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郊沿西山到万泉河一带皇家园林的总称，三山：万寿山、香山、玉泉山；五园：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三山五园”作为北京西郊珍贵而富有代表性的物质遗产，可谓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

颐和园昆明湖 图片来源：pixabay

　　在京西的群山之中，寺庙建造尤为兴盛，自唐代、历辽金，一直到明清时期，形成了一片著名的宗教文化区。如卧佛寺、碧云寺、香山寺等，是北京西北郊地区出现宗教文化的最早见证。卧佛寺，始建于唐代，历辽、金、元、明、清五朝。香山寺，始建于金代，这应是在西郊地区最早由帝王敕建的寺庙。碧云寺，其建造年代当与香山寺大致相同。到了元代，在西郊建造或是重修的寺庙数量不断增加，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昭应宫、卢师寺和大承天护圣寺。到了明代，佛教和道教仍然十分盛行，故而在西郊地区的前代宗教场所大多都被重修，同时又建造了一些新的著名寺庙和道观，如真觉寺、显应寺、慈寿寺、元福宫、昌运宫，以及西顶碧霞元君庙，等等。这些寺庙和道观的数量和规模，又超过元代，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清代，上述的西郊著名宗教活动场所大多被重修和扩建，为宗教文化区又增添了新的活力，也为京城士庶百姓前来参加各种活动提供了便利，更为“三山五园”的建造提供了丰厚的宗教文化养分。

　　源于优越的自然环境，京西地区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精神生活享受。文人墨客在游览之时，登临高处，遍览胜境，吟诗赋词，泼墨行文，留下了许多传世佳作。特别是自元代北京地区成为全国首都以来，京城成为士人汇集之地，而香山等京西地区也就成为文人墨客云游之处，留下了许多吟咏的篇章。如元代著名文士张养浩的《游香山》，明代著名诗人谢杰的《西山望紫气》、李东阳的《游西山记》、倪岳的《游瓮山诗序》、王嘉谟的《石瓮记》，清高宗写有《驻跸香山静宜园作》，清初著名学者朱彞尊曾游卢师山，写有《西山秘魔崖题名》，清初名士宋荦亦曾出游卢师山，作有《卢师山歌用东坡游径山韵》《秘魔崖晚坐》，等等。这也体现了京西地区文化的一大特点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园林历史发展脉络来讲，京西地区早在金代就开始建造园林。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金朝帝王的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这里。金世宗即位后，在西郊香山建造了一处行宫，而这处行宫的建造，应该是北京西郊园林建设的开始。金章宗是一位十分喜爱游山玩水的帝王，故而在金中都周边建造了多处行宫。他不仅继承了金世宗的香山行宫，又在玉泉山也建造有行宫，并且岁时加以巡幸。在西郊一带，还有仰山行宫。京郊地区开始出现的这些皇家行宫，已经初具园林规模。特别是香山行宫和玉泉山行宫的建造，为京西园林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到了元代，皇家园林行宫主要建造在东南一带。而西北一带多山，虽然也便于狩猎，却与东南一带的自然环境完全不同。因此，这一时期的西北皇家园林没有得到发展。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代。而私家园林的崛起和发展，却为西郊一带的园林文化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其中，又以耶律铸的独醉园最具典型意义。耶律铸的父亲耶律楚材历仕元太祖、太宗两朝，官至中书令。耶律铸上承耶律楚材之威望，也受到元世祖重用，官至中书省左丞相。耶律铸的独醉园建在瓮山西湖一带，颇具规模。他曾作有《独醉园三台赋》，对这座私家园林加以描述。

　　京西一带园林有较大的发展，则是从明代开始的。当时，能够建造私家园林的多数是皇亲国戚、王侯将相，而他们建造的园林，建筑规模巨大，艺术水准很高。如明神宗时期，惠安伯张元善所修建的张园（因张氏世代被封为惠安伯，故又称惠安园），就是典型代表。明代名士袁宏道曾多次游览惠安园，并作有《游牡丹园记》，对园中的牡丹十分赞赏。明代号称都城名园第一的私家园林，就是比惠安园建造略晚一些的清华园。万历十年（1582年），李伟以皇太后之父的身份，被封为武清侯。李伟在翌年死后，遂由其子李文全袭爵。清华园是在李文全为武清侯时建造的。清华园中有堂、有亭、有楼、有台、有山、有水、有鱼、有桥、有花、有竹、有树。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要素，在这座园林中都有所体现。故时人称：“清华园前后重湖，一望漾渺，在都下为名园第一。若以水论，江淮以北，亦当第一也。”（《日下旧闻考》卷79引《明水轩日记》）在西郊一带，明代还有清华园旁边著名书法家米芾后人米万钟建造的勺园，以及两座皇亲国戚的私家园林，一座是郑戚畹的郑公庄，另一座是万驸马的白石庄，都享誉当时。

　　西郊优美的风景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十分理想的自然场所，自唐代以来诸多寺庙及宫观的建造，又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较好的人文场所。而金代至明代皇家行宫和私家园林的建设，为清代皇家三山五园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到了清代，最终形成了大规模的皇家园林区。可以说，这个地区除了历史园林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整个三山五园连起来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长廊。

　　（来源：“北京参事室文史馆”微信公众号；图片来源：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