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北京古观象台是世界著名的天文古建筑之一。从明正统初年开始，到1929年止，已经连续从事观测近500年，在世界现存的古观象台中保持着连续观测最久的历史纪录。明末观象台年久失修，星象失测，导致历法与“天度不合”。礼部动议借重徐光启和耶稣会士的天文历算知识，用欧洲的《儒勒历》，修订明朝的《大统历》。在编制《崇祯历书》时，徐光启冬天顾不得取暖，夏天顾不得扇扇，经常干到深夜。此时，他已经70岁了。

北京古观象台

　　当徐光启以“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在崇祯皇帝的主持下，参考欧洲最新的天文知识修订历法的时候，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却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可以说，即便是在明朝走向灭亡的前夜，中华科技文明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和西方同步。可是，在这样的比肩之后，随着帝国的衰败，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步履蹒跚，中国与近代科技发展潮流渐行渐远。

　　李约瑟博士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曾经对世界发生过“震天撼地”的影响，为何到了近现代却落后了呢？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明朝万历年间。

　　公元1601年，利玛窦终于得到晋见皇帝的许可。在他向万历皇帝呈上的30多种贡品中，让万历皇帝最感兴趣的莫过于自鸣钟。

　　据利玛窦本人记载，“皇太后听说有人送了一个自鸣钟给皇帝，她要皇帝把自鸣钟送给她看。皇帝想到太后可能会喜欢它，到时候就会留下了。于是，他让管钟的太监把管报时的发条松开，使它不能发声。皇太后不喜欢不能鸣时的钟，就把自鸣钟还给了皇帝。”

水运仪象台

　　这是个十足的讽刺。因为世界上钟表的发明权当属中国。宋朝的一个叫苏颂的官员发明的水运仪象台其实就已具备了钟表的基本特征。但对于一个“崇本抑末”的国度，那些“奇技淫巧”的东西被认为是玩物丧志。

　　据《明史・天文志》记载：司天监向明太祖朱元璋进献水晶刻漏。这个刻漏制作精美，中间设两个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朱元璋却认为其毫无用处而将其摔碎。朱元璋当然意想不到，在他打碎水晶刻漏的200年后，他的子孙看到西洋人带来的自鸣钟后竟然将之视为神物，小心翼翼地珍藏宫内。

张衡地动仪复原模型，中国地质博物馆

指南车复原模型

　　在古代中国，像这样重复发明的现象不一而绝。东汉张衡的地动仪在北魏时期就经历了重复发明，后来再次失传。指南车也在几个朝代里被重复发明多次。

　　由于很多技术工艺产生于劳动实践中，史书中并无记载，只靠工匠传授徒弟的形式流传，所以很多发明创造被尘封于历史的尘埃中，很多科学思想和新兴技术也随着岁月的流转而人间蒸发。

　　北京的天文学家掌握向全国发布日月食消息的特权。当他们发布日月食的声明时，行政官和一些和尚们都奉令聚集在一个特定地点，穿上表示他们职务的长袍，声援他们正在受难的行星。他们所作出的声援就是敲打无数的铙钹，有时是跪着，喧嚣一直继续到整个日月食历程的结束。

　　这是利玛窦记载他所见的中国自然科学成就。末尾，他加上一句：“我听说他们害怕日月食时行星会被龙吞掉；究竟是什么样的龙，我却不知道。”

　　对于中国，这是令人五味杂陈的一幕。关键性的科技发展和突破没有在这文明已久的国度再次发生。

　　很难说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做得比他们的祖先更差，但在自然探索上，他们只是按照几千年来一贯的缓慢节奏稳步前行。曾为欧洲所望尘莫及的四大发明的故乡并没有成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地。

　　结语：封建统治者最关心的是政权稳定、江山永驻。对于凡有利于此的科学技术都十分重视，所以古代中国最发达的科学技术就是天文学、农学、水利学、营造学和医学。明中叶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已尽显疲态。在理学思想的束缚下，进取的精神、创新的思想渐渐式微。官办的传统制约了古代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转化。稳定守成的文化和制度环境，阻碍了对自然奥秘探求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西方现代科学的“基因”来自于古希腊的原子论、欧几里得几何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等，在思维的逻辑性和理性的思辨上，西方略胜一筹。所以，群星灿烂和影响深远的西方工业化进程没有在中国同时实现。

　　但是，在沉闷压抑的氛围中，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依然迸发出五彩缤纷的创造火花。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是那个年代科技成就的杰出代表。

　　这些饱含家国情怀和赤子之心的中国古代科学家和发明家，他们对科学不懈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已深入他们的血液和骨髓，他们为人类的科技文明之树培植出了累累硕果，也为今人树立了崇高的典范。（完）

　　（资料与图片均来源于《中华文明五千年》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