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立鹏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画院官网

　　半个多世纪前，“李闻事件”震惊国人，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以身殉志。少年闻立鹏，含悲北上解放区，一盒水彩决定他一生走美术之路

　　1997年的一个秋日，在京西美丽的西山林场，当我在闻立鹏先生的画室中见到他时，半个多世纪前有关其父闻一多的历史风云，一股脑儿奔来眼底，在我心中激荡。

　　当我问及闻立鹏，父亲留给他印象最深之事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是父亲遇害之事。”

　　这是必然的，因为这段刀砍斧剁的历史，深深地凿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之山上，更何况是闻一多先生的后人。

　　令闻立鹏遗恨终生的是，父亲遇害时他不在身边，而且是在正殷切盼望与父亲团聚之时。这一件刻骨铭心之事，如警世的洪钟震彻了他的灵魂，使其终生不渝地高擎着父亲用生命铸造的中华魂魄的“红烛”，烛照着自己追求真理的道路。

　　20世纪40年代，正是民主与独裁碰撞得火花四溅的年代。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特务暗杀活动猖獗。很多人善意地劝告闻一多：少出门参与政事，反动派枪口对着的下一个就是先生。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在昆明学界威望甚高，带头投入民主运动，在集会中，他朗诵田间、艾青等共产党人的诗句……早已引起反动派的注意。然，先生一如既往。

　　1946年3月17日，昆明学生联合为“一二·一”惨案四烈士举行浩大的出殡仪式。在长达8小时的游行中，闻一多与吴晗等教授，始终走在队伍的前列。

　　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几天之后，在7月15日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闻一多先生曰：“李先生为民主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于是，昂然地出现在会场，大踏步上了讲台，在反动派枪口的淫威下，发表了名垂干古的《最后一次讲演》。先生大声疾呼：“我们随时就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先生从追悼会场出来，回到了家。因感冒午饭后小憩片刻，又去参加“李公朴遇害记者招待会”。会后，由长子闻立鹤陪同回家，走到自家大院门口处，突遭特务无声手枪枪击，击中头部。先生捂头倒地，继而，又被冲锋枪扫射。闻立鹤立即奋力扑向父亲身上护卫，也身中多枪。二人之血，染红了门前的泥土。

　　家人闻声冲出，见状大惊，急忙将二人抬至医院。先生身亡，立鹤垂危，夫人高真昏厥于地。

　　李、闻二烈士遇难，使民主的怒火烧红了昆明。在群情激愤的追悼会上，只有14岁的长女闻名，孤零零地代表家属站在闻一多的遗像前，更使追悼会气氛浓烈。

　　此时，次子闻立離、三子闻立鹏，已北上先行到重庆。那时，正是抗战胜利之时，先生刚刚剃去立志“不胜利，不剃须”的胡须，昆明很多的文化人，纷纷返回北平。由于机票紧张，先生拟将家人分批送回北平。先送回的是闻立雕、闻立鹏，但二子尚幼，先生放心不下。为了安全，把购飞机票的钱都缝在衣服里。因钱都是小票，几乎缝满了衣服。临行，先生还是不放心，又把一瓶友人送给他增加营养的维生素放在闻立雕的衣袋里，送小哥俩出了大门。两个从未单独出过远门的孩子走出了家门，闻立鹏再回头看时，只见父亲那蓬乱的头发下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万万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兄弟俩到了重庆，等待转乘飞往北平的飞机。此间，还得到父亲的一封叮嘱信。信中说：“你们孤独地留在重庆，便不是办法”，“钱如不够可向许先生暂借”，“相信你们，能照顾自己”，“大妹小妹都天天吵着要早来，其实，我也有愿意早来的心事”。万万没想到，这竟成了父亲的遗书。

　　“大妹小妹吵着要早来”的时候，却捧到了父兄血染的泥土。闻立雕、闻立鹏盼着父亲早来之时，盼到的却是这个噩耗。闻讯，二人如五雷轰顶，在重庆的追悼会上，闻立鹏代表家属致辞。简短的即席发言，把会场上悲怆愤怒的情绪推向高潮。尔后，在北平举行的闻一多遇害周年纪念会上，他还挥泪高声朗诵父亲生前喜爱的田间的诗句，即是宣誓不改父志。从此，闻立鹏踏着父亲用人格铺就的崎岖之途，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之后，在党的关怀下，闻立鹏含悲北上，赴晋冀鲁豫解放区。为避开反动派的注意，与十几个孩子一起，取道天津，乘坐着马车，“轱辘辘”“轱辘辘”地向西进发。路上，过封锁线必须轻装，他只好把行李里的很多东西都扔了，只有一盒“马头”牌的水彩画颜料舍不得丟掉。这是去解放区之前妈妈特意给他买的，妈妈知道他从小喜欢画画。终于，他们来到了邢台，这里有他父亲的好友、北方大学校长张光年。张光年看他带着水彩颜料，就说，你去学画画吧。于是，他走上了美术之路。1947年，闻立鹏入北方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学习。

　　和父亲一块儿过中秋节，边吃月饼，边听《春江花月夜》的诗朗诵。二哥惹大祸，父亲只是说了一句“一知半解，是最危险的”

　　笔者询问闻立鹏对父亲的印象，他说，那时的印象隐约，父亲遇害后，才更深刻地认识了他。

　　父亲给他的印象是慈爱、宽宏、简朴、聪慧、博学。

　　1937年七七事变，全家撤离北平时，以为不久就会回来，所以简装而行，没带多少东西。结果，从此以后，全家生活就陷入了窘境。父亲为了节约钱，也为了考察，步行从长沙经黔入滇，全程3000里，行期60天。父亲还画了很多速写，至今还保存着36幅。

　　到昆明后，父亲在西南联大任教授。1941年，为躲避空袭，一家住在昆明市郊大普寺镇，曾与华罗庚教授一家共13口于危难之间在三间小农舍中隔帘而居。家中生活依然窘迫，很难吃到肉，偶尔有豆腐，孩子们就欢喜不已，父亲称之为“白肉”。有时，孩子们捉蚂蚱烧着吃。一家人住在离昆明20多里的乡下，闻立鹏和大妹考上了西南联大附中，学校里总是吃红糙米饭，就加盐的辣椒。每星期父亲在接他们回家的路上，总是带他们到街上吃一碗牛肉面，以补充营养。他记得非常清楚，每次父亲从不肯吃，只是双手拄着拐杖，坐在那里看着他们。

　　1943年，全家迁居东郊龙泉镇司家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与冯友兰、陈梦家、余冠英等诸多学者同住一幢农舍，交往频繁，文化学术氛围很浓。父亲倡导“诗化生活”，要孩子们背诵唐诗，游览名胜，踏雪寻梅。那时的精神生活还是很丰富的。过中秋节时，尽管父亲只带回来两块月饼，还是招呼孩子们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还给他们朗诵《春江花月夜》。

　　直到家中快要断炊时，父亲才不得已挂牌治印。父亲治印相当有造诣，加之他的学识，所以刻出的印章别有风韵，远近闻名。当时，一个大学教授挂牌治印，总不好意思。但是有十几个社会名人，诸如冯友兰、朱自清、沈从文等亲自为父亲立牌介绍，制定润格。父亲对这清寒的生活很乐观，他在给华罗庚刻的一方印章边款中写道：

　　“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磅，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父亲重拾篆刻艺术，引发了小立鹏对美术的浓厚兴趣。他常常站在旁边看父亲刻章，不懂为什么要用刀把刻好的印章边沿敲坏。父亲耐心地告诉他，这是一种追求自然的技法。

　　父亲偶尔兴趣来时，也顺手找来一张香烟广告纸，在反面画张小画。他第一次看到父亲画画时，感到非常惊讶，非常喜欢父亲随手所作的小画。

      （未完待续）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中华文化传承者》；作者：石梅；图片来源：中国国家画院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