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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京城冬季流行消寒会

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时间:2023-12-22

  消寒会,又叫“销寒会”“暖冬会”,是指在数九寒天时,文人雅士云集并轮流做东摆设酒席,吟诗作对,休闲取乐以度过漫长寒冬的宴会。

  消寒会始于唐代,在北京城里流行起来还是在清代,宣南文化的兴盛带动了消寒会习俗的发展。

  当然,消寒会的主题随着参与者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宣南士人雅集主要是饮酒赋诗,写字作画;官僚阶层举办的消寒会,因参与之人多是达官显贵,所以集会也带着一定的政治目的 。当然更有一些以祭祀黄庭坚、苏轼等为由头的消寒雅集,以此来传承先辈的文化记忆。

清代王学浩的《宣南诗会画》(局部),该画卷绘于甲申仲冬(1824年),画面描绘的是宣武门外九位文人悠闲自得,唱酬联吟的场景。画家正是以当时“宣南诗社”的消寒雅集为背景而进行的艺术创作。宣南诗社的成员先后为该画题跋,尤其是陶澍的题跋,介绍了宣南诗社成立的缘起及经过,成为研究宣南诗社的重要史料。 

  文人雅士钟情消寒会

  据考证,消寒会的由来始自唐代。唐末五代时期大臣、文学家王仁裕在其著作《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有一位名叫王元宝的富人,每到冬季下大雪的时候,他总是吩咐奴仆把府门前一直到巷子口的长长道路上的雪都扫净,他本人则耐着寒冷恭立巷口,亲自礼迎来宾,宴会间大家共享美酒和以烤肉为主味的佳肴,这种聚会被称为“暖冬会”。另据《太平广记》中记载,王元宝本是一介布衣,因为富有经商头脑,后变成富可敌国的商人。王元宝到底有多富?他所拥有的绢比终南山上的树还要多。

  王元宝性情慷慨,喜欢结交士大夫文人群体,总是和他们在一起聚会。在唐代,文人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成为朝廷高官,王元宝也就自然的在官僚体系里建立了人脉。与王元宝相似的另一位大商人邹凤炽,也为了结交朝士而大摆宴席,同样谦恭逢迎。由此可见,唐代消寒会主要是流行在商人和士大夫阶层的社交活动。

  后来,消寒会作为闲情雅致的聚会,延续了下来,并逐渐成为文人雅士们的习俗。到了宋代,消寒会就已经在江南盛行。南宋时期与陆游、杨万里、尤袤齐名,被称为“南宋四大家”的文学家范成大,在《严子文以诗见寄次韵》一诗中便有“笙歌暖寒会,当任主人为”的诗句。

  范成大是平江府吴县人(今江苏苏州),在江南举办的消寒会已经开始出现奏乐歌唱等形式,这个场景也被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

  到了清代,消寒会也不只是士大夫之间的聚会,已经走进官宦人家。康熙年间进士查慎行在北京学习、工作了将近30年,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收录在《人海记》中。其中记载了这样的场景:“每年十一月初一日,宫中始烧暖炕、设围炉,旧谓之‘开炉节’。”“开炉节”这天有个节目就是“消寒会”,据高鹗续写的《红楼梦》九十二回,“宝玉道:‘明儿不是十一月初一日么?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个老规矩,要办消寒会,齐打伙儿上下喝酒说笑。我今日已经在学房里告了假了。这会子没有信儿,明儿可是去不去呢?’”

  当然,清代时,文人雅士仍旧是消寒会的中坚力量。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的《燕京杂记》记载,也是阴历十一月前后,士大夫们九个人聚在一起,每逢九日聚会,取“九九消寒”之意。这个“九日”分“明九”和“暗九”,明九就是九个人,暗九指的是九的倍数,十八、二十七等。大家聚在一起饮酒赋诗,“继以射,继以书画。”主人会预备宣纸若干,来者自备笔墨,现场作画,“或山水,或花卉,或翎毛,或草虫。其画即署主人款。写毕张于四壁,群饮以赏之”。也就是说,到了清代,消寒会中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除了饮酒食肉、歌咏诗赋,也有了围炉啖茶、水墨丹青。

  寿苏会是消寒会的重要主题

《天际乌云帖》(局部)

  寿苏会是文人雅士为苏轼诞辰纪念日举办的聚会,始于清康熙年间。由于苏轼生日为农历十二月十九日,正是寒冬之时,于是寿苏会就成了消寒会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为什么纪念苏轼?原因大概有二:其一,苏轼是为数不多的有准确生卒年月记录的先贤,其生日记录在康熙朝《御定月令辑要》中;其二,苏轼一生坎坷,仕途受挫的官僚文人通过寿苏会,除了表达自己对苏轼的认同和崇敬,也颇有些聊以自慰的心态。

  寿苏会和其他的消寒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固定的日期和主题:围绕苏轼进行唱和题咏、挥毫泼墨,同时要展出苏轼的墨迹、书籍,也有临摹苏轼的书法画作以及苏轼喜欢的食物。

  食物不难准备,都是苏轼爱吃的:猪肉、蜜酒、黄鸡等。值得说的是这个“笋脯”。苏轼曾给友人孟亨之写信,描述了自己吃斋的一天,“今日斋素,食麦饭笋脯有余味,意谓不减刍豢。”

  清代内阁学士翁方纲,主持过非常多次的寿苏会。因为苏轼对笋脯青睐有加,于是翁方纲每逢寿苏会上,都将笋脯奉于苏轼的像前。

  寿苏会上,挂的苏轼像一般为后世名士所画,他们会把自己心中苏东坡的形象以笔墨绘之,最常挂的是《东坡笠屐图》。翁方纲所举办的寿苏会上偶尔也挂朱鹤年画的《东坡先生像》。据记载,翁方纲主持的第一次寿苏会上,展示的是摹清初四大画家之一王原祁的《苏斋图》、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罗聘所作《苏斋拜坡公生日图》以及清初帖学四大家之一何绰等人书写的苏斋字。后来,翁方纲任广东学政时,花60金购得《蒿阳帖》,也称《天际乌云帖》。虽然此帖被诟病并非苏轼真迹,但翁氏却对此帖爱不释手,他专为此帖所作的题跋就有35则。

  若要没有苏轼的真迹和后世临摹的画像,寿苏会要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找人借。1816年,翁方纲门生梁章钜想办一场寿苏会,于是找向翁氏借《东坡笠屐图》及东坡墨迹《偃松屏赞》,为此翁氏还做了一首诗《兰卿借苏斋笠展像并偃松屏赞卷集同人作坡公生日求赋诗》,大意是:可怜我这年老多病已经无力举办寿苏会,劳烦他(梁章钜)办一场。翁方纲还对梁章钜说,我办了这么多年的寿苏会,希望能将这些与会者的诗文整理成书。但这个愿望终没有实现。

  “消寒诗社”影响多位士子

  嘉庆九年(1804),在京城翰林院担任庶吉士的陶澍发起组建了“消寒诗社”,初名“消寒纪”。因诗社常在宣武门外一带活动,后来改为“宣南诗社”。

  诗社自冬至开始,“间旬日一集,集必有诗”。初始成员多来自陶澍嘉庆七年会试的同年(科举考试同科中试者),大多也供职于翰林院。后来因陶澍回乡丁忧,诗社停办了几年。直到嘉庆十九年(1814),才由翰林院编修董国华再次组建。

  早在雍正时,皇帝曾撰写《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公党”“私党”之分,严禁士人结社。碍于朝廷“严禁聚会”的禁令,“消寒诗社”的人数一直维持在九人左右,规模有限。但随着嘉庆年间,禁令的慢慢放开和士风的转变,士人交游趋于活跃,诗社逐渐蔚然成风。

  据胡承珙《求是堂文集》中的记载,消寒诗社并非都是诗酒应酬,他们时而谈古论今,时而传承经世之学。在消寒诗社的成员中,陶澍、梁章钜、李彦章等人都是经世学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后来举人出身的龚自珍、林则徐等人也应邀参加。他们关心国计民生,每逢雅集必少不了作些哀叹民生疾苦的诗词,这也为他们走上经世致用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消寒诗社存在20多年,并无固定会所,或在成员家中,或在万柳堂、崇效寺等地。后来由于诗社的老成员几乎全部到外地任职,消寒诗社也于道光六年(1826)停止活动。诗社虽停止,但成员之间早已成为终身挚友,比如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三人几乎同时获得外任,并且在任上表现突出,这与他们在消寒诗社长期互相切磋,砥砺志行分不开。

  清代官员也办消寒会

  清代官员举办的消寒会,难免会带有一些“政治色彩”。《王文韶日记》中记载,光绪六年(1880)十月初十日,在孙家鼐、翁同龢[hé]、王文韶等五人的聚会上,翁提议此后举办“消寒之约”,然后轮流做东。但由于几位与会人事务繁忙,翁同龢提议的“消寒之约”仅仅持续五次。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十二月朔(1880年12月31日),赴孙子授(孙诒经)消寒集,在颂阁(徐郙)处。燮[xiè]臣(孙家鼐[nài])、夔[kuí]石(王文韶)、子腾(张家骧)、绍彭(广寿),主客七人。”此为第一次消寒会。第二次是光绪七年正月十七日,由绍彭做东,薇研(童华)到但子授未到;第三次是正月二十日,夔石做东;第四次是二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做东;第五次是三月初二日,燮臣做东。

  参与的这些人中,孙诒经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徐郙任太子詹事;王文韶任兵部左侍郎,并在军机处上学习行走;张家骧、孙家鼐、翁同龢、童华为光绪帝师;广寿总管内务府大臣。四人为帝师,四位官居要职,而且翁同龢、张家骧、孙诒经、徐郙四人曾经在同治帝去世当天被招进西暖阁商议立奕譞[xuān]之子载湉为帝之事,可见他们全是权倾朝野的人物。因而他们的消寒会带着一些政治同盟的意味。

  据记载,光绪六年,中俄伊犁事件发生,孙家鼐与翁同龢、潘祖荫、孙诒经、童华、殷谱经、徐颂阁、张家骧等九人联衔上折,派曾纪泽出使俄国进行改约谈判。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双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挽回了伊犁以南特克斯河流域等处国土。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个圈子在政坛上的影响力。

  除了翁同龢,叶赫那拉·那桐、邹嘉来等人也在日记中记录了消寒会的情况。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十九日,那桐开始了戊戌年的消寒会,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廿三日,共举办九次消寒会。邹嘉来的《仪若日记》记载,他从光绪十三年(1887)至光绪十七年举办过二十余场消寒会。那时,邹嘉来还只是吏部的一名小差役,没有这么多应酬和政治目的,参与消寒会的人也相对年轻,他们的活动就丰富一些,除了饮酒,偶尔也去“冰嬉”。冰嬉是清代流行的众多冰上活动的统称,包括滑冰、冰上蹴鞠、射箭等。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去隆福寺西鸿雪草堂照相——照相在光绪年间可是个新生事物。另外,清朝也有旗人组建的诗社,同样举办消寒会,但形式和内容并无太大差异。

      (来源:《北京晚报》2023年12月20日,第18版;作者:黄 楠;图片来源:原文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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