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这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沃土，历史积淀深厚，文化遗产丰富，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为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全面梳理北京老城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挖掘和阐释北京老城的历史文化内涵，编写了《北京老城故事》一书。即日起，人文之光网摘选部分文章予以转发，敬请关注！

　　明清两朝相继定都北京后，由于每三年举行一次会试，全国各地举子纷至沓来。为接待赴京应试乡人举子的会馆便应运而生，最多时竟达几百个。其中，南城的芜湖会馆、浏阳会馆、湖南会馆等最具代表性。这里管弦丝竹盈耳，文人雅士会聚，留下了很多广为传颂的动人故事。

　　芜湖会馆 京都同乡第一馆

　　芜湖会馆是北京最早的会馆。该会馆创办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位于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有东、西两院，正厅3间，厢房16间，面积1000多平方米。

　　这家会馆的创建者是安徽芜湖人俞谟。永乐元年（1403），他以选贡的身份任南京户部主事，明朝迁都北京后转任工部主事。芜湖举子入京会试照例拜访芜湖籍官员，冀望他们能在食宿上提供方便，这促使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俞谟萌生了创建会馆的念头。他自掏腰包在前门外“置旅舍数椽，并基地一块”，建起了芜湖会馆。自此以后，各地纷纷效仿，冠有地名的会馆犹如雨后春笋般在京城兴起。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十年后，围绕芜湖会馆产权归属竟引发了一场官司。正统十四年（1449），一个姓路的北京人声称这块房地产是他家的，并拿出了房产地契，将会馆占为己有。而此时俞谟已归乡病故，死无对证。无奈之下，俞谟的儿子俞日升只好从芜湖赶往北京，与路姓人打起官司。

　　好在俞谟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当年购买这块房地产时，就与路姓人的父亲签了一个契约。辞官归里时，他虽将这块房地产无偿地“付同邑京官晋俭等，为芜湖会馆”，但把当年购买房产的契约带回了家乡。

　　俞日升正是凭着这张保存完好的契约，在与路姓人“构讼争地”的过程中占据了主动。最终官衙宣布：“日升持契入质，断归芜湖会馆。”

　　浏阳会馆 壮怀激烈为变法

　　清朝定都北京后，实行“旗民分治”政策。明朝时在内城兴建的会馆改迁或重建于外城。前门、崇文门、宣武门等商业繁华地区，因距离科考场所贡院较近，交通较为方便，这里便成为各地兴建会馆最为集中的区域。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军惨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活动。谭嗣同受其影响，在老家浏阳创立算学馆，提倡新学。第二年，谭嗣同北上访学，结识康有为、梁启超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光绪帝实施维新变法。谭嗣同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一起参与变法。

　　在宣武门外大街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其内部5间西房的北套间，曾为谭嗣同的住所，他自题为“莽苍苍斋”。他的许多诗文、信札都在这里写成。维新志士经常在这儿开会，分析政局，商讨国是。

　　维新变法触动了慈禧太后等保守派的利益。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捉拿维新派。谭嗣同闻讯后，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及其他被捕的仁人志士，但因计划不周，均未成功。

　　谭嗣同深感危机四伏，生死未卜，但依然抱定必死的决心。他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以图东山再起，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也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4日，谭嗣同把浏阳会馆的大门敞开，面不改色稳坐在门前两株松树下，置一矮方桌，悠然品茶。他身后的“莽苍苍斋”内，摆放着从湖南浏阳老家“大夫第”带到京城的“凤矩”剑、“残雷”琴、“崩霆”琴。当捕快来到时，他仰天大笑，从容被捕。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壮怀激烈，挥笔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著名诗句。

　　28日，谭嗣同、康广仁等6位志士在距浏阳会馆只有一箭之遥的菜市口英勇就义。临刑前，谭嗣同面不改色，高声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湖南会馆 挥斥方遒谋驱张

　　湖南会馆位于烂缦胡同101号，是在京湘籍官员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创建的。1919年12月18日，为扩大“驱张运动”影响，毛泽东率请愿代表团一行40人到达北京，住进湖南会馆，在这里领导了“驱张运动”。

　　“驱张运动”是湖南学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发动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张敬尧是北洋军阀亲日派皖系头目段祺瑞的爪牙。他任湖南督军兼省长期间，勾结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恣意施行暴政，为非作歹。湖南人民极为痛恨，时谚称：“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领导学生对倒行逆施的张敬尧进行了坚决斗争，公开打出“驱张”的旗帜。他们联络社会各阶层，发动全省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并决定派出代表分赴北京、衡阳、常德等地，公开揭露张敬尧祸湘虐民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对“驱张”的支持和同情，造成举国一致的浩大声势。

　　来到北京后，代表团以湖南会馆为大本营，冒着北方的严寒，每天各处奔走联络，向湖南在京学生、议员、名流、绅士宣传“驱张”意义，发动他们参加“驱张”的斗争。

湖南会馆大门（李卫伟 摄）

　　毛泽东在湖南会馆创办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每天把150余份揭露张敬尧罪行和宣传“驱张运动”的消息，发送到京、津、沪、汉各地的报社。

　　12月28日，1000余名湖南同乡在湖南会馆召开驱张大会，声讨张敬尧罪行。会后，大家在驱张请愿书上签名。

　　1920年1月28日，代表团拿着请愿书向北洋政府驻地进发，后又转赴内阁总理靳云鹏私宅。毛泽东等六人被推举为交涉代表。靳云鹏托词不见，派其副官长出来应付。毛泽东和代表们痛陈张敬尧祸湘罪恶，要求靳云鹏当众宣布解决办法。在他们的奋力抗争下，靳云鹏迫于压力，不得不出来与请愿代表见面，并应允研究民众的要求。

　　张敬尧处在社会舆论和军阀争斗的双重压力下，于6月仓皇逃离湖南。毛泽东等领导的“驱张运动”，经过10个月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

　　汇聚于北京南城的会馆，其建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价值，是那个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见证者、“活化石”，为京味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来源：《北京老城故事》，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著，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图片来源：“北京市方志馆”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