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说起长城抗战，人们首先想起的，大多是《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既是29军在喜峰口用大刀铸就的英雄叙事，又是抗战的精神图腾。然而，此战的关键一役，不在喜峰口，而在古北口。70昼夜“激战中的激战”，我们输掉了战役，却赢得了民族觉醒的时间。喜峰口与古北口，恰似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两极：前者如烈火，以大刀劈开“日军不可战胜”神话，证明“意志可弥补装备差距”；后者如寒铁，用血肉验证现代化战争需体系化防御，暴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积弊。长城抗战虽以失败告终，但在国人心中，万里长城永不倒。“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国歌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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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山海关

　　山海关

　　1933年元旦，山海关的爆炸声此起彼伏。

　　日军在东北刚站稳脚跟，就派出第8师团南下。他们在山海关自编自导了一出手榴弹爆炸事件，而后嫁祸给中国守军，几乎是复刻了两年前的“九一八”。

　　山海关能不能丢？守将何柱国专程去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放弃过东三省，但对山海关，他却“彻夜密议”，决定“对日军之进攻实行全力抵抗”。除命何柱国率部奋战外，同时下令关内驻军出动增援。

　　是什么让张学良放弃了“不抵抗”政策？

　　翻开地图，在华北与东北之间，自古便有三条古道，涉及明长城的三个重要关口，分别是古北口、喜峰口、山海关。古北口在今北京密云，是由承德进京最近的一条路；喜峰口在河北迁西，往北直通内蒙古赤峰；山海关位于河北秦皇岛市，是辽西走廊的地理闸门，过了这道门，便可直通华北。

　　作为万里长城的龙头，山海关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并非建筑雄奇，而是这里发生的事，都关乎国运：

　　农民英雄李自成骁勇一世，最终兵败山海关；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印证“失关则失天下”；八国联军在此登陆劫掠，传统城墙不敌舰炮火力，预示着近代海防危机；直系军阀在山海关败给奉系军阀张作霖，导致了直系的消亡……

　　无论是东北军将领何柱国，还是握有华北兵权、时任陆海空副司令的张学良都明白，如果放弃此关，那就不再是什么东北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生死问题。

　　张学良背了两年“不抵抗”的骂名，这次终于硬气一回。何柱国想到忍气吞声、两头受气的艰难即将结束，非但没有大战将临的紧迫感，反而觉得如释重负，他轻吟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啊”。

　　不过，仅有决心没有准备，也是徒劳。何柱国尚未返回山海关，这里已经成了刀山火海。当时，驻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只有不过1000余人，而由绥中出发的关东军约3000人，此外还有大量伪军，他们在8架战机、20余辆坦克、10余门野战炮的支援下，发起了一场陆、海、空立体进攻。

　　虽然实力悬殊，但交手后，在辽南从未失手的日军第8师团主力竟首次受挫。

　　“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

　　“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

　　“以最后一滴血，为个人争人格！”

　　这是守关将士的冲锋口号。三日激战后，626团的安德馨营，从营长到战士全部阵亡。团长石世安见山海关四门已破，不得已率十多人由北门撤出，雄关从此陷落。

　　山海关之战，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

　　国内，南京工人通电抗日，平津等地工人、学生电请对日宣战。国外，远在日内瓦的国联修改了《李顿报告书》，明确宣称“不承认满洲国”。

　　2月24日，日本外交代表团摔门而出，从此退出国联；同时，日本军方也撕掉伪装，分三路向热河发起了进攻。

　　张学良的“国联梦”碎了，向蒋介石请缨，要在热河一战，一举杀回东三省。蒋介石回电：“剿共”正在关键时刻，华北这些军队就够用了。

　　可张学良仅是名义上的华北军事统帅，西北军、晋绥军，不仅不听他指挥，还跟他有仇。四年前的中原大战中，是他带着东北军入关，导致冯、阎联军败下阵来。冯玉祥残部组建的29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民族大义面前虽然义不容辞，但并不听他调遣。

29军的大刀队

　　热河告急，张学良再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知道不打在舆论上说不过去，这才下决心：“非与之一战，对内对外，皆不能解决也。”

　　然而，他“御敌于长城之外”的墨迹未干，中央军的12个精锐师就在江西展开了第四次“剿共”。

　　到2月26日，中央军能调遣到北方的，只有黄杰的第2师，关麟征的第25师，刘勘的第83师，以上各部均归第17军军长徐庭瑶指挥。

　　这徐庭瑶，本是热心“剿共”的，但丢了山海关后，全国同仇敌忾，他也请求北上抗日。不过，他的这三个师，有的在湖北，有的在洛阳，还有的在蚌埠，集结进京，最快的3月5日才能到通州，慢一点的重炮营，要4月才能到密云。

　　终究，张学良能派到热河前线的，只有东北军。

　　别看嫡系部队北上的不多，但军政要员可来了不少，如内政部长黄绍竑，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参谋次长杨杰，军政部厅长王伦，参谋厅长熊斌等，都在2月28日抵达了北平。摆明了，这是要边打边谈。

　　据黄绍竑（hóng）回忆，这是他第一次见少帅，面前这位32岁独揽中国北方的年轻人，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废，不管你聊天大的事情，只要时间一长，就得回里屋去打一针吗啡。

　　张学良当时沉迷毒品，但基本的军事常识还有。在他的认知里，热河有非常适合防御的山地丘陵，有几百公里的战略纵深，十几万东北军在此经营多年，至少可以守三个月。

　　实际上，从2月21日到3月4日，日军占领热河只用了十余天。战事一溃千里，错就错在用错了人。热河的土皇帝汤玉麟，是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他自称虎将，坐的也是虎皮交椅，却只想着地盘和枪。

　　3月1日，汤玉麟急电平津，说急需大量汽车，并且扣留了途经的200多辆军用汽车，这才把私产、鸦片和姨太太运往天津租界。3月4日，128个日本骑兵，像逛菜市场一样，轻松拿下热河省会承德。

　　在热河两翼，守凌源的万福麟和守赤峰的孙殿英，唯恐对方跑得比自己更快，导致自己腹背受敌，不约而同地向后撤退。一时间兵败如山倒，就连兵团司令张作相的队伍也全跑光了，身边只剩下几个警卫员。

　　东北军如此痛快地丢了热河，张学良只得引咎辞职，由何应钦来接这个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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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节选自《北京日报》2025年7月22日，第9版；作者：孙文晔；图片来源：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