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时期，频繁的战乱，藩镇割据以及漕运官员的贪腐，运河洛阳段日益萎缩，但仍然发挥了部分漕运功能。迄之北宋，太祖和神宗统治时期重新疏通了洛阳段运河，尤其是宋神宗时期“导洛通汴”工程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昔日运河洛阳段的繁忙景象。但由于洛阳地位的陨落，汴州开封的崛起，政治中心的转移，大运河洛阳段在北宋后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中，隋唐洛阳城航运水道示意图。来源：光明网）

　　大运河洛阳段在隋唐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漕运功能，堪称枢纽和和中心地位，每年“郡国舟船輈轳万计”的漕船到达东都洛阳。陈子昂在《上军国要事疏》中就提到“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干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王溥《唐会要》亦言：“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准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转输价直。”每年数百万石的漕粮经江南运到洛阳，再由洛阳运到长安和北京等地。此时的洛阳城“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如西京之崇仁坊。”万船竞发，商贾云集，极尽繁华。然而好景不长，唐朝中后期，随着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唐末农民起义，战火频仍，隋唐大运河已失去了昔日“百舸争流”的繁忙景象，一片萧条。五代时期，后唐、后梁、后晋先后定都洛阳，运河洛阳段通航时断时续，苟延残喘，风光不再；宋初，宋太祖为了迁都洛阳，重新疏浚了洛阳运河。宋神宗时期，实施“导洛通汴”工程，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昔日运河的繁忙景象。目前学界关于隋唐大运河研究成果较多，有代表性的如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与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等，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对运河洛阳段也给予了探讨。唐末宋代，运河洛阳段因战乱和政治中心的逐渐东移，漕运数量日益萎缩，学界对这一时期的运河漕运鲜有关注。因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这一问题予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之作用。

　　一、唐代运河洛阳段的漕运情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探讨的唐宋时期洛阳段运河漕运为唐朝后期至北宋时期。据潘镛先生研究，唐代大运河漕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唐高祖至唐中宗时期，每年漕运的粮食一二十万石；第二阶段为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岁漕粮二三百万石；第三阶段为唐宪宗元和以后，漕运日益衰落，岁漕粮多则40万石，少者10万石。显然，隋唐大运河漕运经历了唐初的规模初具，到玄宗年间的高峰，再到后期的式微。本文就唐后期洛阳段漕粮情况做一下简单介绍。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粮食漕运其实早在玄宗开元年间就日益式微。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任用裴耀卿进行漕运改革，裴耀卿改变了以前“旷年长运”为分段转运，他在汜水、武涉、荥泽地置河阴县，设置河阴仓，在清河县（今洛阳吉利区）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峡之西设三门仓，改陕州（河南三门峡）之常平仓为太原仓，改华州之广通仓为永丰仓。形成了以河阴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为枢纽的新的转运仓布局，不仅提高了漕运效率和漕粮数量，还大大改变了以往西京长安就食东都洛阳的传统，使关中地区获得更多的粮食。如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运抵关中的漕粮多达700万斛，关中粮食供应得以好转。当然，由于解决了漕粮运往关中的困难，唐王朝对东都洛阳的依赖大大减轻。唐朝后期，漕船甚至一度不经过洛阳：“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正因为如此，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后，唐王室很少再行幸洛阳，东都洛阳作为漕运枢纽的地位已成了明日黄花。

　　唐朝中后期，随着安史之乱以及后来藩镇割据的愈演愈烈，大运河漕粮数量越来越少。有史为证：

      广徳二年……岁转粟百一十万石。

　　 建中元年，岁入米数十万斛。

　    （广德二年三月）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

　   （建中元年七月）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

　   （元和）初，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

　   （大中五年二月），漕米四十万斛，其能至渭仓者，十不三四。

　　由上述史料可知，唐末运河漕粮经刘宴改革，曾一度改变了安史之乱后漕运中衰的现象，但就整个长时段来看，大运河漕粮数量日渐减少则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唐朝后期，群雄并起，割据一方，切断了江准通往东都洛阳的漕运路线，致使南方的漕粮无法运往北方，漕运几乎断绝。如唐德宗建中年间，李正己、李宝臣、田承嗣、梁崇义等雄踞山东、河南、江南、河北等地，切断了江淮粮食运往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的交通路线，致使漕粮数量急剧下滑：

　　筑汴州城，初，大历中李正己有淄、青、齐、海、登、菜、沂、密、德、棣、曹、濮、徐、兖、郓十五州之地，李宝臣有恒、定、易、赵、深、冀、沧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之地，梁崇义有襄、邓、均、房、复、郢六州之地，各聚兵数万，始因叛乱得位，虽朝廷宠待加恩，心犹疑贰，皆连横盘结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飞语有辞，而诸道完城缮甲，略无宁日。至是田悦初禀命，刘文喜殄除，群凶震惧。又奏计者还，都无赐与，既归，皆构怨言。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众，请广之。至是，筑城。正己、田悦移兵于境为备，故诏分汴、宋、滑为三节度，移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以镇关东。（刘昫：《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显然，唐朝后期中央与藩镇之间壁垒森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叛军控制了江准地区，阻碍了江南粮食漕运的通道。如《旧唐书》卷一五二《张万福传》记载：“李正己反，将断江淮路，今兵守甬桥、涡口，江淮进奉船千余只，泊涡口不敢进……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诸道船继进。”李正己叛乱后，进驻江准，阻断了漕运的通道，朝廷依靠张万福的威名，漕船才勉强通过涡口。唐后期隋唐大运河漕粮减少甚至断绝的原因，全汉昇先生总结了六个方面：唐末乱军劫掠漕运的粮食；乱军占据运河沿岸要地，据淮口，漕运断绝；运河官员贪污腐败影响运河粮食的漕运；咸通年间，造船质量下降，偷工减料，致使船只易坏，漕运遂废；唐末农民起义导致南方农业遭到严重破坏，粮食缺乏，漕运断绝；唐末藩镇割据，运河无法在沟通南北由于整个通往江南的运河。覆巢无完卵，作为隋唐大运河其中的一段，洛阳段漕运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直至一度断绝。

　　二、五代时期运河洛阳段的漕运

　　唐末五代，洛阳是当时的主要战场，遭到战火的蹂躏也最为严重。诚如唐代宗时刘晏所言：“东都凋敝，百户无一存……起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见户才千余，居无尺椽……兽游鬼哭”，“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曾经繁华的洛阳城已经变得满目疮痍，人烟断绝。唐朝末年，黄巢起义迅速占领了包括东都洛阳在内的大半个中国，黄巢之后，继之以秦宗权、孙儒等军阀的蹂躪，“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四野俱无耕者。”洛阳只剩下残垣断壁，人烟稀少，一片荒芜。张全义时任洛州刺史。“时洛城兵乱之余，县邑荒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外绝居人。洛城之中，悉遭焚毁。”“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四野俱无耕者。”洛阳城中白骨遍地，人烟凋零。五代时期，战乱频仍，洛阳成为统治者角逐的战场，先后成为后梁、后唐、后晋的都城。虽然张全义经略洛阳40余年，洛阳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再也难以重振汉唐雄风，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

　　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相对稳定，仍然是以洛阳为政治中心的北方政权漕粮的重要来源。运河洛阳段水上运输依旧存在。如后梁朱温开平年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考虑到当时洛阳人口众多，粮食不继，曾上书提出伐木造船，“绍威尝以临淄、海岱罢兵岁久，储庾山积，惟京师军民多而食益寡，愿于太行伐木，下安阳、淇门，斫船三百艘，置水运自大河入洛口，岁漕百万石，以给宿卫，太祖深然之。”说明此时往洛阳的漕粮运输是可能的。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年），三司官员上奏要求在洛河北岸开凿湾潭，以便于漕船牵引并卸载漕粮：“洛河水运至洛口至京，往来牵船下卸，皆是水运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至洛岸至仓门稍远，牙官运转艰难。今欲于沿河北岸，别凿一湾，引船直至仓门下卸，其工欲与诸军兼人内差借。”得到了唐明宗的赞同。不久明宗诏令捧圣卫指挥使朱洪实凿开河湾，至赡国仓门。说明五代时期洛河漕运继续通行，但已经很难再现盛唐时期漕运的辉煌。

　　三、北宋时期运河洛阳阳段漕运情况

　　（一）宋初洛阳段漕渠的修复

　　北宋运河洛阳段漕运功能的恢复、加强，首先要归功于宋太祖赵匡胤。960年，北宋建立，定都开封。建国伊始，宋太祖就企图迁都洛阳“上生于洛阳，乐其风土，尝有迁都之意”。为了军粮漕运的方便，开宝初年，“太祖皇帝将西幸于洛，命修大内，督功役甚急，兼开凿漕河，从嘉猷坊东出，穿掘民田，通于巩，入黄河，欲大通舟檝之利，辇运军食于洛下。开宝九年（976年）为在西京洛阳举行南郊大礼，赵匡胤曾“诏发卒五千，自洛城菜市桥，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馈运便之，其后导以通汴”。

      动用民力五万人开凿了从洛阳菜市桥到漕口长35里的漕渠，不仅恢复了当时洛阳漕渠建设，还为宋神宗时期的导洛通汴工程打下了基础。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前录》中记载，“午桥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引雒水，正南十八里龙门堰引伊水……以大石为杠，互受二水。雒水一支自厚载门入城，分诸园，复合一渠，由长厦门以东以北入罗门，二水皆入于漕河。”也证实了宋初运河洛阳段漕运情况。

　　当然，就漕运规模而言，宋初运河洛阳段根本无法与隋唐时期相提并论。太祖在开宝九年曾提出西迁洛阳，遭到了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等人的反对，其中一条理由就是，“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东京开封漕运方便，是百官、军队衣食的重要保障，一旦迁都洛阳，漕运不便，文武百官和军队的粮食供给难以为继。李怀忠等人反对迁都，反映了西京洛阳漕运的尴尬情况。

　　（二）神宗时期导洛通汴工程的实施

　　前述提到，宋初虽对洛阳段运河进行了修复，但通航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再加之洛河水患导致洛阳运河段时常淤塞。为了保障汴河漕运的畅通，宋神宗元丰年间实施了“导洛通汴”工程，将洛河水引入汴河，增加汴河水量，以保障汴河到江南粮食漕运的畅通。有史为证：

　　神宗导洛通汴，而主者遏绝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颇患苦之。彦博因中使刘惟简至洛，语其故，惟简以闻。诏令通行如初，遂为洛城无穷之利。（元 脱脱：《宋史》卷313《文彦博传》）

　　禁伊洛上源私取水者。大约汴舟重载，入水不过四尺，今深五尺，可济漕运。起巩县神尾山至士家堤，筑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阴县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属于汴渠，总计用工三百五十七万有奇。（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7元丰三年三月戊子）

　　元丰初，开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诸园为度，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势遂减。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复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师与伊洛汇，以通漕运，白波辇运司，诏可之。自是，由洛舟行河至京师，公私便之，洛城园圃复盛。公作亭河上，榜曰漕河新亭。元祐间，公还政归第，以几杖樽俎临是亭，士女从公游洛焉。（宋 邵伯温撰，李剑雄等点校：《邵氏闻见录》卷10）

　　元丰六年四月，本府勘会，自会通桥下至白马寺，洛河水路滩碛浅涩，难行纲运，遂奏乞开淘古漕河旧道，稍令深阔，抵至白马寺却合洛河，回避二十余里滩碛，所贵通行纲船，不至滞碍。今蒙朝旨依奏施行，看詳中札内，更帶下白波辇运司奏，乞开浚漕河至偃师县界，合洛河通济舟船。虽与本府所奏事状大抵皆同，只是称至偃师县界漕口合流，必添展地里稍远，须至更差官觑步所碾添，开浚故道地步长短，及地形高下，是与不是有古来河道，确实计定功料。申上。（宋 文彦博：《潞工文集》卷25《奏西京漕河事》）

　　万艘潭汇嘉猷里，分洛疏伊尽北驰。远引驶风通越货，聲营胜迹在唐诗。通渠中梗年滋久，美利重兴势亦迟。漕口、罗门今并复，相君一一授成规。（宋 文彦博：《潞工文集》卷7《次韵留守相公以罗门新渠并成喜而成咏》）

　　由上可知，宋神宗元丰年间，政府为了汴河航运的畅通，实施了导洛通汴工程，将洛河水引入汴河。不仅如此，宋政府重新疏通了西京河南府洛阳通往偃师、巩义的旧漕渠，恢复了漕口、罗门等水利设施，修建长堤47里，疏浚漕渠52里，西京洛阳到京师开封的运河段重新通航。

　　导洛通汴工程实施效果对汴河的通航并不十分理想。据李素记载：“洛口虽云经冬行运，其实水浅易冻。又置打凌兵士，虚费钱粮，终是饥冻，逐年死亡极多。每至冻合，凌蹙岸决，民田被害。又流既浅，船小载轻，其害非一，公私阻滯。今遇开黄河闸口，放水入清洛，即舟船方行得一番，阐水已尽，船复留滯。此可见洛水浅涩，无济于行船也。”洛河水冬天上冻，无法通航，还需要雇佣大量人力“打凌”，冰块冲击河岸，摧毁农田，导致水患；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偿失；黄河汛期时，开闸放水，行船较为通畅，闸口闭合，洛河水浅，船只无法通行。当然，导洛通汴工程是在熙丰变法的大背景下实施的，李焘本人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他的记载也许夸大了导洛通汴工程的弊端。尽管如此，这次工程在客观上对提高西京洛阳的漕运交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不仅漕河得以浚修，西京罗门也因此得以修葺一新，使洛阳再现隋唐运河繁忙的景象。对此，北宋文人士大夫在诗文中尽情讴歌：

　　万艘潭汇嘉猷里，分洛疏伊尽北驰。

　　远引驶风通越货，肇营胜迹在唐诗。

　　浮舟乱清洛，中流望嵩少。

　　古来无奈洛阳尘，兴属今朝谁与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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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声有喜咸通汴，云影相随直到秦。

　　洛水沄沄天上动，道入隋渠下梁宋。

　　宋都堤上十二亭，一一飞惊若鸾风。

　　君爱洛阳官，弃我准上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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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君乐否，一千五百里。

　　未见洛阳山，先见洛阳水。

　　由上述诗文可知，导洛通汴工程实施后，洛阳运河段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昔日的风采，出现了万船竞发、百舸争流的繁忙景象，不仅促进了西京洛阳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推动了南北物质和文化的交流。

      近年来含嘉仓考古挖掘出土的粮食也为运河洛阳段在宋代的通航提供了实物证据。含嘉仓160号窖内保存着一窖完整的粮食。被发掘时，窖里的粮食粒粒分明，有的呈棕色，有的发黄。窖遗址中出土的铭砖记载了储粮的时间、数量、品种、来源、仓窖位置及授领粮食的官员姓名。160号窖则一直沿用至宋代。专家猜测，该窖之所以满藏粮食，可能与宋末战乱，皇家粮仓突遭变故而被废弃有关。

　　四、余论

　　唐末五代时期，运河洛阳段因战乱频繁、藩镇割据、官员贪腐等因素的影响，漕运能力大为萎缩，北宋初年，宋太祖为了迁都洛阳，曾一度修缮旧渠，虽未完成迁都计划，但却为神宗时期“导洛通汴”工程的实施打下了基础。尽管如此，大运河洛阳段仍如昙花一现，再也难以恢复盛唐时期交通枢纽的中心地位。这虽然有诸多主客观原因，但不可否认，唐末五代以迄于宋，洛阳地位的陨落，汴州开封的崛起却是不争的事实。唐朝后期汴州逐渐发展成为运河的要冲，“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使开封一跃而成为五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都城，取代了洛阳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从此以后，大运河洛阳段地位日益衰落。南宋偏安江南，政治经济重心移到东南，中原地区处于金军的铁蹄之下。宋金以淮河为界，处于分裂对峙时期，大运河无法再将东南的粮食运到北方，也就失去了漕运功能。元朝时期，政治中心北移以及海运的开通，大运河裁弯取直，不再经过洛阳和开封，洛阳段彻底丧失了漕运的功能，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运河洛阳段的兴衰沉浮就如同古都洛阳的命运一样。

　　作者：张显运， 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大运河研究院教授。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河南段）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