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坛公园是北京东城面积最大的名胜之一，也是周边人们休闲的好去处。每逢节假日，圜丘、祈年殿景区游人络绎不绝，与之相比，神乐署一带往往稍为冷清。每每在这里徘徊，不能不使我想起神乐署的由来与过往，想起神乐署的端午节故事。

神乐署

　　嘉靖年间最为繁盛

　　神乐署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原名神乐观，俗称天坛道院。神乐观有乐舞生570人，负责祭祀乐舞，都是道士。

　　神乐观属于朝廷署衙，乐舞生又好与士大夫交游，游人增多，茶馆酒肆应运而生，文人墨客接踵而至，所谓“静院疑空谷，斋居适腐儒”。

　　到了嘉靖年间，嘉靖帝信奉道教，宠信道士，神乐观的乐舞生达到2200名。神乐观一度门庭若市，官宦们趋之若鹜，觥筹交错宴饮聚会，以致清代文人戴璐说“天坛道院昔为燕集之地”。神乐观里客栈、茶肆、香烛铺、酒肆、画舫、杂货铺以及工匠小作坊等，许多铺子都有。值得一提的是人称济生堂的益母草药铺，野生益母草经过道士们培育，制成的益母草药膏最为出名。《天咫偶闻》称“天坛产益母草，此皆地秀所钟，聚于一处。一墙之限，外此求之不得，足异也。”

　　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仍然沿用明朝神乐观制度，并且保留神乐观道士、乐舞生570名。乾隆八年（1743年），乐舞生改由八旗子弟充任，称神乐所。乾隆十九年（1754年），改为神乐署。嘉庆十三年（1808年），关停茶馆、酒肆、作坊等，搬迁署内自建房屋，惟余7家药铺，神乐署慢慢淡出老北京人的视野。后来清朝灭亡，神乐署曲终人散。

　　而今，神乐署经过修缮，其中署门、影壁、凝禧殿及其配殿、显佑殿、西门内立面等建筑，基本恢复原有面貌，还有几棵古银杏树历经沧桑，葱葱郁郁，守护在院子里。

　　端午期间道院变集市

　　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每年快到端午节之时，神乐署总是充满生活气息。每年五月一日起，神乐署就有香囊、艾虎、菖蒲等节令物品售卖。到了五月五日，前往天坛的游人更多。

　　端午节逛天坛道院甚为盛行，直到清朝后期还被老北京人津津乐道。万历朝文人沈德符撰写的掌故趣闻中，有“京师午节惟天坛游人最胜”之说。明末清初诗人方文的诗句，也描绘出一幅有情景的图画：“因访天坛道院中，短檐局促如旅店。筼筜数亩杂芙蕖，年年三伏不知暑。”原诗中最后一句是：“青门折柳不胜愁，买酒旗亭且犹豫。”神乐观道士们培植的竹林荷花日久岁深，廊房酒家别有风味，在诗中被描绘得有声有色。清代诗人高士奇也写道：“长昼松阴覆古坛，香霞暖放约同看。虽然前夜风兼雨，发鬐繁红也未残。”虽然只有三言五语，却道出神乐署牡丹花的坚忍勃艳。而道院清幽凉爽，松林成荫的意境也跃然纸上。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张廷瓒以《饮天坛道院》为题作诗，一个“饮”字，给人诸多遐想；一句“坐贪天路近，日夕卧游赊”，表达多重意境。可见明清时期，神乐署确已是一处胜境。

　　端午日摸神乐署影壁，相习成风。神乐署大门里边，有一个大的红色影壁。民间相传端午日摸影壁可以辟邪避毒。通过道士们长期炒作，再经人们口口相传，尽管是迷信，人们还是愿意相信摸影壁是能辟邪避毒的。也许人们就是图个吉利、祈个福分，摸影壁对有的人来说，是一种排遣，也是一种寄托，更是一种乐趣。于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要去摸一摸影壁。《帝京景物略》曾这样描写：“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曰女儿节。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坛，曰避毒也。过午出，走马坛之墙下。”

神乐署影壁

　　神乐署赌墅（弈棋）由来已久，只是端午节期间人更多一些，棋摊多摆一些而已，围棋少、象棋多，小赌怡情。《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帝京午节，极胜游览。更入坛内神乐所前，摸壁、赌墅，陈蔬肴，酌余酒，喧呼于夕阳芳树之下，竟日忘归。”可知那时已有人自带吃食、茶饮在树林野餐。

　　神乐署端午节烟火气十足，是名副其实的端午集市，有卖粽子、杂豆、饽饽的。值得一说的是，那会儿有卖“冰镇”西瓜的。神乐署紧挨着斋宫，斋宫有井，井水甘甜寒凉，看守井的道士，就把西瓜装筐放入井中，正午时取出，拿到神乐署门前售卖，人们争相买西瓜解暑。清代作家鲁之裕看到此景，吟出“沉瓜齿沁斋宫井，浮蚁香飘道院樽”的诗句。

　　可以看出，那时端午节已经带有娱乐意味，迷信色彩也已淡化。神乐署名义上是一座署衙，端午日像是一个庙会性质的市场，也像是一个公园意义的郊游场所。

屈原《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彭海忠 篆刻

　　明清皆有射柳习俗

　　击球射柳走骠骑，是天坛端午盛事，二百多年经久不息。

　　旧时北京地区在端午有射柳习俗，这是从辽金时期延续下来，相沿至元明清。金、元时称躤柳，明清时称射柳，蕴含着契丹族（祈雨）、女真族（拜天）祭祀文化。这种射柳是以柳枝为靶的骑射活动，箭头扁平如铲，专门为射柳而作。《金史·礼志》载：“射者以尊卑为序。柳枝有削白处，如在白处射断，且骑马接在手上者为冠军；只断不能接者为次；其余皆负。”明清时期，射柳已经演变成民间游戏，相沿成俗。

　　端午射柳多在天坛。明朝中后期，每逢端午，皇亲国戚、朝中贵人、宦官富商，骑马前来，或竞技射柳或游览消遣。万历年间文学家沈德符所写的掌故就很清楚：“今京师午节尚有射柳之戏，俱在天坛，俱勋戚、中贵居多。盖皆赐沐请假而出者。”

　　射柳的具体场地，在金鱼池南岸与天坛北墙之间地域，这里柳树成荫，地域辽阔。崇祯初年熟悉北京景观庙宇的书生刘侗、于奕正，在游记中讲得很明白：“（金鱼）池阴一带，园亭多于人家，南抵天坛，一望空阔，每端午日，走马于此。”明末诗人吴伟业也有诗曰：“金鱼池上定新巢，杨柳青青已放梢。几度平津高阁上，泰坛春望祀南郊。”

　　如今，金鱼池只是一地名，这里早已换了人间。马路纵横、楼房林立，曾经的射柳场景了无痕迹，天坛端午日“击球决射”也成往昔旧事。

　　清朝嘉庆时期竹枝词中，有句“插柳天坛逢午节，邀青同上打球场”，说的就是击球。端午节天气炎热，骏马驰骋尘土飞扬，京城人对此习以为常，已然自得其乐。《日下旧闻考》中一段文字描绘得很形象：“都人入夏至端午，结蓬列肆，狂歌轰饮于秽流之上，以为愉快。”

　　明人所记是明时之事，清诗所言是清朝之事。显而易见，天坛端午射柳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中期未曾中断。能够想到，天坛射柳参与者，从达官显贵、八旗子弟到平民百姓也在逐步变化。

　　天坛走解是一景

　　端午走解盛行于康熙年间，走解有点像两人比马术，观赏性较强，参与者多是擅长骑射的人。康熙《大兴县志》记载：“五月五日，天坛墙下走马为戏。皆有树荫，可醵饮，相望不绝。”那时也有阿哥公子相约走解，《帝京岁时纪胜》的一篇文章里，就曾经这样写道：“午后，家宴毕，仍修射柳故事，于天坛长垣之下，骋骑走解。”

　　查慎行专门写了一篇关于走解的文章，收录在《人海记》，文中强调走解是清代玩法，对走解规则作了说明：“一人执旗引于前，二人驰马继出，呈艺于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腾跷跃捷，人马相得。如此者数百骑，后乃为胡服臂鹰、走犬围猎状终场，俗名曰走解。”

　　天坛走解成为一景，游人多，围观者众。胡会恩有诗云：“菰黍菖华满帝畿，散朝仙侣叩岩扉。齐回玉勒连钱骑，并试香罗叠雪衣。日射朱鱼吹浪泳，花随彩燕扑帘飞。当筵水调歌声缓，身似游云忘夕归。”依据诗中描绘，想象一下十七世纪的北京，脑海中便呈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人马熙熙攘攘，拿折扇着袍服的，穿布衣草鞋的，骑着马坐着轿的，推着独轮推车的，提溜着鸟笼的，打着幡算命的，夹杂着叫卖菖蒲酒、糕粽、糖葫芦的吆喝声，弥漫着老北京味道，文人墨士忙于构想赋诗，透着旧京城韵味。

　　临近端午节，回想起明清时期天坛的诸多端午习俗，深感中华文化之浓厚底蕴。近年来，天坛公园经过不断修葺，愈加欣欣向荣。相信神乐署经过不断完善，会以崭新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

　　（来源：《北京日报》2024年6月4日，第19版；作者：王一川；图片来源：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