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0年闯荡，中国人有了自己的交响乐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眼界已经开阔，人生主旨已经确立，这时的李德伦坚定地走入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经历最丰富的10年的人生。

　　在上海他有几个人生之幸：

　　其一，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他幸运地得到了国际级音乐大师的指导。那是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剧院的首席大提琴手杜克生。他是犹太人，是受重金礼聘的名教授，后受纳粹的迫害流亡到中国上海，据说，当时就是亲赴欧洲，到巴黎、到柏林留学，也很难求索到这样级别的大师。而今大师却不请自至，真有点“踏破铁鞋”之感。而李德伦又正学习大提琴，天赐良机。恰如落发到五台山，学拳上少林，得名人传授，技艺自然突飞猛进。

　　1942年由他发起并组织了一支中国青年管弦乐队。此举不但显露了他的音乐天才，也显现了他的组织才能。此前，上海已经有了一支管弦乐队，但那是由外国人组织的，虽说那支乐队集中了众多一流的音乐家，但那毕竟是洋人的乐队，而中国青年乐队是中国人自己的乐队，即使实力不能与之颉颃[xié háng]，但也显示中国人民族自立的气魄和能力。可是，很快日本人发现了这支乐队，用各种手段要插手它，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立意识，使李德伦和他的队友坚决地反对为日本人演奏。他们假称乐队已经解散了，实际上是转入地下。这支乐队坚持着，一直到日本投降。

　　其二，幸运的是李德伦加入了苦干剧团。李德伦是官宦家庭出身，是地道的公子哥儿。可是到了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时，家道已经凋敝，无钱供他上学，迫使他不得不经济自立。好在他现在已经有了自立的能力和条件。当时上海有一个上海艺术剧团，上演话剧，后来取名为“苦干剧团”。听名字就知道这剧团的经济情况和奋斗精神了。剧团需要配乐，就由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师生帮助组成了一支乐队，这样李德伦就结识了许多朋友，如黄佐临等。李德伦到剧团拉大提琴。事有凑巧，1943年苦干剧团到北平演出，配乐指挥因有事离开，就把指挥棒交给了李德伦。这是李德伦第一次正式登上指挥台，从此他就走上了指挥之路。

　　其三，幸运的是他丟失了自传。丢失了自传怎么是幸运的呢？李德伦在上海，因为时局瞬息万变，与党失去了联系。他一边用音乐为革命自觉地工作，一边坚持不懈地寻找党。其实党一直在关注着他。地下党员瞿希贤找到了他，谈了组织问题，让他写一份自传。没想到写好自传之后李德伦不慎给弄丢了。这样一来他不能在上海待下去了。瞿希贤拿出了一些钱让他去香港，李德伦说要去延安。很快，欧阳山尊告知他，周恩来同意他去延安，因为那里刚组建了一支乐队，正需要他。

　　他终于可以去梦寐以求的地方了，这可真是因祸得福，实际上，去延安最终不是因为他丟失了自传，而是由于他对革命不懈的追求。能用音乐为革命服务是他人生最大的快乐，面向未来雄壮的交响乐的轰响，他展翅飞上了北去的碧云天。

　　延水河清，宝塔山高，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乐伴奏着革命前进

　　李德伦真是飞到延安的。他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带着作家欧阳予倩捐赠的乐器和自己的乐器，乘坐美国调处执行部的飞机，飞向延安宝塔山上那辽阔的天空。在空中他望着这一片向往已久的热土，他想这将是一片乐海的汪洋，他的生命将融入其中。他所组建的将是真正意义的中国人自己的乐队，这支乐队真正是植根在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上的常青大树。当他踏上这块土地时，心情非常兴奋。他的第一个感觉是舒畅，他真想放声歌唱。

　　尔后李德伦的未婚妻李珏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也从上海来到延安。李珏是李德伦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读书的同学，专攻小提琴，背着家庭投奔到解放区。她一边参加土改，一边参加民乐、西乐、歌剧、京剧等演出。1947年在西柏坡，他们结为伉俪，这是后话。

　　到延安，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刚刚组建的乐队里教乐器。只有他一个教员。面前的几十个学员大多数没有摸过乐器，有的连见都没见过。连同他自己生活困难，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宽阔而崎岖的道路。但是，李德伦在这交响乐的混沌之处，要雕凿出巨大而清晰的音符。他好像传说中的万佛石窟的石匠，为了让这原始的石崖浮现出万座音乐的佛身，叮叮当当地每天锤击着……

　　随着他的努力，歌剧《蓝花花》演出了，小戏《前线》《送军粮》《兄妹开荒》演出了，歌舞《胜利花鼓》演出了……听着这直接为革命服务的音乐作品，李德伦高兴得身轻如燕。

　　他们随部队行军演出，白天行军，晚上演出。李德伦乐此不疲。他们还搞过军乐合奏《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八路军进行曲》。这些凝结着革命之魂的乐曲，在军乐声中尤显得高亢雄壮，任何革命者听了都会在这雄浑的乐声中前赴后继。当然，李德伦没有忘记交响乐的传统节目，他们排演了莫扎特的《小夜曲》等。

　　终于，部队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伴奏下，踏上了进入北平的胜利之路。当时李德伦正带着乐团在石家庄演出歌剧《赤叶河》，突然接到命令，急行军立即接管北平。

　　他们日夜兼程，到达保定。彭真迎接了他们，问：“累不累，没睡好觉吧？”大家如实回答：“没睡好觉。”彭真笑着说：“以后还就没有觉睡了，出发。”接着又日夜兼程到良乡，从卢沟桥下通过，经过西山八大处，那里的风景依然。啊，李德伦又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北平，又看到他少年时经常玩耍的场所了。而今，已经是天地大不同了，他是一步一声雷的革命乐队的指挥者。这真是：“鞭敲金镣响，高唱凯歌还。”

　　他们进驻了清华大学，和那里的学生同台演出。李德伦看到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着西服、系领带、戴眼镜，忽然觉得这不就是从前的自己吗？真有恍如隔世之感。而今自己带领着的人一个个脏帽子、破军装。虽然如此，李德伦却觉得今日的他，比恍如隔世的从前的他，有不可比拟的充实。他们用充实的活力，为清华大学学生演奏了乐曲。

　　那些莘莘学子吃惊了，他们万没有想到，这些帽子脏得可以当抹布的人，会把西洋乐曲演奏得如此动听，比他们演奏得还好，一个个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就有学生主动要求参加革命队伍，其中就有后来的著名演员英若诚、茅沅。

　　李德伦终于回到了自己生活多年的故乡，回到了母亲的身旁。在文艺大军入城仪式上他坐在第一辆车上，引导着路线，和欢呼的人群一起欢呼。有个饭店的伙计，忽然发现了他。“这不是从前经常到咱饭店来的小少爷吗？“伙计高兴地蹦啊、跳啊。

　　是的，昔日的小少爷，而今已经是在革命磐石上磨炼出来的坚定的革命音乐家了。

　　80岁将至的李德伦说，为曲高和众而奔走半个世纪，至今始发现仍在起跑线上

　　进城后，1952年成立了中央歌剧舞剧院，而后李德伦指挥的乐队独立成了中央乐团。此后的40多年中，他曾到苏联留学，专门进修指挥，回国后又专任指挥。他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把中国的这支乐队指挥成世界一流的交响乐队。

　　但是社会总是按照“抑扬顿挫”的旋律发展着。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使他不能专心地发展这个乐团，甚至还要为这个乐团的生存而费心思。

　　但是抑扬顿挫毕竟是规律，“抑”后面就是“扬”。到1977年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的时候，经过不懈的努力，在中国沉寂了十几年的正规交响乐，终于又震响起来了。这一震响如同昭示世人：中国的交响乐没有夭折，仍有顽强的生命力。

　　1978年，李德伦又在一万多名听众面前指挥了《新世界交响曲》。中国观众在十几年中只听到单调的样板戏，现在听到了这么雄壮的声音，如听仙乐一般振奋。

　　但是这种“振奋”太没有基础了。1980年，李德伦在病了一年后，又指挥了一场法国交响音乐会。这回，他没再听到那种热烈的掌声，而且来者寥寥，音乐厅里只坐了一半听众。他还发现，乐团一年里只排演了4首曲目，比起国外正常乐队一年要排30首曲目来，真是少得可怜。没有群众基础的艺术就会走向消亡，李德伦心急如焚。

　　“阳春一曲和皆难”，以音乐为生命的李德伦却老而弥坚，就是要“曲高和众”。他清醒地知道，交响乐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是一片荒野。于是，这位已经60多岁的音乐老人下决心为普及交响乐而努力。

　　首先，他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每周一次的讲座。同时他还深入矿山、机关、学校、军队……举办讲座。讲座不论人多人少，只要有人听，他就去讲。有一次，有人请他去讲，他去了一看才20多人，可他依旧欣然地讲了2个多小时。20多人虽然不多，但那是交响乐的火种，他的目的就是传播火种。

　　他每年要讲50次之多。他去过的地方有上海、天津、南京、西安、成都、广州、武汉、桂林、沈阳、唐山、保定、太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还帮助山东、内蒙古等地组建了十几支交响乐团。

　　讲座的开篇，他有声有色地讲解音乐和培养道德情操的关系；人们把他深入浅出又风趣的讲座称为“李氏单口相声”。

　　采访之时，李德伦已经是年近80岁的老人，音乐界人士亲切地称呼他为“李大爷”。而今，中国交响乐的山峰和世界比较，虽然说还没有那么高大，但是也已经山壑纵横。李德伦这座山峰，在万山丛中更显得挺拔。

李德伦  图片源自国家大剧院官网

　　李德伦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之后感慨地说人活着就应该像个人的样子，人应该有志气，有所追求向往，要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对得起人类，对得起这个世界。

　　“音乐是语言的尽头，音乐欣赏是作曲者、演奏者、听众三者共同创造的。”

　　“人生短促，艺术永久。”

　　丁聪给他画了一幅漫画，他题字说：“自幼人称木猴，以其猴模作相，而时常发木。既长，人称马大哈，以其马马虎虎也；为曲高和众而奔走半个世纪，至今始发现仍在起跑线上。”

　　采访时已是白发染鬓的李德伦，还是在跃跃欲试。他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交响乐。”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中华文化传承者》；作者：石梅；图片来源：国家大剧院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