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杭州。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

　　公元605年，隋炀帝即命开凿大运河，“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梁，自西苑引谷水、洛水达于黄河，自汳水引河通于准水”，长1000多公里。608年，隋炀帝沿洛阳东北方向开凿永济渠，沟通沁河、淇水、卫河，通航至天津，接着，溯永定河而上，通涿郡。610年，隋炀帝继续开凿江南运河，使得镇江至绍兴段通航。

　　至此，以洛阳为中心，向北到涿郡，向南到余杭，通过通济渠、永济渠两大渠道，将中国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并把洛阳、涿郡（今北京）、汴州（今开封）、宋州（今商丘）、楚州（今淮安）、江都（今扬州）、润州（今镇江）、会稽（今绍兴）等区域中心联系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间的联系，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2014年6月22日中国申报的“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隋唐大运河开凿之后，促进了洛阳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大大提升了洛阳在大一统帝国的影响力；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使洛阳一跃而为当时世界上重要的都市，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洛阳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大运河、万里茶道交汇的重要节点城市，成为一条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一条流动的经济长廊和文化长廊，是华夏文明不朽的丰碑。大运河之于洛阳不仅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许多文人墨客的讴歌和赞美，留下了众多美文佳作，在唐宋文学的世界里筑起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下面笔者采用“文史互证”的手法，对唐宋文学中的隋堤柳、天津桥、月陂等著名的大运河景观进行分析。

　　一、隋堤柳

　　隋堤柳，指隋炀帝时沿通济渠、邗沟河岸所植的柳树。唐罗隐有《隋堤柳》诗，宋刘弇《清平乐》词：“东风依旧，著意隋堤柳。”“柳”是我国古典诗词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意象，表示离愁别恨、代指故乡、乡愁的象征，借指春天、韶华易逝的人生感慨，象征美女、喻指爱情、借代小人等。意象不仅仅是诗人借以抒情、释怀、喻志的普通事物，还昭示着中国传统文人一贯的人生态度和心灵境界。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而诗歌创作者们对“柳”却情有独钟。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较早的当推《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大量运用柳意象的，则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如人们常说“章台柳”、“灞桥柳”等，而“隋堤柳”是因运河而产生的一个典型文学景观，它在唐宋文学具有丰富的含义。首先它表示诗人的离愁别恨。古代人善用谐音表达情感，“柳”与“留”、“丝”与“思”相谐，长期以往就产生了以柳赠别和折柳寄远的风俗，亲人或友朋离别，折柳以表达对离别者的不舍之情，隋堤柳也是如此。其次表达挽留与祝愿。以柳赠别表达了对客人的挽留之意，唐·李颀《送顾朝阳还吴》：“寂寞俱不偶，裏粮空入秦。宦途已可识，归卧包山春。旧国指飞鸟，沧波愁旅人。开樽洛水上，怨别柳花新。”诗中主人公希望柳丝绵绵不断，以便把朋友的船系住，留下友情；唐·储光羲《送恂上人还吴》：“洛城本天邑，洛水即天池。君王既行幸，法子复来仪。虚室香花满，清川川杨柳垂。乘闲道归去，远意谁能知。”诗中那舍不得朋友离开自己的情感，含蓄的表达中表现得无以复加。此外还有北宋・梅尧臣《依韵和欧阳永叔同游近郊》：“洛水桥边春已回，柳条葱蒨眼初开。无人拾翠过幽渚，有客寻芳上古台。林遂珍禽时一啭，酒酣红日未西颓。知君最是怜风物，更约偷闲取次来。”这些诗歌都是抒写离别时的那种不忍分离的感情，要杨柳留人的。

　　垂柳的“依依”神态又与人们分别时“依依不舍”的心情一致，所以，将杨柳与离别联系在一起，成为我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色。李白的“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劳劳亭》），真切地写出了诗人折柳送别朋友的离愁和深情厚谊，奇妙之处在于上述二首又都由柳而联想到春风，借春风来表达离别之苦。岑参的“可怜汾上柳，相见也依依”（《题平阳郡汾桥边柳树》），抒发了诗人重返旧地时恋恋不舍、依依惜别的情怀。杨巨源的“水中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折杨柳》），诗人以柳丝谐音含蓄地表达出离别之“思”和难舍难分之情。施肩吾《折杨柳》：“伤见路旁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通过离人这一缩影的描绘，勾起读者对古代多少离愁别恨的场景的再现。晚唐简州刺史雍陶的“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题情尽桥》），以有形之柳条写无形之情愫，使人想起一幕幕送别的场面。李商隐的“暂凭尊酒送无聊，莫损愁眉与细腰。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其一）诗人以饱满的激情深切地表达了对友人离别的无可奈何。罗隐《柳》：“灞岸晴来送别频，相偎相倚不胜春。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运用比兴手法，借助春柳的形象，写暮春晴日长安城外、灞水岸边送别的缠绵情景。鱼玄机《折杨柳》：“朝朝送别泣花钿，折尽春风扬柳烟。”倾吐了离别者折尽柳枝、痛断肝肠之情。

　　欧阳修的“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语浅情深地抒发离愁别苦的感情，感人肺腑。柳永《雨霖铃》中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更是把离情别恨写得淋漓尽致。周邦彦《兰陵王·柳》：“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柳条过千尺。”作者托柳起兴，以柳的优美形象来制造送别时缠绵悱恻的气氛，从而点出自己因别离而感伤的心情。

　　“以柳赠别”也喻意亲人离别家乡正如离枝的柳条，希望他到新的地方，能很快地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而纤柔细软的柳丝则象征着情意绵绵，美好的祝愿。清朝褚人获在《坚瓠广集》卷四中提出：“送行之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谓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其随处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这种解释是很合理的。柳树和其他树木相比，其特点是随地可活，这正可以拿来祝愿远别的人，到了异地后，随遇而安，能够很快地融人当地的人群中，一切顺遂。王维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不仅有执袂惜别的深情，更饱含着对友人处境的深度关注和前路珍重的殷殷祝愿。

　　在“章台柳”、“桥柳”等“柳”文学景观中，在我心中“隋堤柳”最美，它传达着诗人对运河和运河柳的崇敬与爱意。南北三千里舞动的水波，是隋唐大运河在中国大地上留下的独树一帜的文化遗存；串联五大江河的“隋堤柳”绿带，是彰显运河文化的奇妙景观。

　　二、天津桥

　　天津桥为隋唐洛阳城中中轴建筑群中的“七天建筑”之一，始建于隋，废于元代。初为浮桥，后为石桥。隋唐时，天津桥横跨于穿城而过的洛河上，为连接洛河两岸的交通要道，正西是东都苑，苑东洛河北岸有上阳宫。桥正北是皇城和宫城，殿阁巍峨，桥南为里坊区，十分繁华。

（天津桥，图片来源于网络）

　　天津桥上有四角亭，桥头有酒楼。唐代曾将天津桥地段的洛河分作三股，分设三桥，天津桥居中，其北是黄道桥，其南为星津桥。命名依据的是天文学名词。因此，“灼灼临黄道”是说天枢立于洛河旁黄道桥北，在日色辉映下光彩闪烁。

　　著名的“天津晓月”为洛阳古“八大景”之一。该遗址已经考古发现在今洛阳桥附近。天津桥畔，万国舟帆，南北两市胡人商旅充肆，抬头北望既是煌煌万象神宫，当年神都之盛，着实难以想象。皇帝后妃、王公贵族、文人墨客等，每至春夏，亦多从游其上。李白的“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的诗句，说明李白曾在桥南董家酒楼饮酒。白居易则有“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迷”的诗句。李益更有“何堪好风景，独上洛阳桥”的咏赞。

　　《大业杂记》载：“洛水有天津浮桥，跨水一百三十步（约合216.67米）。”《唐两京城坊考》卷五注曰：系”用大船维舟，皆以铁锁钩连之南北两端，对起四楼，其楼为日月表胜之象，然洛水溢，浮桥则坏。贞观十四年（640年），更令石工累方石为脚。"武则天时，令韦弘机作天津石桥，桥基为龟背形，以减少流水冲击。唐代天津桥为石柱桥，这一点文献中记载得很清楚。杜佑《通典》中云：“其天津桥、中桥石脚。”所谓“石脚即石墩、石柱，石柱迎水面砌成尖角，可减弱水流对桥柱的冲击，利于泄洪。2000年，考古工作者在洛河北岸挖出顺序排列的4个桥墩，跨度均为5米，桥墩均呈龟背形，长20余米，由此估计天津桥宽约20米。考古发掘中还发现，天津桥两岸均以青石为堰，用以拦水，保护河岸。即便是如此坚固的桥梁，也有被冲毁的时候，从唐代到五代，再到宋代，天津桥屡被水毁，屡毁屡建，进入艰难的服役期。

　　唐宋时期，东都洛水河宽水急，加上只有天津桥两岸砌有石堰，上游洪峰来时，泥沙俱下，裹木挟石，对桥梁和近岸房舍破坏极大。那么，天津桥共几次被毀呢？史书记载：唐高宗统治时期，天津桥共有两次被毁，武则天统治时期有一次，唐中宗执政时天津桥有极大损毁，“神龙二年四月，洛水泛溢，坏天津桥，漂流居人声舍，溺死者数于人”。唐玄宗统治时期天津桥又有两次被毁，其中开元二十九年秋七月，洛水暴涨，毀坏了天津桥及上阳宫部分房舍。晚唐时，天津桥遭火焚一次；后唐时，遭遇一次较大水患。这次水患，冲断了天津桥，近河庐舍被毁，官民只好坐船渡河。至当年八月，大水仍不退，渡河人每天都有被淹死的，庄宗李存勖只好写了《以天津桥未通放朝参敕》，发出通告：近水患严重，天津桥迄今未通，往来百官以舟渡河，倾覆者多蹈泥涂，自今日起文武百官可三日趋朝。这次桥梁中断，造成京城交通困难，几乎让衙署瘫，官员无法正常办公，皇帝百官由是感叹京城不可一日无桥。到到了北宋时期，洛河又有数次水患，多次冲毁天津桥。宋代也和前朝一样，天津桥屡毁屡修，百折不挠，力保交通顺畅。如今想来：不是天津桥过于脆弱，而是它挺立的时间太长，几百年下来，难免经历风风雨雨。加上古代洛河上游没有水库，无法调节河水流量，洪涝之时，全凭天意——屡毁屡建的天津桥，实际上成了洛阳城洪涝灾害的晴雨表。

　　《元和郡县制图》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初造此桥，以架洛水。用大缆维舟，皆以铁锁钩连之。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其楼为日月表胜之象。”原来，当时桥的两头各建有两座重楼，用来固定铁链。管理人员日夜值班，根据河水涨落调节铁链高低，负责桥梁安全工作。桥建成后，为使高大的楼船顺利通过，桥体还可以自由开合，这在我国古代建桥史上也是了不起的创举。桥北端，正好与皇城的端门相对应；桥南端，与长达5公里的定鼎门大街（当时定鼎门在安乐窝之南）相连，南北通衢，一桥相牵，好不气派。可惜好景不长，该桥建成12年后，李密率瓦岗军攻打洛阳，隋将王世充慌忙迎战，双方在天津桥边大战三场，守桥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洛河水，李密一不做二不休，一把火烧了天津桥。这是天津桥第一次被毁。

　　隋朝命短，不到40岁就被灭了；唐朝命长，寿命将近300年。唐玄宗开元年间，他下旨在隋天津桥遗址上重建天津桥，建的是石柱桥，又称洛阳桥。桥长三百步、宽二十多步，桥上有栏杆、表柱、四角亭；桥两端有集市和酒楼。李白光顾的董家酒楼就在桥头。当时他从长安来到洛阳，洛阳地方官为他接风，李白坐车郊游后经过天津桥，吟诗一首：白玉谁家郎，回车渡天津。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他留恋天津桥的景致，心情格外好，于是又吟道“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干脆不启程，在洛阳饮酒数月，把王侯功名都看轻了。好一个天津桥，把诗人们征服了。刘希夷来了，写道：“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马声回合青云外，人影动摇绿波中。”李益也来了，写道：“何堪好风景，独上洛阳桥。”这里说的洛阳桥其实就是天津桥，一桥二名，名动京城。孟郊也来了，写道：“天津桥下冰初结，洛阳陌上人行绝。榆柳萧疏楼阁闲，月明直见嵩山雪。

　　天津桥洛河以南，地势平坦；洛河以北，地势突兀，所以人们过桥时，自北往南称为“下桥”，由南往北称为“上桥”，这一上一下，景致有了起伏变化，也给诗人们提供了思绪翩飞的空间。白居易歌咏天津桥的诗最多，他说“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迷”，又说“莫悲金谷园中月，莫叹天津桥上春。若学多情寻往事，人间何处不伤神”。天津桥凌晨的景致最美：晓月桂在天空，两岸垂柳如烟，桥下波光粼粼，四周风光旑旎，城中不时传来寺庙钟声，遂使“天津晓月”成为“洛阳八大景”中最静谧的风景。为此，白居易在《晓上天津桥闲望》写道：“上阳宫里晓钟后，天津桥头残月前。空阔境疑非下界，飘飘身似在寥天。星河隐映初生日，楼阁葱茏半出烟。此处相逢倾一盏，始知地上有神仙。”北宋灭亡后，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此后洛阳失去帝都地位，国家不再投入巨资修葺天津桥，到金代洛阳桥毁于大火。断桥残础，渐渐湮没在河床之下，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可怜一座名桥，究竟退休于何年何月，史料竟未有明确记载。只是这条躺在河床下的巨龙，骨骼终难消尽，到了近代，军阀吴佩孚竟也不忘此桥，在原桥址旁修桥一座，仍称天津桥。

　　学者对天津桥的具体位置有争议。在我市出版的诸多历史学刊中学者们对天津桥的位置一直争论不休；一种说法为，天津桥在洛阳桥东；还有一种说法为，天津桥在洛阳桥西。许多出版物中认为，天津桥紧靠洛阳桥东，站在洛阳桥上往东看，有9个残存的桥墩和一个孤耸的桥亭，那下面就是天津桥的遗址。此说在上世纪考古研究中占上风，但不少学者表示怀疑，理由是《唐两京城坊考》记载：“皇城端门之南，渡天津桥，至定鼎门，南北大街日定鼎街，亦回天门街，又回天津街，或曰天街。”端门为皇城的正南门，与天津桥相连。天津桥应在洛阳桥偏西的中轴线上，由是推断天津桥在洛阳桥西边不远处。但这种推断一直没有出土实物作为佐证。

　　直到2000年，我市考古工作者在市区洛河南北两岸向下挖掘，终于在洛阳桥西侧200米处河床下，发掘出了唐宋时期的洛河石堰与桥墩。石堰绵延数公里，桥墩下垫有枕木，上铺方石，联以铁腰，于是考古工作者断定此处便是天津桥的位置所在。当时参与发掘工作的我市青年学者霍宏伟，向记者证实了这种推断。他说：天津桥初建于隋，但隋时天津桥用木船相接，实为一座浮桥，多次被毁，不会留下实物。而唐改浮桥为石柱桥，是东都城内连接洛河南北的主要桥梁，如今发现的石堰与桥墩即天津桥之实证。

　　三、月陂、新潭及其他

　　隋唐时洛水自上阳宫南弥漫东流，宇文恺因筑斜堤束水令向东北流，为减杀水力，作堰九折，水泊形如偃月，故称“月陂”。又唐玄宗时为御谷洛水患，诏李适之以禁钱作三大防，曰上阳、积翠、月陂。事见《新唐书・李适之传》。唐王建《宫词》之九三：“忽地金與向月陂，内人接著便相随。”宋张先《木兰花・送张中行》词：“庆门奕世隆宸睠，归到月陂梅已绽。”明徐渭《牡丹赋》：“尔其月陂堤上，长寿街东，张家园林，汾阳宅中，当春光之既和，蔼亭榭之载营。”（参阅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河南道三・河南府》）。如北宋哲学家、教育家、诗人程颢的《游月陂》诗：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台。

　　万物已随秋气改，一樽聊为晚凉开，

　　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

　  世事无端何足计，但逄佳节约重陪。

　　这是一首纪游诗，也是一首理趣诗。作者在这首诗中，虽然也写了些较为生动的景物，但其着眼点仍在于抒发自己的人生哲理。所谓“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多么闲静幽雅，这正是作者所追求的境界。因此他认为世上的事情，可以不必去计较。只要在佳节能约几个朋友相聚就是很大的快乐。诗抒写了随遇而安、不计较得失的淡泊情怀。在隋唐文学中，关于运河的景观还有魏王堤、新潭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叙述。

　　英国地理学家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指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他的话是很精辟的。唐宋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广泛展示了大运河文学地理景观”，而且还“帮助创造了”这些运河景观，对隋唐大运河的文化建构起到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建国，洛阳师范学院大运河研究院教授。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河南段)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