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北京地区的税关不少。明朝宛平县知县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记述：“永乐初年，都城设立都税司、九门宣课司，专掌一应货物之税，验值为差。不知何时革去各门之稍僻者，并入都税司，正阳门、崇文门二宣课司，安定门、德胜门二税课司，共五处，俱隶户曹掌行。”其中，崇文门税关的征税金额位列明代八关之首。

　　在北京郊区，也设有一些税关，比如古北口税关。古北口税关从辽代开始设立，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此处税关的历史变迁，反映了古北口长城内外商贸往来的变化。

　　辽代开设古北口税关

　　在古北口南菜园首饰楼旁有一处面阔两间、带后房的院落，这就是前清年间的斗局，老百姓都管它叫斗子局。

古北口斗子局

　　此处斗子局的前身，就是古北口税关。古北口是辽代南北往来的必经之地，也是宋辽使者互访的重要驿站。宋朝和辽朝密切交往，繁荣了这一代的商贸活动，为设立税关创造了条件。辽代在古北口建立了税务机关，还派驻官员加强对南北贸易往来及与宋朝商贸活动的管理。宋朝一个叫路振的人所写的《乘轺录》，记述了"虏置榷场于虎北口而收地征"。五代时期，古北口被称为虎北口。《乘轺录》说明辽代开始在古北口征收地税和商税。

　　当时，辽国对古北口税务的管理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征收商税；二是监管秩序。如果发现地方征税的官员徇私枉法，朝廷将派出监管专员前往严肃查处，在辽统和四年（986年）十一月，朝廷“以古北口，松亭，榆关征税不法，致阻商旅，遣使鞫之”。由此可见，古北口税关的设立对当地商贸活动是一项大事，更是为辽朝取得不少财政收入。

　　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双方来往增多，带动了南北商贸的发展。如果遇到对方新皇登基，以及皇帝太后生日、新春佳节等重要活动，双方都要互派使臣祝贺。辽国给北宋的礼物，有貂皮、皮靴、米酒、牛羊、名马、马具、野味腊肉等；北宋送给辽国的礼物有绢布、酒、茶、盐、食器、茶叶、茶器、玉带、干鲜果品、金银首饰等。

《上时宰二札》（宋），朱熹（时年50岁）书奏乞减税钱，即文中“具禀减税、请祠二事”。故宫博物院收藏

　　宋辽友好，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日渐富足，也推动了古北口商贸和税收的发展。北宋使臣彭汝砺在经过古北口时，就写了一首诗：“往来道路好歌谣，不问南朝与北朝，但愿千年更万岁，欢娱长祇似今朝”。诗中反映了古北口繁荣祥和的景象，也说明和平促进了南北物产的流通。难怪萧燕燕当上皇后以后，每次去南京（今北京）时，都要在古北口住上几天，还时常到关口集贸市场转转，挑上几件上等饰品。

　　古北口税关在明朝时也比较鼎盛。据《明实录》记载，明朝为集中朝廷财政收入，古北口、张家口等关口税务一律由军队收管。《明宣宗章皇帝实录》载：“行在户部奏：边卫粮储不足，请召中纳盐粮，不拘米麦豆等，永平府及古北口仓，淮浙，长芦盐并每引五斗。从之。”古北口税关可解朝廷之急，可见其重要性。

　　清代频繁调整管理权

　　在清代初期，古北口税关管辖权交由中央户部和地方，实行分税制。顺治登基后，把古北口税收收回中央。到了雍正初年，古北口等地税关的俸禄支出过大，还出现衙役勾结运送商客克扣货主钱粮等情况。有一大臣专门上奏，提议调整关税监管体制。雍正皇帝批准将关税征收事务交由地方管理。乾隆当了皇帝后，朝廷每年军火、民生、俸禄开支巨大，又把包括古北口在内的各关口税收收回中央。

　　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要求古北口兼具对边关贸易监督管理的职责，古北口税关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年由户部监管征税，同时征缴同蒙古地区的边口贸易税。两年以后，古北口税关的管辖权范围进一步扩大。永平、密云、潘家口、姚林口等几处税关统一交由古北口税关管理。

　　征税一事由地方管辖以后，稽查往来商贩交由当地守军负责。守军不是专门收税人员，所以盘查尺度和评估税价不一样，像张家口等税关的征收税种多，盘查严，征缴税额往往偏高。而古北口征收的税种较少，盘查较少，往往征收较低。这就吸引了大量的买卖人不远千里绕道而来，到古北口过关。

　　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七月，直隶总督李卫给雍正皇帝上奏说，由独石口出口外，行走数日，一路见有商客驮载货物，古北口所遇最多。鉴于此，乾隆皇帝下令把古北口税关和人员归中央监管，由户部张家口税官具体负责。同时规定了统一的征税程序，所有出口货物均要按照张家口征收则列缴税。嘉庆初年，由于古北口税收额度大幅下降，税关重新划归密云县，税关任免也归地方管理。

　　清朝时，古北口税关的征税项目主要分两部分：一是对内收取商业税，包括斗税、木税；二是对外收取边口贸易税。

　　古北口斗子局就是清代建起来的。清代在直隶古北口、丰宁县、滦平县等地方所征的粮食税，属于商业杂赋之一，由当地绿营驻军负责征收及管理。斗税由原来的交公粮演变而来，交公粮是用升、斗等工具计量，所以叫斗税，办公地点也就成了斗子局。

　　乾隆十二年（1747年），口外粮食丰收，粮价较低，而口内粮价较高，大量商贩运粮车就在古北口外排队入关。这样一来，当年实收的斗税额就增加了。次年口内粮价比往年有所下降，关外到古北口卖粮的商贩数量减少，斗税额因此大幅下降。于是朝廷考虑粮食丰年、荒年等因素，核定斗税额为每年两千两，折合斗米上交国库。

　　再说说木税，木税也是古北口的主要税种之一。因为当时京城每年需要大量柴火、木料、木炭等，所以把木料和民用柴草定为地方征收的税种。木材类包括椴木、杨木、松木、柏木、柳木等等。木税在康熙初年以实际征收数额上缴，雍正年间则实行定额征收，每年为1012两，乾隆年间把木税又提高到每年1026两。

　　随着京城土木工程建设的增长，对长城以外地区的木材需求不断增加。顺治九年（1652年），皇帝下令招募木材商，从户部办理出关采木批文，到古北口长城以外采伐林木，为京城供应木材。康熙十八年（1679年），采伐人员拿着兵部核发的出关关票，可以从古北口等关隘出关伐木。

　　《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采伐的木材通过古北口水运到通州张家湾销售，户部官员依据古北口税官报送的出关采购合同数量，按照木材的实价核定收购价格，木材销售后，户部抽利三成，商人获利七成。后来，清朝改官方招募商人伐木为商人顾人自采自运，将所伐木材送至市场交易，用收税方式进行管理。

　　为鼓励采伐木材，顺治、康熙年间，朝廷还不断减少古北口木材税的征收额度。由于口外林木资源减少，出关伐木的商贩随之减少，这就影响了木税的征收。因为完不成定额，到嘉庆年间，古北口木税始终只有一百两，朝廷决定不再定额征收，这样每年只能征几十两木税。雍正时期，除斗税，木税之外，古北口其他的商业税种也都减少了。

　　古北口税关征收的边口贸易税主要来自蒙古地区和俄国商队。雍正年间，蒙古的王公贵族可以在古北口等地开展边口互市，也可以住在古北口，派代表到京师进行互市。

　　中俄签订《恰克图互市条约》后，俄国商贩可以入古北口进京做贸易。边境贸易的兴盛，为古北口的商贸业发展提供了机遇，直接增加了国库库银。自打朝廷实行在古北口核定征收以后，每年征税的数额是43041两，达到了历史高峰。到乾隆时期，张家口在中俄边贸中交通便利的优势得到了显现，因此，张家口逐渐成为中俄贸易的主要途经地。由此，古北口商贸逐渐衰落。

　　民国时期，古北口重新恢复了税务机构。同时还设立了海关、盐局、粮油局、电报局、烟草局等机构。

　　古北口税关的兴衰，真实反映了长城南北商贸活动的历史状况，也从侧面记录着不同朝代的经济发展与兴衰变化。如今的古北口斗子局虽然早已破旧不堪，失去往昔辉煌耀眼的光芒，但其作为古北口税关的见证，也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来源：《北京晚报》2024年10月29日，第20版；作者：王长青；图片来源：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