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说起长城抗战，人们首先想起的，大多是《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既是29军在喜峰口用大刀铸就的英雄叙事，又是抗战的精神图腾。然而，此战的关键一役，不在喜峰口，而在古北口。70昼夜“激战中的激战”，我们输掉了战役，却赢得了民族觉醒的时间。喜峰口与古北口，恰似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两极：前者如烈火，以大刀劈开“日军不可战胜”神话，证明“意志可弥补装备差距”；后者如寒铁，用血肉验证现代化战争需体系化防御，暴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积弊。长城抗战虽以失败告终，但在国人心中，万里长城永不倒。“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国歌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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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城

　　古北口是长城会战中，坚持时间最长的、杀伤敌人最多的一次战役，日本在长城各关口的战斗中共伤亡6000多人，其中在古北口的伤亡就有4000多。

红十字会医疗队员救护中方伤员。

　　攻打古北口时，日军使用了精锐部队，二个师团总兵力超过3万人，骑兵旅团的兵力也达到6000多人。徐庭瑶的17军，寸步不让，前后伤亡过万，才把日军主力拖了70天。

　　从南天门撤下来后，17军被调入北平城内，担任北平城防。刘戡明白，日军为了在谈判中增加砝码，随时都可能杀入城来，于是加紧构筑城防工事。

　　日本宪兵也真够无耻的，非要来看83师的防御工事。事情吵到何应钦那里，何竟然跟刘戡说：“日本军人要看就让他们看，绝对不许向日军开枪。”

　　刘戡也是暴脾气：“倘若他们一定要看，那我只有以死相拼。”

　　“你想死，为啥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平来死？”何应钦这样一说，刘戡悲愤到极点，举起拳头狠狠地砸在桌子上，茶杯都打翻了，茶水洒了一地。

　　刘戡走后，何应钦把参谋处长符昭骞叫过来诉苦。他说：“要抗战，首先要军队服从命令，目前华北的情形就不是这样。命令宋哲元的部队集中通县，他却到廊坊去：要傅作义的部队集中高丽营，他却到长辛店去。像这种情况，如何谈得上抗战。所以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人谈判停战。”

　　明明是恐日媚日，何应钦还在为自己找借口。其实，在布置城防时，他已经派人到密云，向第8师团团长西义一递交了阵前求和的“觉书”。

　　长城抗战的最后一场恶战，在牛栏山打响，这是日军为了给谈判施压而发动的。晋绥军的傅作义将军早就构筑好了防线，枕戈待旦，可他刚在阵地上取得了一点优势，就被下达了停战的命令。傅作义坚持“只有日方先撤兵，我们才能撤出阵地，否则我们绝不后撤”，到最后，他仍要保持中国军人的气节。

　　档案记载，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死亡16725人，负伤24019人，共计：40744人。然而，这场用四万伤亡换来的死守，竟被一纸《塘沽协定》全盘出卖。

　　5月底签署的停战协定，在长城以南设置了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撤到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以南地区，不得越过这条线。也就是说，中国在实质上放弃整个东北和热河，万里长城成了伪满洲国和国民政府的分界线。

　　傅作义愤慨地说：“这个仗打得太窝囊，牺牲了这么多官兵，他们以宝贵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妥协停战，阵亡的将士能瞑目吗？”

　　长城抗战败了，但不是完败，一个新的血肉长城已经成了抗日图腾。

　　中央军、东北军、晋绥军和西北军的将士们，虽然有恩怨，但在民族存亡面前，在长城脚下，终于联合起来对日作战，这为抗日统一战线埋下伏笔。

参与1933年长城抗战的国军第17军部分将领在1942年冬的重庆补拍合影，前排左起黄杰、徐庭瑶、杜聿明，后排左起刘嘉树、郑洞国、邱清泉。

　　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在长城外血洗前耻，在西北促成了张学良与中共领导人会见，在西安事变中也是主和派的核心。命运弄人，张学良被软禁后，他因主和而被自己人射杀在卧榻上。

　　一场战役为什么能让这么多旅长、团长成长为抗日名将？戴安澜在战后写下了《痛苦的回忆》，总结了古北口战役的经验教训，并告诫官兵：面对面打过之后，就知道，不能对日本抱有任何的幻想，只有血战到底，才能战胜日本。

　　卢沟桥事变中，喜峰口上的大刀赵登禹与老上级佟麟阁一起，在北京南苑，双双战死，践行了宋哲元在报纸上答谢北平各界捐款时的声明：“侥幸破敌，军人天职，各界谬赞，愧无酬报，唯有拼命杀敌。”

　　这场战役更激发出全民抗战的自觉。古北口附近的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收敛烈士们的尸骨，一层苇席、一层遗体，填起了一座直径18米、高8米的肉丘坟。三百多名“誓与山河共存亡”的战士，长眠在“河山永在”的纪念碑旁。

　　如今，古北口长城抗战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枚生锈的头盔，盔顶弹孔清晰可见。它的主人是一名无名士兵，牺牲时仍保持着射击姿势。这或许是对“北平抗日第一枪”最沉默也最有力的注解：当砖石长城在炮火中崩塌时，血肉筑成的长城从未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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