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老城故事》 发布时间:2023-11-01
编者按:
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这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沃土,历史积淀深厚,文化遗产丰富,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为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全面梳理北京老城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挖掘和阐释北京老城的历史文化内涵,编写了《北京老城故事》一书。即日起,人文之光网摘选部分文章予以转发,敬请关注!
“五朝都城皇气浓,巍峨云卷华夏风。傲霜笑雪吟古今,辉煌千载化长虹。”北京城能有今天的恢宏气势,与明代的三次扩建有密切关系。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一个叫阮安的人。在修建北京内城城垣的过程中,他既施展出令人称奇的高超技艺,又留下了两袖清风的美名。
大敌压境重建提上日程
明正统元年(1436)夏季的一天,大雨倾盆,电闪雷鸣。雨水冲刷下,北京城东、西、南三面城墙多处被冲垮,不断有大块的黄土和着雨水从墙头滚落,泥水从城墙的顶端往下淌,流到地面,顺着墙根向地势低洼处汇集。历经战火和雨水反复侵蚀的墙体,更加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当时的北京内城城墙,是用夯土版筑而成的。这种城墙一到雨季经常垮塌,明永乐至宣德年间的史料中有多次修理城垣的记载。南、北两面虽是新筑包砖砌墙,但相应的辅助设施,包括瓮城、城楼等建筑都没有。城墙上所开九门也只有城门洞,有的城门连官军值班所用的铺舍也没建。
城墙的主要功能是防范和抵御外敌入侵。堂堂大明朝的都城,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城墙,万一有外敌来犯,后果不堪设想。而恰在此时,北面的草原就有一伙强敌伺机而动。
明朝初年,蒙古部落一分为三,从东到西分别是兀良哈、鞑靼、瓦剌。其中兀良哈内附明朝,鞑靼是明朝建国后主要打击的对象,而瓦剌却趁明朝无暇顾及之机,悄悄积蓄力量。从宣德年间起,瓦剌首领脱欢就逐渐蚕食各部,企图统一蒙古。到明英宗即位时,瓦剌已经发展壮大,以松散的方式建立了一个东达朝鲜、西抵青海的政权。新任首领也先在关外大兵压境,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在这样的形势下,修建北京城垣一事变得格外紧迫起来。
修建北京城垣是一项系统大工程,总负责人必须安排皇帝身边的亲信。正统元年(1436)十月二十九日,皇帝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城垣。工程从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开始。
严格自律善于规划管理
阮安,一名阿留,交趾人,内官监太监。明朝建立之初,安南国陈氏政权日渐式微,内乱不休。永乐四年(1406)三月,明成祖下令派兵远征安南。明军势如破竹,只用了几个月就平定了安南叛乱。此后,因王族陈氏后继无人,安南国被改为交趾郡,重新并入中国版图。
永乐五年(1407),南征大军将领张辅从交趾带回大量战利品,包括一些长相秀美的童子,被送入宫中充作内侍。明成祖对其中的优秀者进行教育培养,这里就有阮安。之后,他又分几批从交趾征召了各种工匠1万多人遣送到南京。后来在北京建筑活动中有交趾人参与,即来源于此。
阮安初入皇宫时,身份尴尬。作为一位初来乍到的俘虏, 又是一名宦官,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行差踏错。经过一段时间后,他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加上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很快就得到了明成祖的赏识。史称“阮安有巧思”,曾奉命规划北京城池宫殿及各官署的营造,经其“目测意营 ”,所提出的规划,都符合规制,工部只需要遵照执行就可以了。
正统年间,明英宗朱祁镇决定加快城池建设,工程负责人的首选原本是工部侍郎蔡信。但按照蔡信的方案,至少要从全国征调18万人参与施工,建设资金及从各地采集的建筑材料也需要庞大的数目。这样不仅将加重政府的经济负担,还将影响大量民众的正常生活。最终,朱祁镇选择了阮安做工程总负责人。阮安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只征用了8万人就完成了这项工程。
在开工之前,阮安首先进行了周密的思考和合理规划,每天兢兢业业,亲自到仓库、工地考察,综合衡量工程缓急的次序,审视材料的大小高下,计算青绿颜料、金箔的数量,所需工匠和劳力应该从哪里征发调集、数量多少,实施周期的长短等事宜,只有全部考虑周全了,才选择吉日动工。
宣德时期徭役繁重,朝廷从民间征召了大批工匠进京,以致经常发生工匠潜逃的事。为了减轻徭役,阮安从在京师训练的兵卒中选取施工的劳力,让其中的1万多人停止操练,给他们每人每月增加米粮一斗、盐一斤,轮班施工。
阮安一生廉洁奉公。据记载,他去世时“囊无十金”,即行李中的银子不足十两。明人叶盛在其《水东日记》中说,阮安将“平生赐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遗一毫”。意思是他将平时得到的赏赐全部交公,一分都不留。对于一个主持过许多重大工程的太监来说,如此廉洁,实为少见。明代200多年京城建设中,贪腐成风,许多人因为贪占被处罚,如嘉靖时期的工部尚书徐杲,因贪污卢沟桥修建工程款上万两白银被发配。从对比中,可以推想阮安的为人。
历经数载建成城防体系
阮安主持的工程从修建城墙开始,主要包括:将城墙内侧用砖包砌;建九门城楼、瓮城和箭楼;城池四角建角楼;城门外各立牌坊一座;护城河上的木桥全部改为石桥,桥下设水闸,河岸用砖石建造驳岸。
为了使用较少的人力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阮安采用了依次营建九门的策略。正统二年(1437)正月,城门修筑工程从西面的平则门(后改阜成门)、西直门开始,几个月后,北面安定门、德胜门兴工。正统三年(1438)正月,朝阳门、东直门开工。六月,开始专为正阳门城楼备料。
民国时期的东直门([美]甘博 摄)
正统四年(1439)四月二十九日,修整城墙的工程宣告完成。之后,又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三殿两宫和祀天之所、观天之器的建造。又过了两年,五军六部、百官庶府的建设也全面竣工。最后仅用三个月时间就建成了庙学。这时,阮安才报告皇帝说大功告成。
整修之后的京城周长22.5公里,基本呈方形,西北缺一角,被附会为女娲补天“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之意。城墙墙体内部为夯土筑成,内侧和外侧均为包砌城砖,通高12~15米,北段和南段厚度大于东、西段厚度,平均底厚19~20米,顶厚16米,上有女墙。内城有城门9座、角楼4座、水门3处、敌台172座及雉堞垛口11038个。城外有宽30~60米的护城河,形成了极其坚固的城防体系。
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不顾大臣们的劝阻,执意御驾亲征,结果失利被俘。蒙古铁骑乘胜追击,几次攻到北京城下都被坚固的城墙阻挡无法前进。阮安主持修建的北京城墙为保全大明江山,起到了关键作用。
阮安主持的改造工程不仅使内城城墙愈加坚固,更改变了整个京城的景象。《春明梦余录》载明代学者杨士奇《都城胜览》云:“正统四年(1439)重作北京城之九门成,崇台杰宇,岿巍弘壮,环城之池,既浚既筑,堤坚水深,澄洁如镜,焕然一新,耆耋聚观,忻悦嗟叹,以为前所未有,盖京都之伟望,万年之盛致也。”与杨士奇并称“三杨”的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带领其他翰林学士“登正阳门之楼而纵览”,赞道:“高山长川之环固,平原广甸之衍迤,泰坛清庙之崇严,宫阙楼观之壮丽,官府居民之鳞次,廛市衢道之棋布,朝觐会同之麇至,车骑往来之坌集。粲然明云霞,滃然含烟雾。”
瑞典学者喜仁龙在他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中赞叹道:“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pì nì]四邻的气派。
(来源:《北京老城故事》,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著,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图片来源:“北京市方志馆”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