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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石碑“讲述”两段历史

来源:《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24-11-08

张儒刚 绘

  碑刻是中国古代常见的文化载体,因其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被称为“凝固的墨迹”。在北京城的钟楼,有一方石碑,它的两面镌刻了两篇不同时期的碑文,分别讲述着两段历史。

  碑阳

  乾隆御笔 帝师书丹

  “鼓楼在前,红墙黄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鼓楼胖,钟楼瘦。”北京钟鼓楼始建于元代大都时期,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重建。明代的钟鼓楼不再局限于报时功能,而是成为集礼仪、祭祀和报时功能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皇家建筑。高大的台基,宽广的面积,“九五开间”的楼阁,开创了中国古代钟鼓楼规制之最。现存鼓楼的形制大抵保留了明初永乐时期敕建的风貌。

钟楼前的石碑 视觉中国

  清乾隆十年(1745年),钟楼再次重建,从木制改为砖石结构,两年后完工。为纪念这次重建工程,乾隆皇帝敕令树碑立石,并御笔亲书《御制重建钟楼碑记》刻于碑阳,书丹者为户部尚书、帝师梁诗正。碑文如下:

  御制重建钟楼碑记

  皇城地安门之北,有飞檐杰阁翼如焕如者,为鼓楼。楼稍北,崇基并峙者,为钟楼。其来旧矣。而钟楼亟毁于火,遂废弗葺治。朕惟神京陆海,地大物博,通关别隧,黎庶阜殷。夫物庞则识纷,非有器齐壹之,无以示晨昏之节。器钜则用广,非藉楼表式之,无以肃远近之观。且二楼相望,为紫禁后护。当五夜严更,九衢启曙,景钟发声,与宫壶之刻漏,周庐之铃柝,疾徐相应。清宵气肃,轻飙远飏,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仿挈壶鸡人之遗制,宵衣待漏,均有警焉。爰饬所司,重加经度。基仍旧址,构用新制。凡柱棁榱题之用,悉甃以砖石,俾规制与鼓楼相称。经始于乾隆十年,阅二年工竣。所司请纪之石以式于后。夫春秋之义,兴作必书。矧兹楼之成,昭物轨,定众志,体国诚民,著在令典,修而举之,以重其事,弗可以已也。

  乃为之铭曰:

  凫氏赋形,鼓荡元音。体乾作则,为圜为金。式镕九乳,儆壹众心。启闭出入,罔敢不钦。京邑翼翼,四方之极。洪钟万钧,司寤所职。铿以立号,协于箭刻。巍楼高絙,乘风屴崱。昔罹郁攸,久废不修。咨彼工师,审揆其由。木母火子,长风飕飗。鼓之则炽,匪藉人谋。聿规新制,瓴埴比次。巧斫山骨,输我匠契。尺木不阶,屹然巨丽。拔地切云,穹窿四际。岌嶪峥嵘,金觚绣甍。鸟革翚飞,震耀华鲸。不窕不槬,桐鱼应声。偕是雷鼓,镗鞳砰訇。宣养九德,振肃庶类。作息以时,品物咸遂。以器节时,以时出治。宵旰攸资,亦宣堙滞。声与政通,硕大庞洪。正宫堂皇,元气昭融。导和利用,警听达聪。亿万斯年,扬我仁风。

  乾隆十二年岁在丁卯秋九月

  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臣梁诗正奉敕敬书

御制重建钟楼碑记

  时值康乾盛世,乾隆帝在碑文中赞颂钟楼的华丽与壮观“拔地切云,穹窿四际”,文中生僻字众多,不难看出其对钟楼的赞赏之情。钟楼的确令人赞叹,其高度在古代堪称摩天大厦,楼顶悬挂巨大铜钟,钟楼底层四面开拱券门,南北向和东西向的券洞交叉成十字,中间为正方形天井,天井向上直通大钟底部,形成内部回声腔,有效放大钟声,设计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

  书丹者梁诗正是乾隆皇帝登基前的老师,也是著名书法家。宋代以后,江南地区普遍出现了家族文化世代传承现象,成为当时社会文化交流中的一种风尚,在众多文化世家中,钱塘梁氏名噪一时。梁氏家族自宋代迁至钱塘,而真正显达于世,则是从梁诗正这一代开始的。

  梁诗正是雍正八年(1730年)殿试一甲第三名,即俗称的“探花”。其入翰林院授编修,后任《一统志》纂修官,入尚书房。因其学问和孝行,雍正十二年(1734年),梁诗正成为尚书房师傅,负责后来的乾隆皇帝当时的宝亲王弘历、諴亲王允秘、和亲王弘昼三人的学习。清代内阁六部,梁诗正在兵、刑、吏、户四部都任过尚书,仕途通达,官至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乾隆皇帝因梁诗正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二书,御书“清勤堂”匾额以示褒赏,后金川报捷,又赐御书“宣赞枢衡”匾额。梁诗正在职期间五次得到皇帝亲笔御书,极为罕见,足见乾隆帝对他的宠信。

  梁诗正在诗词方面的造诣颇深,“每逢剧韵,必蒙嘉奖”,被列为乾隆五词臣之首。梁诗正与乾隆皇帝感情深厚,“不异于家人父子”。他去世后被晋赠太保,谥文庄,入“贤良祠”。

  清室十二帝无一例外都十分重视教育,成为帝师的多是当时的博学鸿儒,他们或入阁拜相,或入值军机,最不济也会受到优待,优礼有加,一生尊崇。梁诗正能够入传《清史稿》并为人记起,既得益于其是乾隆帝尚书房师傅和大学士的身份地位,更因为他在书法艺术方面的成就。

  梁诗正曾参加《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希堂法帖》的编纂工作,他的书法先学柳公权,后学文徵明、赵孟頫,晚年又师颜真卿、李北海,写得一手漂亮的楷书,尽显平和简静、不激不厉的“中和”之美,有庙堂之气,深受乾隆皇帝喜爱。乾隆皇帝文化素养很高,尤喜作诗,经常命人勒石铭记,梁诗正多次受命书丹御制诗文。国子监《御制文庙易盖黄瓦碑》《御制临雍纪事碑》《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和西苑《御制阐福寺碑》、盘山《御制游盘山记》等名碑书文,皆出自梁诗正之手。

  碑阴

  勿忘国耻 鼓楼更名

  转到碑阴,则是另一篇碑文、另一番景象、另一种情怀。

  爱国主义是一个人对国家和民族最持久、最深沉的情感。鲁迅在《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清末民初,面对列强欺侮、民族危亡,一批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力量和行动为民族觉醒而鼓与呼。《御制钟楼重修碑》碑阴撰文者薛笃弼,就是这一时期众多爱国者的杰出代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苦难深重的神州大地再遭劫难,北京地区受破坏尤为严重,圆明园、清漪园伤痕累累,无数珍宝被劫掠,钟鼓楼也在这场灾难中被损毁破坏。

  晚清以来,从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先驱者和有识之士,认识到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是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首要任务。受新思想的感染和影响,直系将领冯玉祥于1924年11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的大总统曹锟,派卫戍司令鹿钟麟带兵逼迫逊帝溥仪离开紫禁城,并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京师面貌为之一新。此时任京兆尹的薛笃弼也是一位思想开明、爱国进步的官员,他决定利用钟鼓楼这块人员密集的场地来开发民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他改鼓楼为“明耻楼”,自书明耻楼匾额一方,并将鼓楼辟为京兆普通图书馆,又于次年改名为“京兆通俗教育馆”。为了纪念教育馆落成,薛笃弼撰写了《京兆通俗教育馆记》一文,由许以栗书石,镌刻在钟楼《御制重建钟楼碑》的阴面。

  京兆通俗教育馆记

  治国之本在立政,立政之基在正俗,正俗之端在敷教。古者党庠遂序,国学之法,乡射饮酒之礼,考艺选言之政,莫不自上导之而始成。舜典先曰敬,敷五教而后曰庶绩咸熙。笃弼行能无似,尹此大邦,日孜孜不敢自暇自逸,凡有补风俗政教者,导之必期于成而后已。都城之北,旧有钟鼓楼,岿然矗立,垩赭不完用旧,荒圮者有日矣。尝过其下,思有以易其名而利其用,遂有京兆通俗教育馆之立。于是,辇粪土,劚草菜,葺墙垣,治屋漏,丹楹桷,设四部于其间,中为讲演部、游艺部,左为图书部,右为博物部。架有图书,室列型模,壁图懿训。历代帝王之像,山川草木之类,动植飞潜之伦,山海珍异之物,农工出品之汇,张者、悬者、罗者、陈者,举凡不出于教育之外。馆之上曰“明耻楼”,陈列国家失败之史,以启国人爱国之心。馆后设公共体育场,以练国人自强之身。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四日与同人落成之。中外人士来游者,趾相错,肩相摩也。视者、听者、立者、坐者、言者、起而行者、触目而警心者,皆使喻教育之意于其中。其国家设教之本务乎?当此强邻虎视,非提高民众之教育不足以图存。斯馆之设,殆亦古人敷教之旨欤。董筹备之役者为科长马鹤天,五阅月而成,凡用币万有八千余元。掌馆事者为王凤翰,并记之以谂来者。

  解梁薛笃弼撰文 常德陈方楠篆额 杭县许以栗书石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榖旦

京兆通俗教育馆记

  人们在鼓楼甬洞建起了图书馆、讲演厅、博物部,楼上展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屠杀人民和抢劫财物的图片、实物和模型,供人参观,提醒国人勿忘国耻、发愤图强。钟楼甬洞开设“民众电影院”,放映无声电影。钟鼓楼四周空地辟为京兆公园,设有各种运动器械,供人们锻炼身体。1933年,“京兆通俗教育馆”改称“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军民抗日热情高涨,该馆经常举办展览会、讲演会、戏剧演出等多种宣传抗日的活动,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来源:《北京日报》2024年10月31日,第11版;作者:闫霞,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图片来源:原文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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