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最美四月天。”2014年4月22日，和风旭日，清早我踏进北京第一福利院的大门，去看望黄宗汉先生。按约定，走到黄老所居住的楼下时我给黄老打了个电话。“欢迎！欢迎！”手机中传来黄老爽朗的话语。我乘电梯来到黄老告知的楼层，步入通道时，远远地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我双手一拍，说了声：“不用找房间号了，前面就是。”我知道那是黄老亲自站在房门口迎候，快步走了过去。“见到您真高兴！”问候间我看到黄老满面春风，舒展的笑容里洋溢着如同大自然中的蓬勃之气，不由得在心中赞叹：这哪里看得出是患病10多年的老人！人的精气神，人的意志力胜过一切！

2014年作者在北京第一福利院采访黄宗汉先生。

　　我们在群书的簇拥下落座，我双手捧着一盆微型的富贵竹送给黄老，道一声祝福：“竹报平安岁岁青。”举目望去，桌上已有几盆绿叶植物，只见那绿萝的嫩枝缠绕在一根悬空通向阳台的细绳之上，昂首向前。“我给它牵根绳，让它找太阳。”黄老风趣地说道，笑容里充满着阳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杨善华教授前几天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和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的阮丹青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定宜庄研究员，一直在做黄老口述史的研究。他从黄老那里得知我在2006年就采访过黄老，文章发表在《当代北京研究》上，想把这些文章收进最后的成果。我向黄老汇报了事情的进展——我同意他们的要求，并帮他们和这家杂志社取得联系，杨教授的学生已到编辑部做好了相关事宜。

　　家学渊源，天性率真的“黄大闹”

　　看着悬挂在层层累积厚书的书桌之上的黄家四兄弟三姐妹的巨幅照片，我和黄老聊起了家常。

　　“照片中的7位，‘硕果仅存’的，只有二姐黄燕玉、三姐黄宗英和我姐弟三人啦。我是老小，也83岁了；三姐大我5岁，88岁；二姐今年99岁。”黄老深情地望着神态逼真的照片，打开话匣子娓娓道来。

　　照片中的后排，左起依次是三哥黄宗洛、大哥黄宗江、二哥黄宗淮、黄宗汉；前排是三姐黄宗英、大姐黄锐华、二姐黄燕玉。黄宗汉和大哥长得最像，媒体登照片有时会把哥俩搞错。黄老治学，受二哥影响最大。二哥是四兄弟中最有学问的，北京市委党校的世界史专家。他读马恩全集，不但读中文的，还能读俄文的，还想读德文原版。

　　黄家一门三代出了五个翰林，祖上两代都是做谏官，敢于直言，两袖清风。

　　1931年10月，黄宗汉出生在北京西城区一个不大的四合院里。其家族是浙江省瑞安市的一个书香门第。曾祖父黄体立、曾伯祖黄体方，祖父黄绍第、伯祖黄绍箕，都是翰林，居官做到兵部左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

　　父亲黄述西为第一代留学生，是“洋翰林”，留日学电机，回国后任北京电话局工程师。父亲酷爱京剧，常带子女到戏园子听戏。母亲陈聪是知识女性，上过中学，风琴弹得很好。这些与以后黄家成为文艺之家也不无关系。大哥黄宗江成了戏剧家、散文家，三哥黄宗洛和三姐黄宗英成了著名演员。大姐黄锐华、二姐黄燕玉是父亲的前任妻子所生，前任妻子去世后陈聪续弦。

　　母亲头一个儿子不幸夭折，之后又生下四个儿子，名字是事先依“江、淮、河、汉”顺序起好的。因叔伯中有叫“河”的，故又改为“洛”。按照老令儿，女儿是不能入族谱的；但父亲最喜欢这个小女儿，于是起名以“宗”字排序，意在“可入族谱”。

　　黄宗汉3岁时父亲病逝，黄家孤儿寡母就投奔了在天津工作的大姐，住进了租界。黄宗汉自小天性聪顽，在地窄人多的租界里感到十分憋闷，每天只能从一个为采光用的，几米见方的天井中观望天空，很不是滋味。于是，他别出心裁，一放学就登上自家屋顶，放眼看四周广阔的天地，还斗胆和一拨儿孩子在屋顶上练开了“金鸡独立”。母亲见状大惊，连连喊他们下来，嗓音都岔了声，叹道:“这个老疙瘩，简直成了‘黄大闹’。”后来二姐自告奋勇把他领走调教。

　　黄宗汉跟着二姐来到了济南的齐鲁大学。二姐在这所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受西方管理方式的影响，也由着他踢足球、打羽毛球自由折腾。

　　一天，9岁的黄宗汉看见一个外国孩子在校园里骑自行车，感到新奇好玩，就开口借了过来。他一迈腿就骑了上去，还不知道怎么下来，自行车就从一个很陡的坡上冲了下去。他也不会刹车，顺势就冲进用铁丝围着的矮树丛里，弄得满身是伤。回到住所，二姐不但没批评他，还鼓掌说：“真勇敢！一次就学会了骑自行车。”

　　1942年，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返回故里。黄宗汉和三哥黄宗洛，在当地唯一的百年老学堂瑞安中学就读。1943年的一天，侵华日军轰炸瑞安县城，黄家逃到乡下，第二天就听说他们所居住的小沙堤胡同被炸平。后来回家一看，祖传的那座门楣上刻有“荣禄第”的老宅，成了一片废墟。自此，黄宗汉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埋下了对日本军国主义仇恨的种子。

　　1946年，黄宗汉来北京求学，考上通县潞河中学。受家学熏陶，顾炎武的名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打小就印入黄宗汉的心田。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游行行列。追求进步的他，16岁就成了共产党的一名地下党员。

　　1949年1月底，他迎来了北京的和平解放，参加接管工作到组织部报到。接受分配，他来到宣武区宣传部，这一干就是8年。

　　1956年，黄宗汉与调入北京做护士工作的上海姑娘谈鑫娣相爱、结婚，建立幸福家庭。

　　后来，他被发配到北京的山村密云县番字牌乡，接受劳动锻炼。这里，离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要走上五六里地，蹚24道河。冬天吃派饭，只能是豆皮子、干菜加一点棒子面糊成的粥。在穷乡僻壤他艰苦锻炼了4年。

　　勇为天下先的“黄大炮”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吹开了云雾，黄宗汉有了用武之地。“闯”字当头的他，这回自荐到基层去，于是当上了东风电视机厂的厂长。

　　过来人都知道，那时的电视机可是紧俏商品，曾是凭票供应。谁要是抓阄抓到一张电视机票，全家人都高兴。人们没有忘记，那时节占领市场的是进口电视机，而全国的电视机厂都亏损。敢闯的黄宗汉就是要接受这个挑战！

　　47岁的黄宗汉“勇为天下先”，大胆地第一个引进日本三洋电视机装配线，搞起了“中外合作”。此举令电视机厂当年就摘掉了连续8年“亏损大户”的帽子，扭亏为盈。“咱们不拿国家补贴，要争当百万富翁！”动员大会上他的誓言说到做到，1980年企业赚了800万元。“开足马力，咱们要当千万富翁！”黄宗汉在大会上的动员令，又响当当落地有声，1981年工厂果真赚了2200万元。

　　刚起步的改革开放的航船，绝非一帆风顺。正当局面大好之时，不料却后院“起火”，厂里私心作怪之人给他贴大字报，说他是“黄大炮”。于是，一纸莫须有的告状信，令黄宗汉被调离工厂，接受检査。虽然后来是非澄清，平了反，还异地提升了职务；但令人痛心的是经过这一番折腾，人心涣散，技术骨干流失，工厂元气大伤，不久与北京电视机厂合并。

      （未完待续）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中华文化传承者》；作者：石梅；图片：原文配图；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