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时间:2024-06-12
钱粮胡同东西走向,东口、西口分别与东四北大街、大佛寺东街垂直相交。东口北侧墙壁上,有一块深灰色标牌,上面是英汉对照的胡同简介。钱粮胡同,长536米,宽7米。明朝属仁寿坊,称钱堂胡同,因钱局设于此地而得名。清朝属正白旗,称钱粮胡同,宝泉局南厂设立于此地。民国时,南厂旧址为内城官医院。钱粮胡同19号院,曾是袁世凯囚禁章太炎的地方。
钱粮胡同 摄影:胡铁湘
铸币厂改为官医院
形成于元代的钱粮胡同,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明朝时,这里是钱局所在地,被称作钱堂胡同。
到了清代,朝廷在工部和户部分别设立宝源局和宝泉局,负责钱币铸造及管理。宝源局铸造的钱币主要用于工程款项,而宝泉局铸造的钱币主要用于军饷和官吏薪俸。宝泉局下辖4个铸币工厂,东厂位于东四四条,西厂位于北锣鼓巷千佛寺街,北厂位于北新桥三条,南厂设在钱堂胡同。清朝官吏的薪俸分作两部分,一是钱,二是粮,统称“钱粮”。由于南厂铸造的钱币主要用于发放官吏“钱粮”,钱堂胡同便有了一个新的名称——钱粮胡同。
宝源局铸造的钱币
有趣的是,老北京人说话习惯吞音,“钱粮”的重音在“钱”字上,“粮”字发轻声,听起来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北京人不在乎粮食,相反,他们对粮食情有独钟。有一句老北京口头语——铁杆庄稼,原意为即使遇到天灾人祸,八旗子弟兵也能按时领到军饷。后来,语意演变为旱涝保收。那么,为什么不说“铁杆银钱”呢?因为庄稼(粮食)比银钱更重要,一日三餐,须臾不能离开。在老舍的《茶馆》里,吴祥子用“铁杆庄稼”嘲讽松二爷的铁饭碗不保,也是在强调粮食,而非银钱,因为饭碗与粮食的关系更密切。
清朝末期,宝泉局南厂改建为医院,称作内城官医院,负责京师内城防疫保健和疾病诊治,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公立综合性医院。民国时,实施新式接生方法的北平保婴事务所也在这里创办。内城官医院的创建,缘于张之洞、刘坤向朝廷上报的改革方案。在那个方案中,医疗改革是重点,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建立国家公立医院。光绪皇帝批准这个改革方案后,内城官医院于1905年建成,并于次年开诊。这家医院设有中医部和西医部,中医部监督为唐坚,西医部监督为游敬森。当时,适逢巡警部改革,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后,职能扩大,总管全国民政、警务等事务。在这种背景下,官医院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唐坚受命在宣武门外梁家园开办了外城官医院,内城官医院与外城官医院均由民政部直接管辖。
所谓官医院,就是官府开办的医院,这种医院的显著特征是看病免费。无论门诊患者还是住院患者,一概不收治疗费,住院患者只收饭费。官医院的经费来源为财政资金,按月从巡警厅领取。据史料记载,民国初年,内城官医院与外城官医院每月经费2000元。随着就诊人数增加,经费也大幅增加,到1917年,内城官医院与外城官医院每月经费增加到5000元。当时的京城名医袁鹤侪为内城官医院院长,他曾担任慈禧太后的随侍御医,因医术高超而享有盛誉。上世纪二十年代,位于钱粮胡同的内城官医院撤并到外城官医院。
耆英府邸分为三路
旧京有句俗语,东富西贵。“东富”是说东城仓场多,旧京的13仓中,7仓位于东城。此外,东城金融业发达,旧京的金店、银行大多集中在东城。而“西贵”是说西城的王府、官邸多,为达官贵人聚居地。从地理位置来看,钱粮胡同位于紫禁城东北,与那句旧京俗语的说法契合,而且属于内城黄金地段,显贵聚居顺理成章。在清代,钱粮胡同最显赫的居民是耆(qí)英。
耆英
爱新觉罗·耆英,满洲正蓝旗人,清太祖努尔哈赤同父异母弟弟穆尔哈齐的六世孙,属于清代皇室宗亲。道光至咸丰年间,耆英历任内阁学士、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礼部尚书、户部尚书、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等,可谓显赫一时。但终因宫廷斗争和藐视皇权,被咸丰皇帝赐死。
也许你对耆英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你一定知道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因为那是中学历史课本的重要内容之一。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上签订《南京条约》时,英国的首席代表为璞鼎查,清朝的首席代表就是耆英。《南京条约》的签订,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也开启了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据说,耆英被赐自尽,也与签订这个条约有关。
耆英在钱粮胡同居住时,府邸豪华。前门在钱粮胡同,后墙到了北边的育群胡同,包括东、中、西三路六进四合院,每进院落都有数量不等的东西厢房,四周环以回廊,两旁有侧门通向后院。中路第四进院落为修建于高台上的抱厦房,是府内最高大的建筑,彩绘雕花,宽广敞亮。在同治和光绪两朝担任皇帝老师的晚清名臣翁文恭(翁同龢)有《翁文恭公日记》传世,他在同治十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往钱粮胡同看屋,屋为故相耆府春园亭,甚完整,树石不堪疏秀,上房九楹最好。”翁文恭所说的“上房九楹”即指抱厦房,无论设计规制、坐落位置、建造面积,还是施工质量,抱厦房都是整座府邸最好的。
过去,耆英府邸的门牌为钱粮胡同12号,现在为19号和21号,19号是原来的东院和中院,21号是原来的西院。据说,2012年文物普查时,曾在钱粮胡同19号院院门旁边悬挂“大学士耆英宅”标牌。但我在钱粮胡同游走时,没有找到这块标牌。
咸丰皇帝即位后,耆英渐渐被冷落。后来,朝廷查到他担任两广总督时,有“抑民奉夷,谩许入城,几致不测之变”的劣迹,遂将其革职降级。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耆英被革职降级后,郁郁寡欢,在府邸客厅挂出一副对联——先皇奖励有为有守,今上申斥无才无能。咸丰皇帝闻讯,勃然大怒,赐其自尽。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钱粮胡同19号院和21号院,现为民居。
钱粮胡同19号 摄影:岳强
章太炎被幽禁于此
1914年1月,近代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幽禁于宣南龙泉寺。当年7月,转移到钱粮胡同19号院,成为一位特殊居民。
尽管失去了行动自由,但章太炎在钱粮胡同19号院的生活待遇相当优厚。官方为他雇厨师一人,听差两人,专门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他制定《约仆规则》,要求厨师和听差每日请安,见面垂手鹄立,自称奴仆,并不得擅自拦阻来客。他每月可以领到500大洋的生活津贴,比北京大学教授的工资还高。除此之外,袁世凯还规定,章太炎“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毁物骂人,听其所便”。他每餐四菜一汤,碗、筷、汤勺等餐具都是银质的。
章太炎有个怪癖,只吃面前的两盘菜,其余的一概不动。久而久之,那两个听差就故意把清淡素菜放在他的面前,而把肥美的荤菜放在稍远处。待章太炎用餐结束,他们再大快朵颐。对这种显而易见的作弊行为,章太炎竟浑然不觉,无动于衷。钱玄同得知后,忍俊不禁道,真是个怪人。然后,联系官方,将两个听差革职。
怪人章太炎,人称“章疯子”。在钱粮胡同19号院幽禁时,他曾绝食抗议。马叙伦担心他饿坏身体,苦口婆心地劝他进食,他不予理睬。情急之下,马叙伦说,你若不吃饭,我就不和你谈论理学。当时,章太炎正在研究理学,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听了马叙伦这句话,他立马转变态度,乖乖地开始吃饭。
袁世凯称帝后,章太炎以七尺宣纸写了“速死”两个大字,张贴在居室醒目的地方,以示与袁世凯不共戴天。有一次,他以花生米下酒,一边把花生米掰开,一边大声说:“杀了袁皇帝头也。”他身边的人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据说,袁世凯得知后,苦笑道:“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喝酒时癫狂歌哭,不喝酒时歌哭癫狂,这就是满腹经纶又性情古怪的“章疯子”。有人说他放浪不羁,有人说他豪爽侠义,有人说他是“民国之祢衡”,而他则以“神经病”自诩。
幽禁期间,鲁迅经常到钱粮胡同19号院探望章太炎,仅《鲁迅日记》中记载的就有7次,而且每次都是“傍晚归”“晚归”“夜归”。过年时,鲁迅还到钱粮胡同19号院给章太炎拜年。另外,马叙伦、钱玄同、朱希祖、吴承仕等人也经常去探望章太炎。马叙伦在课余或星期天去探望时,往往与章太炎长谈,并且一起进餐。章太炎的弟子黄侃,索性带着行李住进钱粮胡同19号院。他白天到北大授课,晚上到钱粮胡同陪伴恩师,顺便听他讲文学史。
作为钱粮胡同的特殊居民,章太炎在19号院居住了两年。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章太炎幽禁终结,重获自由。
(来源:《北京晚报》2024年5月28日,第20版;作者:岳强;图片来源: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