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顺应中国革命需要应运而生。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的创始人，从一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就肩负起宣传革命的重要使命。他们以文载道、以文化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极大推动了共产党早期事业的发展。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当历史的车轮走进20世纪20年代，鸦片战争后的80年沉沦间，中华民族受尽屈辱，但仍未找到民族复兴的出路。迷茫、彷徨成为弥漫整个社会的“时代病”。

　　但真正的志士并不会因此停滞，他们提出：“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标志着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发端。不过，新文化运动虽为国人介绍了各种西方思想和学说，却并未指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造方向。

没有社会制度的改造作为基础，仅改造国民性，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这个疑惑被鲁迅在1923年以“娜拉走后怎样”的形式提出

　　正当中国思想界苦苦求索之际，世界局势发生剧烈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让一部分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出路：社会主义。

　　很快，随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始，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介绍

　　以文载道，振臂高呼

　　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1920年2月，遭到北京军阀政府迫害的陈独秀重返上海继续主办《新青年》。出发前，在一辆不起眼的骡车里，他与李大钊秘密会谈。两人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谈起，转而商议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行动。这次谈话的成果是：6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

　　不久，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日、旅法勤工俭学青年中也相继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了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除《新青年》外，上海党组织又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以及面向工人群众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其他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也纷纷利用报刊，如湖北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广东的《群报》等，宣传马克思主义。

北京大学红楼。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在该楼李大钊办公室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理想激励下，“南陈北李”以及李达、李汉俊、瞿秋白、恽代英、毛泽东等一大批有识之士，不约而同拿起“笔杆子”，投身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宣传事业。

　　为什么要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毛泽东 《〈政治周刊〉发刊理由》

　　开启先河，激情澎湃

　　虽历经磨难，但我党早期革命宣传工作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和思想传遍全国，传达出中国共产党救济天下的胸襟和挽救危亡的理想信念。当时，我党的宣传工作呈现如下特点：

　　一、严格遵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要求宣传工作必须遵从党的领导。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二、出版发行强调保密。血雨腥风中与敌斗争并非易事，时刻面临反革命势力的重重迫害。早期党的宣传非常注重运用巧妙的斗争手段，伪装出版成为常用的保密方式。例如，《共产党》月刊不标明编辑、印刷及发行地址，每期只在《新青年》上刊出广告启事和要目，并假称在广州发售。主要作者陈独秀、沈雁冰、李达等发文均采化名，封面也常常变换为《康敏主义周刊》《无政府》《安那其》等。

《共产党》月刊

　　书刊发行也都有秘密渠道。例如《共产党》月刊的发行以多种方式秘密分发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本人就曾在长沙向进步学生秘密散发《共产党》月刊。

　　三、宣传内容贴近群众。考虑到接受能力，党的宣传非常注重群众性，强调语言的家常话、通俗化。像《新青年》专设有“随想录”和“通信栏目”，以精短文字和家常语气，将家国道理娓娓述来，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

　　四、不断扩大宣传影响。这时期，我党在书刊发售方面大胆创新销售方式，以拓宽资金来源。例如，广发全国各地、销量达一万五六千份的《新青年》，不仅通过“植入广告”的方式刊发党内其他书刊销售信息，还时常登载一些有关眼睛或医药类的保健治疗广告。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行量更是最高达到十万份，远销越南、日本、德国、法国，被读者赞为“黑暗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百年风雨、百炼成钢。建党初期的共产党人结合革命斗争实际需要，努力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百折不挠地开展了革命宣传实践，走上了“笔杆子”和“枪杆子”的结合之路，直接领导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也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开拓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实践和阶级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刘江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管理思想研究.苏州大学,2006.

　　[2]杨卫民.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上海大学,2013.

　　[3]汪丽霞.在血雨腥风中成长：建党初期的中共报人群体(1921-1927).南昌大学,2014.

      （来源：“保密观”学习强国号，作者：高健；图片:原文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