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被尊为中西合璧译坛双泰斗，他们一起在翻译的“圣山”上跋涉了半个多世纪。当人们问其初衷是什么时，杨老回答说：“出发点很简单，就是希望把所有好的中国文学作品都介绍到国外去。”

　　1993年的一个夏日，我慕名造访杨宅。先生住在甘家口一座旧楼中，原本被称为“专家楼”，但随时代的变迁，也显得“落伍”许多了。

作者在杨宪益先生家中采访

　　室内陈设简单，沙发、落地灯、电视、双卡录音机，皆样式平常，看来主人并不追“新潮”，只图实用方便。唯有满柜的书籍和多幅名人赠送的字画，正叙说着主人精神的富有和儒雅的交游；一束淡雅的鲜花，显示着主人内心的文静平和与热爱生活的情感。

　　在这个“富有”和儒雅的书斋中，我开始了与这对志同道合的老夫妻的谈话。

　　译著五十秋，淡泊居小楼

　　据说戴女士对初访者，常是静态，不苟言笑。许是缘分吧，今日却引出了她的许多回忆和话题。

　　戴（问怎么称呼她，她说：乃迭）那年74岁，但看上去要年轻得多。从那端正的五官、高挑的身材，能推断出她年轻时优美动人的风韵。

　　我们的启题之话是去大海边避暑，戴谈兴很高，讲起浩瀚的海水、和缓的沙滩，她睁大闪亮的双眼说：“我想泡在海里。”

　　我问：“在英国常去海里游泳吗？”

　　她说：“水很凉，得度假时去西班牙游。”

　　然后，话锋一转，她竟像个孩子似的用手指着一旁微笑的杨老：

　　“可他不喜欢海，他不会游泳，连骑自行车都不会，都是他家里人给惯坏的。”

　　我赶紧扣住话题，问杨老家人的情况：

　　“您兄弟几个？”

　　“独子，而且是父亲50岁时才晚年得子。”杨老不紧不慢地回答。

　　猛不丁儿地，戴突然插了一句：

　　“你父亲是你给害死的。”话语爽直不拐弯。

　　我知道话里有话，试问怎么回事。大概经沧桑离乱之人，情绪不易激动，杨老平静地解释这个问题。

　　原来，杨宪益1915年出生于天津，任银行行长的父亲杨毓璋50岁得子，自然视若掌上明珠。不料孩子偏偏体质虚弱，常常生病，白喉、伤寒全都得过。4岁时又害了一场大病，以至于病危。老父一急之下，竟与世长辞，年仅54岁。孩子倒挺住了，活了过来。年幼的孩子自然不会害死父亲，是父亲的舐犊之情使自己丢掉了性命。

　　杨宪益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朝翰林。1934年杨宪益中学毕业后赴英国留学，读书期间与英国女大学生戴乃迭相识。当时杨任中国学生会主席，戴任秘书，二人常一起学习、听课，自然是天长地久之情了。

　　“谁先表示的爱慕之情呢？“征得他们的同意，我提出这个问题。

　　杨老一笑：“你问她。”

　　戴还一笑：“我想可能是他。”

　　“那时戴一定是个迷人的漂亮姑娘！“我面向杨老。

　　“那当然啦！”杨老言短情长，面带得意的微笑。

　　他们俩于1940年一道回中国，1941年结婚，算来至今风雨春秋已有50多年濡沫之情了，正可谓“人生能得一知己足矣”。

　　戴的一双大眼睛很有神采。她1919年出生，小杨老4岁，也许是出生在中国的缘故，心中留下许多儿时对中国美好的回忆，她不顾母亲的极力反对，终于又嫁给了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人。

　　1913年戴的父亲来中国，先做传教士，后在燕京大学教经济学。戴出生在协和医院，7岁时随母亲回英国读书。古老中国热闹的街景、有趣的民俗和风味小吃，在她的人生底片上留下潜影。后入牛津大学。始习法文，觉得无趣，改学中文，共同的志趣成就了一对年轻人的异国姻缘。天地间的一个巧合：一个由大不列颠培养出来的汉学家，与一个经汉学儒教训导而成的英文学者结为伉俪，也从此奠定了他们未来成为翻译家的基础。

　　一份《抗日时报》将他们召回魂牵梦绕的故园故土。夫妻双双回国后，先在成都、重庆教书，后于金陵大学等处执教。由于二人都酷爱中国文学，于是教学之余，他们把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译成英文。夫妻合作的时候比较多，先由杨译成初稿，戴再以英国人的眼光修改英文稿，二人合力，比翼齐飞。英文译稿不断在国外出版，更加激发了他们的热情，于是走上了翻译的专业道路，而这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

　　谈起追求，杨老说：

　　“想把中国文学作品中所有好的都翻译出来，系统介绍。”

　　“年轻时，一天能翻译十几个钟头，除了吃饭都‘掉’进去了。”

　　谈及文学翻译也是创造性的劳动，戴说：“翻译起来，‘掉’到作品中，很有乐趣。”

　　翻译文学作品，二老有自己的准则：

　　杨老言：“忠实原著。”

　　戴曰：“还是那个老话：信、达、雅。”

　　50多年，日月如梭，他们的笔下溢出百万、千万字的译著。这一对沟通中西文化的民间使者，一直为传播人类的文明铺架“智慧之桥”。坚韧、专注，方促成他们中国文学翻译界的泰斗地位。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竟有二三百部译著出版，包括古文学，如《诗经》《楚辞》《史记》《唐宋诗词》《唐代传奇》《资治通鉴》《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现代文学，如鲁迅、巴金、沈从文、丁玲、赵树理、王蒙、张洁、谌容等作家的作品，无不涉猎，像一面大旗，猎猎迎风,向世界展示着中华大地的璀璨文化。而且，还把外国名著译成中文，供国人欣赏。英国汉学学会、意大利但丁学会、香港翻译学会等，都授予杨老荣誉会员与院士称号。

　　谈起当年的回归，杨老无不感慨地说：“中国人走到哪里，还是要回来的。”这含义深远的语言，大概是需要细细品味，方可知其真谛吧！

　　“酒仙”天地阔，常与友人游

　　二老的生活并不寂寞，戴虽远离她的英国家族定居中国，但她的姐姐和3个兄弟全都多次来中国看望过她。老夫妻有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北京。他们有两个外孙女、一个外孙子。提起最小的外孙子，杨老拿出了大本的影集，把小外孙调皮的样子指给我看，此时戴笑得眯起双眼。孩子们回来团聚，自然给老人带来无限欢乐。

　　戴闲暇时乐于看英文长篇小说，古典的、现代的都喜欢看，她诙谐地戏曰：“我的英文退休了，要经常看。”

　　而有“酒仙”雅号的杨老，则与酒的缘分很深。古来文人多嗜酒，李白“斗酒诗百篇”，白居易也要“能饮一杯无”，陶渊明常“有酒斟酌之”，大概酒真与文思有关。杨老喜喝白酒，每晚必不可少。

　　“能喝多少？”

　　“有朋友时要喝半斤。”

　　“自己喝呢？”

　　“4两、6两吧。”

　　杨老说得我们全都笑了。

　　说到酒，杨老兴头很高，他起身进里间，拎了瓶“双沟大曲”走了出来，拿起大号玻璃杯，一倒就是小半杯，像喝茶一样地品味起来了。为减少麻烦，他素日喝酒也不需酒菜，这也成了中西融合的中国酒西式喝法了。边说边喝，喝光了，起身再倒。

　　戴不喝白酒，也嫌葡萄酒不过瘾，她喝威士忌。杨老说她酒量不大，也就三四两。不过我想，这也算可以的了。

　　正说着，戴老也起身进屋，举着一大瓶“金奖白兰地”回来，朝一个稍小一号的玻璃茶杯倒了一满杯。杨老关心地说：“不行，不行，太多了哟！”说着，把这满杯的一半倒进另一只杯子，“加点水吧”，杨老建议。于是，水加酒一满杯。戴并不言语，她喝得很快，喝光了顺手就又把另一半杯兑了水再喝。

　　这真应了一句话——“酒逢知己干杯少”了。

　　说起和朋友喝酒，杨老说有的会喝，有的不会喝。杨老身为泰斗，自然好友如云，老舍、茅盾、郭沫若等交往很深。现在，丁聪、黄宗江、吴祖光、黄苗子等也来聚会；张洁、谌容等一小辈作家也常来做客。

　　“对了，咱们那个土包子朋友好些时候不来了。”戴的插话总是很风趣。

　　这“土包子朋友”指的是《芙蓉镇》的作者古华。得此名是因为他原是湖南的林业工人，来访时穿一身干部服，一副农村干部的神情。“土包子朋友”那时是来邀请杨、戴二老去湘西参观电影《芙蓉镇》的拍摄。

　　戴说，谢晋导演导得好，刘晓庆戏也演得好。不过，杨老的话题自然也多少得沾点“酒”味，他补充一句：“湘西很美，我还让地方干部给灌醉了一回，可是第二天，没事儿。”

　　古华去了加拿大，自然已经“现代化”了，这是后话。

　　吴祖光手书的对联，挂在了室内很引人注意的地方：

　　“毕竟百年都是梦，何如一醉便成仙。”

　　这下联写得好，仙者长生不老者也。无论喝酒与文章有无关系，只要在酒中成仙，泰斗长辉，那么好的文章也一定会泉喷瀑下，汪洋恣肆地长流不断。

　　1998年，应《婚姻与家庭》编辑之邀，我又来到杨、戴二老的家中采访。那时他们住在西郊友谊宾馆颐园，和他们的小女儿相邻的一个专家公寓（他们在百万庄一带生活了将近40年）。

　　挂满了五光十色礼品的圣诞树，给译坛泰斗杨宪益中西合璧的家里增添了一片温馨。一身儒雅之风的杨老，安详地向我叙说着往事；而他的妻子戴乃迭，则静静地坐在一旁，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深情地凝望着他。

　　这位在中国已度过了58个春秋的戴老（她时年79岁），还是妙龄女郎时，便离开英国，随丈夫一起远涉重洋而来。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已成了文学译坛“圣山”上攀登不息的杰出翻译家。他们打开了中国文学这个“阿里巴巴”宝库，使得宝库里珠光闪烁的奇珍异宝，坐上“魔毯”，飞越五大洲四大洋，让世界共赏。

　　国外的许多朋友就是从他们的译著中了解了中国，有的甚至是沿其译著之路，走上了汉学之路。

　　英国伦敦大学把他们的译著，如司马迁的《史记》、唐代的传奇小说、洪昇的《长生殿》、明代的平话小说，以及《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都当作中文系必修的教材。

　　荷兰著名的莱顿大学，有半壁书架挤满了他们的译著，其收集之博，比他们自己记忆的还要多。

　　澳大利亚堪培拉国际大学，也收藏了一大书架他们的译著。

　　香港大学，更为他们的译著单设了特别的书架。

      （未完待续）

      （来源：北京社科普及读物《中华文化传承者》；作者：石梅；图片：原文配图）