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是享中外的千年帝都，自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开始，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等十三个正统或中原王朝建都于此，是我国八大古都中建都最早、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居住帝王最多的古代都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中原大地，是最早的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以洛阳为核心地域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河洛文明是世界东方文明体系的根基或主要根基。正因为洛阳在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这种独特的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2011年8月1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城市科学发展论坛”开幕式上，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世界城市科学发展联盟、国际姐妹城市联盟等三家国际级组织联合把唯一的”世界文化名城”称号授予了洛阳。

（编者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隋炀帝开修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达余杭(今杭州)，北通涿郡(今北京)，贯通钱塘江江、长江、准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南北纵贯2700余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也是我国腹地唯一的一条南北走向的长河。它和长城同为古代中国创建的二大工程奇迹。

　　一、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开修大运河

　　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其工程大体分为四段进行。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调河南、淮北诸郡一百多万民工，开挖“通济渠”。通济渠分东西两段；西段从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穿过洛阳城，沿东汉阳渠东流，在偃师东南入洛水，洛水在巩县(今巩义市)入黄河；东段从板渚(今荥阳汜水东北)再引黄河经荥泽入汴水，复自大梁(今开封)东引汴水入泗水，通达准水边的山阳(今江苏准安)。全长约一千余里。通济渠又俗称御河，唐时改名广济渠。通济渠的东段，唐人也统称为汴水、汴河或汴渠。

　　同年，征调淮南十余万民工重开邗沟。邗沟，本为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运河故道，东汉建安(196-220年)初，广陵郡(治今扬州市)太守陈登开凿新道，线路有所改动。此次隋炀帝重开邗沟，即略沿建安陈登新道，自山阳至扬子(今江苏扬州南)入长江。全长三百余里。

　　大运河宽四十步(一步六尺，一尺当今0.296米)，两岸修成御道栽植柳树，形成水陆并行的交通线。

　　大业元年(605年)八月，隋炀帝游幸江都(今江苏扬州)，由洛阳显仁官出发，乘“小朱航”，顺通济渠出洛口(今巩义境内)，改乘龙舟。“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舳舯相接二百余里，照燿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参见《资治通鉴》)。

　　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征调河北诸郡男女一百余万人，开挖“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北接卫河(上源出山西省，流经河南省北部及山东省、河北省，漳河、淇河等属其支流)至涿郡(治蓟县，北京市西南)，全长二千余里。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二游江都。到江都后，欲巡幸会嵇(今浙江绍兴)，便征调大量民工在长江以南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穿越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长八百余里，宽十余丈，可通行龙舟。至此，工程异常浩大、复杂的大运河全线告竣。

　　大业七年(611年)二月，隋炀帝乘坐龙舟，率文武百官，还有两岸御道步行的候选人等共数千人，由江都出发，沿大运河邗沟、通济渠北行，渡黄河，进入永济渠，一路浩浩荡荡，夏四月，到达涿郡。

　　开挖大运河，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得千百万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数民夫死于挖河工地，劳动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三游江都。正值盛暑，天气酷热，隋炀帝令民众沿堤裁植柳树，江都郡丞王世充又献上五百名吴越女子，充作“殿脚女”，挽纤拉船。船至宁陵、睢阳一带，河淤水小，龙舟搁浅，隋炀帝下令查问当年挖河民工姓名，捕得五万余人，尽数活埋，更将开河总监工麻叔谋腰斩。

　　唐代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诗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唐代诗人李敬芳《汴河直进船》诗云：

　　汴河通准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

　　可以看出，唐时，人们已对隋唐大运河的作用和贡献做出了比较公正和客观的评价。到了北宋，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依然是南北交通运输的主要干线。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既利于灌溉两岸的农田，又是商业贸易的通道，对带动运河沿岸洛阳、涿郡、余杭、江都等城镇经济的发展繁荣、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繁荣，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大运河是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对促进南北各界人士的交往，加强南北文化的联系和发展，对国家的统一，同样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洛阳是陆上丝绸之路与隋唐大运河唯一的交汇点，大运河是联通陆上丝绸之略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纽带。上述这一切，为隋唐洛阳城、北宋洛阳城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与交通中心或中心之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双申遗纪实》一书中，有段“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中国大运河的评价，现抄录如下：“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历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大运河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是大运河沿线地区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白古至今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符合世界遗产标准(i)(ii)(iv)。”

　　二、今日穿洛阳城而过的洛河就是隋唐大运河首段通济渠的一部分

　　据唐・社宝《大业杂记》载：洛水从西苑进入外郭城，在皇城正南门端门前分为三道，“出端门百步，有黄道渠，渠阔二十步，上有黄道桥三道。过渠二百步至洛水，有天津浮桥，跨水长一百三十步，桥南北有重楼四所，各高百余尺。过洛二百步，又疏洛水为重津，渠阔四十步，上有浮桥。津有时开阖，以通楼船入苑。重津南百余步有大堤，堤南有民坊”。

　　天津桥是为沟通洛阳城内南北交通，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诏令尚书令杨素、将作大臣宇文恺在洛水上修建而成的。天津桥初为浮桥，用两条又粗又长的缆绳捆绑多条船只，并舷排列，漂于水面，再以铁锁勾连起来。有专人根据河水的涨落，调节铁链的高低，负责桥梁的安全。由于天津桥是一座浮桥，没有地基石固定，因此《元和郡县志》记载说“洛水溢浮桥辄坏”。天津桥邻近端门，是洛河南北往来的主要通道。隋末，李密率瓦岗军攻打洛阳城时，与隋将王世充在天津桥边激战三天。最后，天津桥被投降李密的原隋将裴仁基纵火烧毁。

　　又据隋《大业杂记》、元《河南志》记载，一开始的时候，洛水流过天津桥后，虽然河面宽阔，但因水滩多石碛，不能通舟航，故又开挖漕渠。漕渠本名通远渠，开凿后，成为当时航运的主要通道，是江淮物资运入的必经之路。洛水入漕渠处有斗门，在漕渠口建一桥，名斗门桥，桥上有屋。由此推测，斗门应该是由两道坝组成的下边小、上面大，呈“斗”形的水利设施。斗门的作用是控制水的流量。漕渠在北城区冲出一个大水潭，称新潭。新潭东边是东都北市，水运便利。东都南市、北市之间隔着洛河，河上有浮桥相通(参见李永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一一洛阳》)。

　　《隋书·食货志》载：始建东都，“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有研究者认为：这段文字所记诸事，有多处值得注意：一是为开通济渠而引谷、洛水确是采用开渠的办法；二是引引谷、洛水形成的通济渠，当时不称洛水，而谓之御河；三是御河“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此话应理解为渠水由西苑入城，最终复归于洛水的意思。而实际上，唐人所说的洛水，就是隋大业元年所开的通济渠。通过进一步研读史籍，重新整理、研究与之相关的河渠和城建资料，尤其是1949年以后考古调査、发掘的新成果，在新的基础上，又有了一种新的看法：在隋大业元年营建洛阳城并开通济渠以前，洛河“是由宜阳进入洛阳辖区后，经周山、三王陵南，再经隋唐洛阳城南而东去的”。再向东，当与汉魏洛阳城南的洛河故道相接。只是这条古河道，在唐代可能便已逐渐干涸废弃了。如此，隋唐东都“洛阳”城便是名符其实的在“洛河之阳”了。既然横贯隋唐洛阳城东去的今洛河，为隋代所开的通济渠，是否可以说，经汉魏洛阳城南东去、俗称李密饮马河的今洛河，也有可能是隋代通济渠的一部分(参见方考廉《隋开通济渠与洛河改道》、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

　　《全唐诗》收有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的《东京府县诸公与綦毋潜李颀相送至白马寺宿》一诗。诗曰：

　　鞍马上东门，徘徊入孤舟。

　　贤豪相追送，即棹千里流。

　　赤岸落日在，空波微烟收。

　　薄宦忘机括，醉来即淹留。

　　月明见古寺，林外登高楼。

　　南风开长麻，夏夜如凉秋。

　　江月照吴县，西归梦中游。

　　隋唐洛阳城外廓城东垣有三座城门，南永通门，中建春门，北上东门据文献记载，唐上东门，隋称上春门，位置应在外廓城东北角(今唐寺门村)以南约1310米处，即今塔湾村南近300米处。可惜门址已被洛水冲毁，早在1954年进行考古调查时已无踪迹可寻(参见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査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洛阳城的墈査和发掘》)。上东门是唐时送往迎来的主要城门之一，当年往返海上丝绸之路赴印度求法的高僧义净抵达洛阳时，女皇武则天就曾亲迎于上东门。由此诗可以看出，东京洛阳府县诸公、綦毋潜、李顾、王昌龄等一行人，到了位于今塔湾村南、毗邻今日洛河一带的上东门后就登船了(“徘徊入孤舟”)，此事似可视为今穿城而过的洛水，即隋唐大运河首段通济渠其中一段的佐证之一。诗中的“即棹千里流”“赤岸落日在”等句都描绘的是“乘船航行”的景象。

　　三、隋唐大运河是联通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纽带

　　我们一般说的丝绸之路，是指“陆上丝绸之路”，它是横贯亚洲大陆，连结亚、欧、非三洲的一条交通大动脉。该路的东起点是“汉代的东西两京(洛阳、长安)”，向西经中亚、南亚、西亚到地中海东岸，再转达欧洲和北非。这是一条商贸交易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由于当时产于中国的丝和各种丝织品大量经由此路西运，1877年，德困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丝绸之路”一称。30多年后，即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他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一书中，将这条路线延展到地中海及小亚细亚，使“丝绸之路”的长度达到7000多公里，以后人们所称的“丝绸之路”，即多指这条延展后的路线。

      丝绸之路把包括四大文明古国在内的亚、欧、非三大洲连系在了一起，把众多文化和宗教背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众多经济区连系在了一起，这对加强各国、各地区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了解，对促进各国、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按一般传统说法，西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实际上，几十年来的研究和考古资料表明，“丝绸之路”有一个长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原地区和其他边陲地区、甚至域外的交通、交往，从很早的古代就开始了。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或说成宁五年即279年)，汲县人不凖盗掘汲郡古墓，导致大量竹简出土，相传有数十车之多。晋王朝令运回京师洛阳进行整理，发现是一批古书。其中的《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第五王周穆王十三年(约公元前989年)，周穆王率领大队人马，携带大量丝织品等礼物，从洛阳出发，北过黄河，入山西，最终来到西王母之邦，会见西王母。西王母在瑶池设盛宴招待周穆王一行。

　　周穆王此次西游，据后人研究，其路线大体是：由洛阳入山西，出山西北部雁门关到内蒙古草原，再沿黄河过宁夏至甘肃，再到青海，入新疆，西越葱岭，到达中亚。回程时，东返新疆，经甘肃入宁夏，再经内蒙古入西，返达洛阳，往返行程约三万五千里。值得注意的是，周穆王西行的起点、返回的终点都是洛阳。“西晋初年在战因墓中发现的竹简书籍《纪年》和《穆天子传》都载有周穆王西行的故事。这些故事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但近年来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已经证明其间的若干人物实有其人，并非虚构，所以还是反映了周人与西域交通的真实”(李学勤《洛阳一丝绸之路的起点・序》)。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时期，张骞通西域的成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西汉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堂邑父等100多人，从长安出发，过陇西郡边塞出使西域，先后历十三年，返回长安。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他所经历的西域各国的情况，大大拓展了中国人对西域的认识。

　　此后，汉武帝又任张骞为中郎将，再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今伊犁河至天山一带)，并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从此开启了汉与西域诸国交好的新局面，丝绸之路也随之正式开通。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天下大乱，丝绸之路随之断绝。

　　东汉建都洛阳，洛阳成为西域各国、各地使者、商人、文化人、僧人沿丝绸之路东来的主要目的地，也是沿丝绸之路西行西域的主要出发地，于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转移到了洛阳。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汉明帝派窦固率兵攻打匈奴，会战于天山。在这次出击匈奴的战争中，“投笔从戎”的东汉著名军事将领和外交家班超奉命出征，立下战功。窦固派他出使西域其他国家。班超率属员36人，出使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一带)，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雄气概，夜攻纵火，杀匈奴使者，后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一带)也杀了匈奴监督官，班超又更换了臣民怨恨的疏勒王，新立了另一位疏勒王。至此，隔绝58年的西域及“丝绸之路”，重新畅通。

　　和帝永元九年(97年)，都护班超派副使甘英等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经安息、条支(今叙利亚)，直达条支西海(今波斯湾)边，“距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因安息国一向用东汉的丝和丝织品与罗马交易，不想让甘英到达大秦、开通汉与大秦的直通商道，故意夸大航海困难，甘英不得已返回。这是中国使者第一次远达波斯湾。

　　班超在西域经营30年，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回到洛阳，一个月后辞世，年71岁，葬洛阳北邙山。今孟津县张阳村旁有高大墓冢，历来相传为班超墓。

　　安帝延光二年(123年)，东汉派班超之子班勇出任西域长史。班勇保护了边塞与丝绸之路的畅通。他撰写的《西域记》一书，是范晔撰写《后汉书西域传》的重要依据。

　　东汉之后，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均曾以洛阳为都，洛阳也一直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

　　据《隋书》等记载说，隋初，因突厥、吐谷浑阻遏，“故朝贡不通”。其中，吐谷浑大体占有今青海、甘南及四川西北一带。大业五年(609年春正月，隋炀帝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所部十万余口、六畜三十余万降隋。隋以其地置西海郡(今青海湖西)、河源郡(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郡(今新疆若羌)、且末郡(今新疆且末)等四郡，发人戊守，进行屯田。隋炀帝此举，对于打通和西域的联系，保障丝绸之路畅通都具有重要意义。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拉开了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序幕。国家文物局在申报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研究专题会议上，对丝绸之路所下的定义和性质为：丝绸之路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商旅之路和文化交流之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丝绸之路(中国段的)起止时间和主要线路为：“丝绸之路中国段始于中国汉代的东西两京(洛阳、长安)，止于清朝末期……”(转引自政协洛阳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洛阳一一丝绸之路东方起点》)。2014年6月，洛阳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或起点之一)，其遗产点汉魏洛阳故城内城、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含明教坊、宁人坊)、新安县函谷关遗址，已被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

　　如前所述，洛阳又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于是陆上丝绸之路就与隋唐大运河在洛阳交汇了。而隋唐大运河就成了联通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纽带。

　　开封(大梁)、扬州(江都)都是隋唐大运河上的重要城市，杭州(余杭)是隋唐大运河的南端终点。这些城市又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的关系。

　　在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委员会编纂的《洛阳市志・交通志》中，称“丝绸之路”为“洛阳古代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列出的线路共有七条，除这七条中的第一条：洛阳通西域道、第二条：洛阳通中天丝道、第三条：洛阳通掸国道、第七条：洛阳通云中道等四条线路外，其余第四条：洛阳通林邑道、第五条：洛阳通日本道、第六条：洛阳通高丽道等三条线路，均属海上丝绸之路之列。

　　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因开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实为大运河航运要冲。尤其唐中期后，朝廷经济依赖江南更多，大运河的作用更为突出。北宋建都开封，与陪都西京洛阳，是北宋一百多年间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以及中外交往的两大中心城市。两大城市之间，相距不远，水陆交通十分便利，交往极为频繁。

　　扬州“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江、准盐茶漕米和轻货，先汇集在这里，然后转运到关中和北方各地。扬州有大食、波斯贾人居住，多以买卖珠宝为业，朝廷在广、扬二州等置市舶使，足见扬州也是一个对外资易的重要商埠。诗人张祜(唐宪宗时人)《纵游淮南》诗，有’十里长街市井连’句，商业大概比广州更繁盛”(范文澜《中国通史》)。

　　说到扬州，我们要提一下曾“杖锡东都，因入长安”、“巡游游二京(洛阳、长安)，究学三藏，后归淮南，教授戒律，江准之间，独为化主”(《唐大和上东征传》)、与东都洛阳颇有缘份的扬州大明寺鉴真大和尚。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第九次以唐使入华，当时驻跸洛阳的唐玄宗令他们居住东都洛阳大福先寺，由大福先寺主持定宾给他们授戒。再后来，荣睿、普照抵达扬州，拜请鉴真大和尚东赴日本。鉴真大和尚是中日友好交往中的一位标志性人物。

　　杭州，自唐以来被称为“东南大州”，宋置有市舶司，用以掌管出入海港船舶，征收商税。西起萧山县西兴镇的浙东运河，联通了宁绍平原的钱塘江、浦阳江、曹娥江、余姚江、甬江(大浃江)和东海，联通了海上丝绸之路。

　　明州(唐置，治鄮县，即今宁波市南，后移今宁波市。五代时，吴越改名鄞县)，水航极为方便。西由余姚江(姚江)联通大运河，东由甬江东出东海，联结海上丝绸之路。由此港海路赴日，是中日之间距离最短的航线。唐代日本多次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朝衡，晁衡)、名僧空海等均系沿此航线入华。

　　阿倍仲麻吕，唐开元(713-741年)初随遣唐使入华，年16岁。“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旧唐书·日本唐传》)。他常随唐玄宗往来洛阳，《全唐诗》收有唐著名诗人储光羲的《洛中贻朝校书衡》一诗：

　　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

　　朝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

　　出入蓬山里，逍遥伊水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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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生即朝衡(晁衡)，“天中”指洛阳，伊水，流经洛阳。五代十国时，明州与高丽(今朝鲜)、东南亚、西亚等众多国家交往。宋时置市舶司，为重要贸易港口。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作为隋、唐、北宋的首都(或陪都)，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洛阳和海上丝绸之路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四、已经被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洛阳大运河遗产点

　　为转运或贮存由运河运到洛阳的粮食，在洛阳及其周边修建了多座粮仓，如今日现义境内的兴洛仓(洛口仓)、今河南孟州境内的河阳仓、隋唐洛阳城北七里的回洛仓，城内的含嘉仓、子罗仓等。其中尤以兴洛仓、回洛仓、含嘉仓更重要。

　　兴洛仓(洛口仓)，位于巩义市东北、沙鱼沟村西到窑村东的广阔高原上，近洛口。据《资治通鉴》载：隋大业二年(606后)，“置洛口仓于现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官并镇兵千人”。

　　大业十三年(617年)春，李密率精兵七千，攻取兴洛仓，占据仓城，打开粮仓，赈济灾民，百姓纷纷归附义军，李密的队伍很快壮大，并多次打败隋军，步步逼近东都洛阳。不久，在兴洛仓城建立了政权。由于众望所归，李密被翟让和众将领拥戴为主，称“魏公”，年号“永平”。接着，李密率兵攻克巩县(今巩义市)，轻取回洛仓，兵临洛阳城，双方战于东都洛阳郊外。

　　含嘉仓位于隋唐洛阳城宫城东北角之外、东城北面、今洛阳老城北郊带，始建于大业元年，唐代曾扩建并大规模使用含嘉仓。自1971年元月开始，文物工作者对含嘉仓进行钻探发掘，取得了大量考古资料，有重要价值。

　　整座仓城为长方形，南北长710米，东西宽612米，总面积约43万平方米，由城墙、道路、仓窖和管理区等部分组成。城墙为夯筑。其中北墙和南墙即外廓城的北墙和东城的北墙，东墙北起北墙东端，南与东城东墙相连，西墙压在现代建筑之下。仓城四面各有一门：南含嘉门、北德猷门、西仓中门、东仓东门。德猷门是粮食输出的门户。仓城内有宽12米的东西大道、宽10米的南北大道各一条，把仓城内分成四个区，也是进出粮食的主要通道。东南部为漕运码头，南部、东北部为粮窖区，已探出近300座仓窖，东西成行，南北成排，井然有序。按其排列推算应共有400余座仓窖。仓窖之间小路纵横交错，在2米宽的路面上，当年独轮车、双轮车的车辙痕迹，钻探发掘时还历历在目。

　　仓窖口大底小，直径大者18米，一般10多米，最深12米。据《通典食货》卷十二载：唐天宝八年(749年)，含嘉仓贮粮583万多担，几近当年全国大型官仓贮粮1265万多担的一半。新中国成立后，在考古发掘中曾发现一整窖谷子保存下来，共约50万斤，虽已碳化，但颗粒可辨。

　　发掘出士的“铭砖”上面墨书(或阴刻)仓窖位置、编号、粮食来源、品种、数量、存放日期、管理官员姓名、职务等。所见年号，大多为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时期，有调露、光宅、天授、长寿、圣历、开元等。粮食品种有糙米、粟、小豆等。来源有苏州(江苏苏州)、徐州(江苏徐州)、楚州(江苏淮安)、润州(江苏镇江)、滁州(安徽滁州)、随州(湖北随州)、越州(浙江绍兴)、邢州(河北邢台)、冀州(河北衡水市冀州区)、德州(山东德州)、濮州(河南濮阳)、沧州(河北沧县)、魏州(河北大名)等(参见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洛阳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志・文物志》)。

　　回落仓位于今洛阳市老城东北郊，邙山南麓马坡村、小李村西，310国道北、瀍河以东约600米处，始建于大业元年(605)，毁于隋末。

　　据考古资料可知：整个仓城呈长方形，东西长1000余米，南北宽35米，包括管理区、仓窖区、道路等。仓窖之间，有十字形交错的土路四条已发现仓窖200余个，东西成排，南北成行，仓窖间距8-10米，据推测，应共有仓700余个。

　　粮窖个体基本为口大底小的圆缸形，口径一般10米左右，大者可达7、18米，深8米左右，最深者可达10米以上。仓窖出土遗物有砖、瓦、瓦当、石柱础等建筑材料，也有陶罐、陶瓮、瓷盏、资砚等生活用品，均为隋至唐初遗物。

　　其中一仓窖内出土刻铭砖两件，有“大业九年”“宾卫”字样。《隋书・食货志》载：“炀帝即位……始建东都……新置兴洛及回洛仓。”《资治通鉴》卷一八〇载：隋炀帝大业二年，“十二月，置回洛仓于洛阳化七里，仓城周周回十里，穿三百窖”。《隋书・李密传》载：“(李密)遣(裴)仁基与孟让率兵二万余人袭回洛仓，破之，烧天津桥，遂纵兵大略。东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败，仅以身免。密复亲率兵三万逼东都，将军段达……等出兵七万拒之，战于故都，官军败走，密复下回洛仓而据之。由有关文献及出土文物看，此处仓窖即应为隋代回洛仓(参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东北隋代仓窖遗址的发掘》)。

　　2014年6月，在中国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和浙东运河)申遗活动中，洛阳含嘉仓、回洛仓二处大运河遗址已被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

　　作者：徐金星 洛阳丝绸之路与大运河研究会会长，洛阳汉魏故城文物管理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河南段)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