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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城纪念柱溯源

来源:《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23-08-24

  北京城是在先秦蓟城故址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先后历秦汉广阳城、三国燕郡治、晋至隋幽州治所、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元大都,及至明清两朝京城。

  东汉时期,北京隶属幽州广阳郡,彼时幽州治所设在蓟城,位置就在今天北京城区西南部的广安门附近。当时这里已是农业高度开发的地区,也是北方草原民族同中原农耕民族经济、文化交往重要通道。

  如今北京西南二环广安门以北护城河西岸的滨河公园内(辽、金时期宫城的中轴线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蓟城纪念柱,是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周年而建,柱上榜文写道:“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大致意思是说,这里乃北京城市发源地,起始于周朝,那时名字唤作蓟。

​蓟城纪念柱

  鲜为人知的是,这座蓟城纪念柱,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秦君神道石柱有异曲同工之处。蓟城纪念柱基本复刻了秦君神道石柱从柱础、柱身到石榜的整体造型和装饰细节,在榜文之上添加了阙顶,以回纹装饰将榜文与阙顶连接在一起。秦君神道石柱包括柱础在内高度为2.5米,蓟城纪念柱高度为10米,等比放大数倍,且别出心裁地将成对的石柱变成了一座独立的纪念柱。

  古朴雄浑的秦君神道石柱石刻建造于东汉元兴元年(105年),1964年出土于北京石景山区老山北坡,距今已有1918年的历史。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周年而立的蓟城纪念柱建于1995年,如今已成为北京建城之始的纪念性标志物。相差1890岁的这组石刻,如同自带时空密码,带领我们感受古都北京之韵。

秦君神道石柱

  1964年6月,在北京市石景山上庄村东老山北坡约100米处,出土了石柱、石阙顶、石柱础等十余件石刻。这些雕刻题材丰富、技法高超,既有人物,又有鸟兽,以及莲瓣纹、直棱纹、菱形纹、三角纹等,反映了东汉时期人们的信仰和生活。这批石刻中,六块有铭文,其中有刻在柱额上的“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11字铭文,字迹清晰,苍劲有力,采用阳刻方式,被书法界鉴为汉代隶书精品。其中“幽州”二字是在北京地区石刻中首次出现。

  秦君神道石柱石刻系北京地区东汉时期墓上建筑的唯一遗存,为北京地区继新石器时期石雕艺术品后发现最早的石刻文物,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东汉时期神道石柱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对。这组文物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史载,厚葬是有汉一代的整体风气,建陵墓、辟神道、设享堂、建祠庙,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石阙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阙是中国古建筑中一种特殊的类型,一般由台基、阙身、屋顶三部分组成。陵墓阙位于陵墓之前,两相对称,中阙为道,是陵墓神道的入口大门。修建墓阙的材料一般以石料为主,往往雕镂工丽。阙上勒题额,或标官氏,或兼标官职姓字,或兼记官氏名字。秦君墓前的表阙就是汉代幽州地区墓阙规制的通行做法。

  “百代皆行秦政法”,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奠基期,也是中国陵墓制度确立时期,秦汉时期汉代厚葬之风是从西汉中期开始盛行的,至东汉时期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愈演愈烈。梁思成先生在《中国雕塑史》一书中,称两汉为“享堂碑阙时代”。西汉早、中期,只在帝王陵墓才能置阙。西汉晚期至东汉,设阙制度规矩开始松懈,无论达官贵人或是一介平民,只要财力允许,皆可置阙,是以阙之设置趋于繁盛,符号作用更加明显。

  据秦君神道中的题记记载,墓主人秦君是东汉和帝时一个主管官府文书的书佐(汉代中央至县级单位都设有书佐,司职文书起草、缮写等文书事)。当时建造这类神道石阙的费用是惊人的,据山东济宁嘉祥县武氏石阙铭记载,“造石阙值钱十五万、作师(狮)子值钱四万”。以此估算,秦君墓前的表阙,费钱至少在二十万。墓主秦君的官职并不高,其后人秦仙,为何要营造这样一座远超过其家族身份地位的墓葬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汉代的选官制度。两汉时期废除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度,“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提倡以孝治天下,孝廉察举成为两汉选拔官员、人才的主要方式。厚葬长辈成为后人立身扬名的一种手段。这也就不难理解:秦书佐的后人秦仙建造规模宏大的陵墓石刻,一方面可能是感念先人,另一方面也有为自己博取名声、仕途铺路之意。秦仙后来到底有没有被举孝廉?他的人生之路是否沿着最初设想发生了改变?这些目前在秦姓书佐的墓圹尚未找到答案,只能留待以后北京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了。

  (来源:《北京日报》2023年8月24日,第11版;作者:闫霞;图片来源:原文配图;原标题:北京建城纪念柱之溯源与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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