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北京城以恢弘气势、对称格局和“凸”字形态闻名于世。由城墙、城门、护城河构建的城市格局集中体现了森严的等级秩序和有效的城防体系。在修建外城城墙时，最初的设想是环绕内城一周，最终却形成“凸”字形格局，这一建造过程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呢？

　　清光绪二十八年绘制的《京城内外首善全图》

　　筑城卫君 造郭守民

　　中国传统都城以重重城垣护卫宫廷，明清北京城有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重城垣。北京内城城墙构建于明代初期，明代中期以前，北京城市规模的变动与都城地位的确立密切相关。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达率军攻占元大都之后，将大都城北城墙向南收缩五里重筑，其他三面一如其旧。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因南城墙逼近宫城，宫城之南空间局促，因此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一月拆除了南城墙，在南城墙南侧二里左右重筑新墙。原来的元大都南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南便道一线，城墙南展的位置，就是现在的前三门大街一线。新建的南城墙城门延续了元大都南侧城门的名称，中为丽正门，东为文明门，西为顺承门。

　　永乐年间，明廷迁都北京引发了朝野争议，明成祖去世后，北京城建设放慢了脚步。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明仁宗曾想复都南京，命北京各衙门印信加上“行在”二字，但不久去世。明宣宗继承帝位，改元宣德。终宣德朝十年，北京始终称行在，而南京称为京师。不过宣宗仍居北京，并没有实质的迁都举动。明英宗继位后，北京城市建设再度掀起高潮。正统初年，京城南侧三门名称改为正阳门、宣武门及崇文门。各门城楼、护城河、石桥次第建成。正统六年，随着宫城三大殿的建成，北京的国都定位正式代替了“行在”之名。

　　随着都城地位的确立，北京城的地域辐射能力不断增强，周边百姓不断向京城聚集，围绕京城逐渐形成了区域商业中心。在皇城大明门前的棋盘街两侧，分布有灯市、城隍庙市、土地庙市等。与棋盘街相邻的前三门一线商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明代漕运终点的改变也强化了北京城市空间及城乡交接地带向南扩展的趋势。元代大运河以积水潭为终点，大都城北部商业繁荣。明初大运河北段已多淤塞，永乐时期城墙向南拓展时，原文明门外的河道被包裹在城内，加之皇城东墙向东延展，大运河与城里的通惠河联系被切断。货船在通州张家湾一带改为陆运，经京城东、南侧进入。北京商业区向东、南侧集聚，进一步促进城乡界线的变动。明代中期，前三门及门外已成为人口稠密、商业繁华之区，时人称“城外市肆人家，南最繁华，正阳门外为上，崇文门外次之，宣武门外又次之”。

　　一波三折的修建争议

　　北京外城修建与明代京城周边战事密切相关。明英宗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率明军精锐北征蒙古瓦剌部，被俘于土木堡，史称“土木之变”。兵部侍郎于谦主张保卫京师，成功组织“北京保卫战”。为保证京师安全，于谦等采用焦土政策，城外关厢遭遇战火破坏严重。北京保卫战促使明廷认识到，北方军事威胁严重，一旦长城关隘被突破，京城的三重城墙难以有效抵御外敌入侵，修建外城的声音陆续出现。

　　“请筑京师外城”的言论，见诸史籍记载，始于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该年，陕西判官叶培与定西侯蒋琬先后上书请求修建北京外城。叶培上书后，朝廷以水旱灾害频发，建城开支庞大为由，诏令丰年时节再考虑筑城。蒋琬依南京祖制，以有内城必有外郭为理由上书。北京保卫战时城外百姓无所庇护，且内城空间有限，而元大都土城遗址还在，可稍加修缮改建。不过，在朝议此奏疏时，没有通过。朝廷还是以军民稍有闲暇后再筑城而悬置了筑城建议。

　　明世宗嘉靖时期，修建外城的倡议最终变成现实，其过程却波折不断。直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俺答军由古北口进，袭掠京郊怀柔、顺义、通州等地，一路劫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兵部尚书丁汝夔向大学士严嵩请教战守之策。严嵩说，边塞战败可以掩饰，京郊战败无法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蟊贼，吃饱抢够自然就会离开。因而丁汝夔会意，京城九门戒严，饱受战乱的郊区民众涌向城门，但城门紧闭，不能进入。城外关厢人口稠密区的居民，只能在巡捕参将等官员的率领下，采取设置栅栏的临时措施自保。消息传来，京师震动，史称“庚戌之变”，最终促使朝廷痛下决心修筑外城。

　　俺答退军后，严嵩上奏疏《请乞修筑南关围墙》，嘉靖帝旋即就下诏修建正阳门、宣武门和崇文门外关厢地区外城。庞大的修建城墙计划迅速动工，一方面是有“庚戌之变”前车之鉴，一方面有富民朱良辅等主动请缨，愿意出资筑城。因此，朝廷同意立即开工。然而捐资筑城，终究不确定因素过多，难以让人安心。为此，嘉靖帝特地召见锦衣卫都督陆炳，询问建城情况。陆炳认为，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外关厢确实需要筑城保护，但建城计划庞大，仅靠民间出资远远不够，目前宜暂缓工程，等到秋天再兴建城墙。嘉靖帝采纳了陆炳建议，诏罢城工。这次短暂的筑城工程城墙位置不在今天的南二环附近，而是关厢附近，大致是今天的广安门至广渠门一线。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科给事中朱伯辰再次提出修筑外城城墙。他认为此前的筑城决策仓促上马，且修筑南面一侧城墙，难以发挥御敌作用。现今城外居民早已从近南三门关厢向郊区疏散，而且大量商旅也住在城郊，亟须筑城保护。嘉靖皇帝同意了筑外城的请求，还进一步表示：“今须四面兴之，乃为全算。不四面未为王制也。”不久，兵部尚书聂豹为筑城事又上了一个详细的奏章。嘉靖帝与严嵩相商，最终决定择日开工，任命兵部尚书聂豹总理其事。北京外城城墙终于进入到实际修建阶段。

　　三个方案艰难抉择

　　梳理北京外城城墙修建的动议，不难发现，在城墙修建范围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嘉靖三十年仅修建南三门外关厢城墙为代表的方案，另一种是以嘉靖三十二年环绕内城四面修建城墙的方案。前一种方案主要考虑经济因素；后一种方案则以礼制为出发点，以南京城为参照对象。那么，北京外城城墙是如何修筑成今天的样子呢？

　　四面围绕内城修建城墙，在嘉靖三十二年聂豹的奏章中有明确的地域范围。根据聂豹等人的规划，北京外城东墙为神木厂、獐鹿房、广僖门一线；南墙大致起自正阳门外道口，经天坛南墙、山川坛南墙与黑窑厂一线；西墙为元大都土城小西门、三虎桥、彰义门一线；北墙为元大都北城垣遗址。聂豹等设想的北京外城四至地名中，神木厂在今广渠门外，獐鹿房在今建国门外大北窑，广僖门是元大都城的光熙门；正阳门外道口是今永定门一带，黑窑厂是今陶然亭公园的“窑台”；土城小西门是元大都的肃清门，三虎桥在今紫竹院地区，彰义门是金中都西城垣的彰义门；元大都北城垣遗址则是今天的元大都遗址公园一带。所建各处城墙中，可以利用金元的城墙遗址有七十余里，需要新筑者有四十八里。规划同时还设计了多处水门，方便西直门外、黑窑厂附近排水。

　　理想的规划在现实建设中却难以为继。虽然大量利用了金元时期留下的城墙遗址，城墙修建工程量仍太大，朝廷组织的人力物力难以完成。外城修建工程于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十九日开工，尚不足一月，四月十一日便不得不停工，停工时工部能支出的银两仅剩一千六百余两。面对资金困难，督建官员平江伯陈珪、锦衣卫都督陆炳等建议先建南面，再转东、北而西，依次建筑完成。但是，嘉靖帝迟疑不决。督工官员报称，南面一线地质构造松软，且多流沙，必须深挖越过沙层，触到实地方可，因土方工程加大，影响了进度。严嵩据此提出，要么边筑边看，然后决定是否继续；要么先筑正南一面，待财力充裕再修筑其他三面；要么维持预案，一气呵成。

　　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嘉靖帝批准了第二个方案，即只筑正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确定施工方案后，历时三年四个月，外城修而复止，止而复修，终于画上了句号，北京城的形态成为我们现在地图上所见到的“凸”字形。

　　完工后的北京外城城墙大体呈规则矩形状，周长14.41公里，有独特建制特点，并非严谨的笔直筑成，各段城墙因实际情况而有所偏离。外城城墙南段在天坛、先农坛附近呈直线是由于两座礼制建筑的南墙本就是直线，其他地段因地势低下，土脉流沙，不得不稍偏离直线布局。东段为了避开烧窑挖土形成的土坑，不得不向西折回与南段城墙相接。西段城墙较为平直，略向外鼓出。

　　新建外城城墙共有城门7座，除了东便门与西便门外，其余城门均由嘉靖帝赐名，南面正中为永定门，东为左安门，西为右安门，东面大通桥门为广渠门，西面彰义街门为广宁门，广宁门后改为广安门。

　　外城护城河主要利用城内各主要排污泄洪沟渠，外城各处城门设置瓮城，以确保城门安全。城垣在角部相交处，容易受到两面的夹攻，故需要做扩大处理，向两个方向凸出，增强角部的防御力，相当于两个敌台在角部相交，形成了方形敌台。与城垣平行还有供兵士骑马上城的马道，在东便门、西便门处的垣墙体下部开辟了通城内外水流的水关。清承明制，完整沿袭了外城城墙建制，并有多次疏浚水关河道、铺设城门内外石路的修缮行为。

　　现在，取代北京外城城墙的是宽广笔直的马路及南来北往的人群，然而，保护北京外城城墙文化仍是今天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题中应有之义。

　　（来源：《北京日报》2024年4月11日，第11版；作者：李诚，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图片来源：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