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 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国立北平图书馆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新馆是指1931 年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资助下建造的新馆舍，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这是国家图书馆历史上首次拥有独立馆舍，它外中内西的建筑样貌与装饰形式符合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要求。新馆建成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北平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开展，还为北平市文化事业的发展及民众教育的普及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的建造

　　1929年8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中基会主管的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馆名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两馆合组后，中基会正式开始筹建新馆，地点选在北海西侧原清朝御马圈旧址。

　　在两馆还未合组前，中基会就已经在国内外公开征集新馆设计方案。最后选中丹麦人莫律兰（V.Leth-Moller）的方案。这一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的特征，可以与周边的故宫、北海公园等传统建筑融为一体，十分协调。蔡元培亦言：“新馆之建筑，采用欧美最新材料与结构，……而形式则仿吾国宫殿之旧，与北海之环境尤称。” 1931年6月25日新馆落成，北平图书馆真正拥有了独立馆舍，从而结束了四处搬迁、没有固定馆舍的命运，开始稳定下来，并一跃成为当时国内设施最先进的图书馆。新馆建成不久，北平图书馆的珍贵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便入藏此处。

　　早在新馆落成前，北平图书馆致函北平市公安局，希望将新馆门前的养蜂夹道南口改名为“文津街”。1931年5月18日，北平市公安局复函，同意将北平图书馆“新址门前东起金鳌玉蝀[dōng]桥西迤西安门大街一段，向无专名或指称养蜂夹道南口或指称三座门……拟将此段地方定名为文津街”。“文津街”的名称由此而来并沿用至今。

　　时人眼中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

　　新馆建成后，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社会各界都对其关注颇多，赞赏褒扬之言不绝，即使多年之后回忆起新馆，众人也是赞不绝口。

　　时人印象

　　在新馆开幕仪式上，来自各国驻华公使及国内外学术机关代表两千余名，他们都对新馆夸赞不已。北平市市长胡若愚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新馆建成的意义，“考中国藏书事业，已有悠久历史，然以往公私藏书，率皆为私人或公家之保存，而非为民众阅览。今日北平图书馆落成，乃为图书馆事业发一异彩，非常庆幸”。美国人顾临(Roger S. Greene)认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落成，今日举行盛典，实为文化上重要之事实。北平原为中国文化之中心，此后复有如此美善之学术研究工具，北平文化上之进展，当有一日千里之势”。早在新馆奠基之时，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就曾言此建筑“能使我国宫殿式之建筑与新式图书馆相调和，可为我国图书馆建筑上开一新纪元”。新馆建成，果然如其所想。

　　报刊记载

　　当时各大报刊对新馆都有过许多报道。《生活》杂志的记者前往新馆，“记者尚未下车，已经远远地看见这座金碧辉煌的伟大建筑，油绿的屋瓦，映着近午的阳光，闪闪烁烁，令人不禁神往”。可见新馆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地标性。参观结束后，记者发出感慨：“中国历代藏书家本来很多，但非为自己研究之参考，即专以收藏为目的，能够为一般民众着想，给以难得的便利，当以此馆（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第一，其造福于中国文化前途，诚匪浅鲜也。”

　　《华北日报》对新馆亦有报道，“该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非但为北平唯一之图书馆，亦且为中国著名之图书馆，……故该馆每日之阅览者极形踊跃，每日可达千余人，阅览时间，每日为13小时，除可容二百余人之大阅览室外，尚有杂志、新闻、善本、四库、舆图各阅览室，以供阅览”。还有记者夸赞新馆“建筑巍峨，红板金钉的大门辉煌耀眼，据说在北平城里，无论什么建筑都没有它的壮丽”。

　　《经世日报》记者前往北平图书馆，即为新馆的建筑及布置而惊叹：“一道深厚的红墙把外面的车水马龙的喧嚣与图书馆隔成了两个天地……走进馆内，那古色古香的布置装饰，那雕花的窗棂，垂着红色流苏的宫灯，那天花板上画满了绿色的波纹、爬龙和植物的图案，使人感觉到和平敬慕……我进来时砰砰跳着的心，也慢慢地安静了。我想能忙中偷闲来到这里读书的人，有福了。”《北平旅行指南》一书对新馆也有推荐：“其建筑最新颖者为运书机与地砖。运书机可自挟阅书单由前楼至后楼索书，并运书转来，不用人力，……馆之四面，南北西三面为墙，东面邻北海为石栏，故北海全景昭然在目。”

　　时人对北平图书馆的新建筑、新设备及优美的环境十分肯定；新馆也为时人展示了现代图书馆的样貌，即保存图书文献、开展公共阅览、提供学术支持及启迪民智等，从而使现代图书馆的功能与价值更加深入人心。

　　名人回忆

　　袁同礼逝世后，他的家人组织其挚友共同出版《袁同礼传记资料》一书，大家在回忆起他时，都会提到他担任北平图书馆副馆长时建立的新馆，对此赞赏不已。历史学家劳干认为，“北平图书馆建筑起来，在当时北平来说，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设计，……北平图书馆在当时可以说是第一个在北平环境之中（尤其在北海风景区），一个无懈可击的现代建筑”。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对北平图书馆也有很深印象，“这个（国立北平图书馆）是有效率的机关，应用最新的步骤及方法，来处理其珍贵的史料，正是中国学术界现代化的前驱，使我铭刻不忘”。

　　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的建造意义

　　新馆的建设对北平图书馆乃至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使图书馆在中国的发展定位更为明确、各项功能不断健全，并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与示范作用。

　　发展定位更加明确

　　新馆建成后，北平图书馆更加积极地搜购各类文献，接受各界捐赠，同时广泛开展社会教育、学术研究、接受寄存图书与文物等，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尤其在接受捐赠与寄存方面，成果显著。“国立北平图书馆，自新馆成立以来，屡有海内外收藏家寄存珍籍古物之类，自新会梁氏将其家藏书籍碑版寄存该馆之后，闻风继起。每岁有之。”据统计，自1929年至1948年，北平图书馆通过采购、捐赠、寄存、呈缴、调拨等途径补充的馆藏文献年均近35000 册件。新馆为北平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民国时期的公共图书馆更关注平民，定位为平民文化教育机关。北平图书馆开馆之时即定下了藏书向社会公众开放的规则，“无论士农工商学界暨女学界，皆得入览”。这不仅是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的标志，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的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的新篇章。1931年北平图书馆在馆务报告中亦言及，新馆落成，“匪特所藏之书得一善藏之所，而本馆事业亦将继长增高，在教育上文化上莫不负有重大之使命焉”。

　　新馆不仅更有利于文化保存、教育普及，还成为重要的学术阵地，为科学研究服务。蔡元培曾言：“自兹以往，集两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北平北海图书馆）弘富搜罗，鉴各国悠久之经验，逐渐进行，积久弥光，则所以便利学术研究而贡献于文化前途者，庸有既乎。”袁同礼也指出北平图书馆“其志在成为中国文化之宝库，作中外学术之重镇，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以一洗往日艰閟[bì]之风”。时人李文裿编纂的《北平学术机关指南》一书，“国立北平图书馆”赫然在列。

　　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自新馆落成，北平图书馆的各项功能不断健全，服务能力大幅提升，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新馆将原北平图书馆的文献及原北平北海图书馆的文献合为一处保存，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阅览，读者接待量不断提升，“国立北平图书馆自开馆以来，阅览者日有增加，从前每日不过数十人，现在每日恒超过五百人，内专门阅书者约二百人。阅览室原设座位可容162人，因鉴于阅览者之踊跃，为满足读者求知欲便利起见，又添设30余座，仍有不敷应用之咸”。新馆不仅大大便利了学者的研究，也满足了民众的求知欲望。

　　新馆在当时还是北平市的标志性建筑物，具有地标性。“当我们走上北海白塔而俯视终年弥漫着烟雾的北平市的时候，最先就可以看到海西岸那座碧瓦辉煌的中国宫殿式的大建筑物。初到北平的人们很少猜到，那是保藏中外古今各种类图书，著名于世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近靠北海公园，建筑巍峨高大，特别显眼，“出北海公园，过了金鳌玉蝀桥，走不远便可以看见涂着金红色油漆的三座大门，‘国立北平图书馆’那几个金字的牌匾便挂在中间门的上端。是如何的庄严美丽，是如何的令人起敬啊！”选在北海公园旁边也是为了方便读者，读书疲倦了可以去公园转转，逛公园累了，可以来图书馆学习。而靠近北海公园，临近水源，也是出于消防灭火的考虑。这样的选址原则，也影响着后来国家图书馆总馆的规划设计，总馆即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公园的旁边，靠近南长河。

　　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自晚清传入中国，具有更新观念、开化风气的作用，发展到民国时期已是小有规模，其中以国立北平图书馆为代表，尤其是1931年北平图书馆新馆建成后，其重要性与受关注度愈加凸显。不仅时人对其赞赏有加，即使多年之后回忆起新馆时，大家依然充满褒扬。新馆建成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如今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分馆，依然承担着搜集、整理、保存图书资料以供人阅览及开展各项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的职能。它不仅是国家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近代时期国人思想观念转变的体现，更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见证。

　　（来源：“北京市档案馆”微信公众号；作者：赵国香；图片来源：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