，至其国境，“赤土王利富多塞遣使以三十舶迎之，进金锁以缆骏船。凡泛海百余日，入境月余，乃至其部”。归来时又带着王子那邪迦随贡物入朝。那邪迦王子一行实际上是一个旅游观光团。该团从交趾(今越南北部)上岸，一路旅游，直到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才到达洛阳，前后长达三年时间在中国境内旅游观光。

　　后来常骏等人依据行程写成《赤土国记》二卷。后来不幸散佚，今天只有部分保留在《隋书・南蛮列传》中，如：“其俗等皆穿耳剪发，无跪拜之礼。以香油涂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妇人作髻于项后。男女通以朝霞、朝云杂色布为衣。豪富之室，恣意华靡，唯金锁非王赐不得服用。每婚嫁，择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乐饮酒，父执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焉”。

　　赤土国，大体在今天马来半岛上的泰国南部、马来西亚北部一带。在航空发达的今天如果能开辟这条传统的通往东南亚的旅游路线，无疑是对世界旅游文化的重要贡献。

　　说到大运河，不能不说隋炀帝。隋炀帝继位，用现在的话讲，是赶上了好时光。当时的状况是“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人物殷阜，朝野欢娱”。所以隋炀帝才有底气开凿大运河。开通大运河在很大程度上与隋王朝的国土安全有关，本意是解决东北部战争的漕运问题。如果不开通南北大运河，不疏浚河道，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机动。因此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分为两个系统，节点在洛阳。“一是自洛阳通向东南，以通济渠下接邗沟，并连接江南运河，直抵余杭(杭州)；二是自洛阳通向东北，经永济渠以达涿郡(今北京市)”。从而构成了全长五千里的纵贯南北闻名于世的南北大运河系统。当时为贯通大运河，百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大运河的贯通，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加速了南北间的交流，尤其是西方文化通过大运河与南方文化的交融，其影响之大，隋炀帝是不曾想到的。

　　当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今天，以隋炀帝在大业元年(公元605年8月)第一次巡游江都为例，可以看出大河上下的气势。史载：

　　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舾、黄篾等数千艘，后官、诸王、公主、百宫、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开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万余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余人，谓之殿脚，皆以锦彩为袍。又有平乘、青龙、艨艟、艚楥、八棹、艇舸等数千艘，并十二卫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舳舮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舆，极水陆珍奇；后官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

　　这段记载真实地反映了隋炀帝的奢华无度。就其所乘龙舟而言，高四十五尺，依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的研究，隋大业三年以前的一尺合今尺的0.2951米，四十五尺合今13.32米，长二百丈，合今590米，仅就该船的规模而言，在今天的大运河中是无法航行的。作为巨无霸的本身真实地反映出当年的大运河远非今日所比，给我们展示出一种令人惊叹的宏大场面。尽管一千多年来人们的批评声不绝于耳，但是，隋炀帝在满足其游乐需要的同时，给后人也留下来了一份财产，这就是惊叹中国，被誉为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大运河，更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

　　隋炀帝“龙舟”之游，丰富了旅游的交通工具，使之更具特色。从此以后，泛舟江河湖海，游山玩水优哉游哉，便成为文人骚客们旅游的首选，时至今日游轮依旧是红红火火、方兴未艾。

　　大运河是隋炀帝的贡献，然而对于隋炀帝杨广的功过事非，历来褒贬不一。平心而论，至少早年的隋炀帝并非无能之辈，而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他曾节制五十大万大军平南，并因战功卓著而被封为晋王。为了镇守江南，隋文帝特地将他从并州调至扬州，任扬州总管，座镇江都(江苏扬州)。直到开皇二十年(600年)被立为太子才离开扬州，因此，隋炀帝对扬州有着特殊的感情。

　　隋炀帝太想把事情办好，过于着急，所以犯了“欲速则不达”的错误。隋炀帝对历史的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是可以肯定：

　　1. 隋炀帝坚持科举制度，让寒门庶子进入殿堂

　　2. 开凿大运河，加强南北文化交流

　　3. 发展丝绸之路放眼世界，加强对外交流

　　由于本文的重点是探讨隋唐时期的旅游，考察表明，隋朝在发展国际交流方面最具特色。主要表现在陆路丝绸之路与中亚及罗马诸国；海上丝绸之路：东北亚地区与日本、朝鲜诸诸国；东南亚地区与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交流。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青海，经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县南扁都口)入河西走廊，与西域诸国使者聚会于燕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下，盛况空前热烈。史载：

　　及帝(隋炀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

　　在活动期阆隋炀帝还亲自设“鱼龙曼宴”于殿上，大宴高昌、吐屯等，“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中国皇帝本人在丝绸之路参与西域各国相互交流促进经济发展，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于丝绸之路的文化发展、经济发展、旅游发展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从推动国际旅游活动而言，隋炀帝对中国代旅游业的推动的确值得大书一笔。

　　隋炀帝本人亦踌躇满志地描述了其辉煌的时刻，其《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曰：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溪筑长城。

　　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摐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骑动，饮马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岩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候，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履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此诗大气磅礴，融北方文学雄放豪健和南方文学清新柔美为一体，有魏武帝之风，被誉为千古名篇。由此可见出隋炀帝好旅游爱旅游，而且是想方设法花样百出，应该讲与他身上所具有的文人特质分不开。

　　洛阳地处中原，隋炀帝时洛阳为东京，因洛水分为南北二区，其洛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每坊“周四里，开四门临大街，门并为重楼，饰以丹粉”。历史上的洛阳城之所以比较特殊，关键在于洛水过城，因而洛阳城被分为南北两部分。考古发现外郭城内街道，洛河以南城，南北街道12条，东西街道6条，洛河以北，南北街道4条，东西街道3条。作为京杭大运河的中枢点，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都十分发达，因而成为继长安之后又一处大都市，也是当时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仅洛阳南市就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市和四百多座仓库，可想而知整个洛阳该是多么的繁华。隋炀帝的好游之风直接影响到了唐朝，特别是武周时期。

　　三、武周时期发达的洛阳旅游

　　唐代洛阳与长安并称东西二京。高宗在位三十四年，七到洛阳，居洛阳有十一年之久。武则天寓居洛阳四十九年之久，在其称帝十五年间，只有两年在长安，使洛阳成为又一处政治中心。

　　考古发现洛阳城基本为正方形，其城郭东垣长7312米，南垣长7290米，西垣长6776米，北垣长6318米，周长27516米。城外有护城河，宽3米，深2.5米。洛阳有八处城门，如“定鼎街”、“天津街”、“天门街”、“天街”等成为南北主干道，是洛阳城南北中轴线的组成部分。其中的南垣正门就是定鼎门。定鼎街现存长3000米，宽90～121米。

　　定鼎门从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正式启用开始，历经过唐、后梁、后唐、后周直到北宋末年废弃为止，长达530年间之久，是中国沿用时间最长的古代都城城门。

　　2006年12月，洛阳市对定鼎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至2008年结束，2009年2月，定鼎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正式建设，2009年10月30日遗址博物馆开馆，正式接待中外游客。

　　洛阳城有里坊103。坊长宽在500×580米之间。坊内有十字街，四面开门。市，如丰都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和四百多个店铺，仅仅是一个丰都市就如此的发达，还有通远市、大同市、南市、北市、西市，可以说是花团锦、繁荣无比。

　　唐代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使洛阳成为江准西运物资的集散中心，当时中外商贾云集，“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的一个长盛不衰的“洛交会”由此产生。

　　在洛阳进行政治外交和从事商业活动的西域人，及中亚、西亚和北非等国人很多。例如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波斯亡于大食，就有不少波斯人流寓洛阳。其中有波斯大酋长阿罗憾，阿罗憾于公元658年出使中国，留职于唐。唐高宗派他出使东罗马帝国，称职有功，给予将军城皋，以95岁高龄死于洛阳，他的墓碑也已在洛阳发现。公元647年至762年的11年间，由波斯派到中国的使节共有28次。鉴于波斯(伊朗)居民的重要地位，唐朝政府甚至专门为他们设置了“萨宝”这个官职来监管他们的利益。当时前来中国的中亚、西域各国的商人，大多以洛阳为目的地。聚居在洛阳和长安的波斯人，除政府官员或在政府任职外，绝大多数从事商业活动。开店铺，贩卖珠宝、香料，鉴别玉器、首饰，还有从事歌舞演唱和宗教活动，其中洛阳修缮坊内还修建有波斯胡寺。而洛阳唐墓出土的萨珊朝波斯银币，不失为当时洛阳与波斯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标本。武周时期的洛阳旅游之所以如此的红火，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东都洛阳是当时全国的水利交通运输枢钮，大运河“通过通济渠与长江沟通；而又可通过黄河、淇水与河北沟通。从而将南北粮食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洛阳”。洛阳作为仅次于长安的中心城市，很大程度上是长安漕运不足的缘故。唐初的政治中心位于关中长安，关中虽然号称“沃野”，素有“陆海”之称，是富庶的农业区，“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于是唐王朝“常转漕东南之粟”，不得已借助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来转输粮食，长安才得以稳定繁荣。

　　《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一》曾这样评价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考古发现，洛阳东城以北营建的含嘉仓城，其规模是东西长615米，南北宽725米。现已探明有259座粮食窑，其中160号仓窖中还保留着50万斤已经炭化的谷物。丰富的仓储，除了满足洛阳城的需要之外，很大程度上与转输漕运息息相关。也正是借助于运河的开通，洛阳才能西通长安，南达杭州，北抵涿郡，东至于海，水陆运输畅通无阻。洛阳之所以重要，其关键也正在这里，所谓无洛阳便无长安者即是。

　　第二，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凿通”西域，当时的都城虽在长安，但是仅过了163年，至公元25年东汉政权建立后，就把都城移至了河南洛阳，洛阳自然也就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的中心。洛阳与长安互相交替，互为补充，成为陆上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两颗明珠。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应是“洛阳一长安”。《新唐书・地理志》录“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列举七条主要交通线：“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中与洛阳相联结的，一是“安西入西域道”，再就是“广州通海夷道”。洛阳在武则天时期之所以成为东方数一数二的国际贸易大都会，以及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与水陆交通的中枢的历史地位分不开。

　　洛阳城依傍漕渠，临洛河，大大方便了商品的转运，史称当时市周“六周八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政商旅，珍奇山积”。还有通远市，《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漕渠》本注称：“皆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是洛阳最繁华的区域。文献记载洛阳的旅馆、酒家大都集中在北市附近，这一带人烟稠密，常常有万余只船舶停靠。西上长安或南下扬州，进入长江再转广东，十分便捷。洛阳的繁荣还反映在商业贸易已不能限制在固定的场所内，南、北、西市之外还有许多小的商业店铺，如殖业坊内有“客舍……酒家”，永丰坊内内“多车坊、酒肆”，还有布衣店、棺材店等等。

　　强大的唐朝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文化，又有大气平等的民族政策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刺激着四夷八方来朝进贡，促进了商务旅游与国际交流。为此，政府还采取了专人接待外来使者的政策措施。《新唐书》记载：“殊俗入朝者，始至之州给牒，覆其人数，谓之边牒。蕃州都督、刺史朝集日，视品给以衣冠、裤褶。乘传者日四驿，乘驿者六驿。供客食料，以四时输鸿胪，季终句会之……西南蕃使还者，给入海程粮；西北诸蕃，则给度碛程粮”。《唐会要》卷一百具体记录了按路程远近分别给六月、五月、三月的程粮。其外事活动如此开放和优惠，给程粮、驿马食宿等费用，并尊重各国的风俗礼仪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吸引着“绝域”外国前来交流。而政府对旅游的重视和鼓励则更是洛阳都市旅游兴盛的保障，毫无疑问其成功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发展旅游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者：徐日辉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河南段)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